自由之旅

   清晨，后花园里野兔打架的声音把我吵醒。我抱着手提电脑，穿过一片枫叶林，来到宝石般湛蓝的湖边。把昨夜落满长椅的紫红的枫叶拨到一边，静静坐下来，闻着阳光在青草上蒸发上的味道，打开电脑敲着我的文章。
  这是纽约皇后区的冬天。虽然刚下过雪，冷得让我一天到晚瑟瑟发抖，但我心里却如这个清晨般明媚。经过几天舟车劳累的采访，现在终于稍微定下神来，细细回味着此行的点滴乐趣。

    好事多磨 一波三折

    10月29日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发，由于带了一些报社的纪念品准备哄老美，又带了很多在广州没有机会穿的厚重的大衣，所以行李超重。幸亏找了边检站的小兄弟带着，装出很赶时间的样子一路小跑进去，蒙混过了关。登机前好友打来电话说：“在这里事事顺利，在美国可没人照着你，单身一人飘洋过海，处处小心啊。”
十二个小时后一下飞机，折腾果然就来了，来接我飞机的老兄撞了车，磨蹭了近两个小时才赶到机场，我二话没说，接过下一程的机票就往另一个入口跑去。到达开会地点凤凰城后，由于航班错乱，又和接机的人接不上头，多亏一个老黑看我四处张望的样子，帮我开通了广播寻人。接上头后 ，回到酒店已是当地凌晨4时，2个小时后就要到会场，而我必须在这点时间内看完会议的有关资料。会议一开始就是接二连三的采访，加上时差作祟，于是我在连续70多小时内完全没有睡觉的时间，幸亏有上次去西藏采访时朋友送的藏药顶着，使我在采访老美时仍然貌似神采奕奕的样子。
    公安部驻美国的联络官及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孔宪明说：“没想到广州的女记者挺能熬的，只是有点黑圆圈而已。”我忙说：“我们羊城晚报的记者个个都是这样的。别的记者连黑圆圈都不会有呢。”

    中国记者引起各国同行注目

    在会场内，我是唯一的中国记者，又是大会的新面孔，回头率自然很高。同行们纷纷过来给我递名片，还有向我约稿的。我抱着《羊城晚报》的画册一路发过去，老外纷纷说：“Good！Wonderful！Pretty！”（好极了，真漂亮）我说：“Which one, me or my newspaper？”（是我还是我的报纸？）老外就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德克萨斯州的大胡子摄影记者看我也拿着相机，就走过来“过料”给我，说大会开幕式每年都会有英格兰乐队表演，场面壮观，拍照不可走漏。
    果然大胡子的话音未落，戴帽子穿裙子吹笛子的乐队就踏着步进场了。全场起立，鼓掌欢迎，乐声悠扬悦耳，场面华丽又不失庄严。
热情的同行还为我引见了几位在侦查毒品案件时牺牲的警官的遗孀。此时是当地的10月31日，正值复活节前夕，酒店大堂内摆满了画着鬼脸的大南瓜。一帮小孩子带着各种小鬼面具排着队向大人要糖吃。一个从加拿大来的警官太太看着欢乐的小孩子突然动情地说：“He did that for a kid.”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是在一次警匪枪战中为救一个毒贩的小孩牺牲的。
    此后，我每到一个地方，都遇到对单独采访的中国新闻记者羡慕与好奇的老外，我就不失时机地大肆宣扬我们的新闻界。在飞机上坐在我邻座的法国帅哥Patrick是搞电脑的，看见我打开中文屏幕的手提电脑，大为好奇地在电脑上摸来摸去，并竖起拇指说我们的电脑是一流的，还非要和我合影。

    警务服务性时代社区警务与传媒的关系

    开完缉毒会议，离原定的纽约采访活动还有一天半的时间。我抽空拜访了亚利桑那州警察厅厅长Dennis、参观了该厅的刑侦科研所、洛山机警察局实验室、洛山机亚裔犯罪研究特别纵队以及素有“五星级监狱”之称的洛山机第一监狱。各个部门的警察头子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著名报刊的记者，都热情地派出专人陪同我考察并进行解说，令我长了不少见识。
    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将美国警务分成三个不同的时代。从1840年到1930年是具有看守性特征的政治时代，警察主要为享有特权的政客及其同僚的利益服务。从1930年至1970年是具有执法性特征的职业打击犯罪时代，警察集中力量对付传统犯罪如谋杀、强奸、偷盗等。最后一个时代是1970年至今，是以解决社区问题为特征的服务性时代，警务工作重点在于警察的服务职责与警事机构和社区的合作关系。
    由于社区警务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创造社区与警察之间的有效合作关系使担负控制犯罪任务的警察参与社区活动，从而达到警察与公众共同维持社会秩序。因而在这样的基础上，警务工作与传媒也日益发展成此增彼长的关系。传媒是让警方既爱又恨的，这一点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美国的警察机构对传媒确实有比较开放的一面，比如洛山机的局长助理带我出去兜风时打开他的车尾箱，取出的各种枪支甚至手榴弹，给我当玩具。比如纽约重案组的探长陪我在时代广场看夜景时，突然接到解救人质的通知，我说：“Take me!Take me!”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只不过走到半路任务突然取消，我才错失了一次精彩的采访机会。比如纽约的骑警，我说要合影，他就兴高采烈地走过来，还问要不要把我抱到高头大马上面。还有联合国的警卫队长，我说想拍中国那两位女警官的工作照片，有哪些地方是能自由出入的，他说：“Anywhere！”（任何地方）但同时，美国的警方新闻也有其很严格的纪律性。警方不能约束传媒，但内部有明确的接受采访规则。我采访纽约重案组的华人警官时要办的手续比采访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大案处刑警的手续繁琐多了，最后因时间有限，我还是钻了空子，以私人朋友的身份才得以和他们聊天。

    独行最潇洒

    我今年7月也曾随公安机关的考察团去美国考察。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这一次的美国之行。因为全程都是一个人，来往好几个城市，凡事要自己应付，真正体会到了美国生活的一些点滴。这里有一些经验，不妨介绍给要去美国采访的同事们。
    我在加州期间，借了洛山机警察局的奔驰警车来开，跑了好几个城市。这也是美国之行最爽的事情之一。朋友的车上更有卫星导航系统，只要把目的地输入，系统就告诉你什么时候转弯，哪条路禁行，哪条路最近，误差极小，真是闭着眼睛都能开。一般来说，在美国开车是比在广州舒服的，车辆不多，而且都比较礼让。这未必是老美的素质有多高，而是只要撞过一次车，保险费就急剧上涨，谁也不愿意和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因此抢道的现象很少出现。但在高速公路上看见音响开得天响的黑人开的车，最好不要靠太近。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因为黑人的平衡器官一般都未发育完全，速度一高时就不能自控，被美国人称为“公路杀手”。你只要想想世界上的赛车手和体操运动员从来没有黑人就知道这个说法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
    来一次美国，英语口语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和在国内看书自学绝对是两码事。赴美之前，美国的朋友就告诉我，这里的厕所不叫WC，也不叫Toilet，而叫Bathroom或者Restroom。问人借橡皮擦不能说Rubber，不然人家会以为你要避孕套。在洛山机约了几个朋友吃饭，在路上他们打电话问我到哪儿了，我说：“I'm on my way to your place,see you soon.”（我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能见到你。）要是以前，我可能不假思索就会说：“I'm coming.”那就笑死老外了。因为美国人说“I'm coming.”是在做爱时告诉对方高潮快来了。
此外一些生活细节也不可不提。尽量少带现金上街，职业小偷是专门盯着中国旅游者的包下手的，酒店的保险柜可以存放现金。最好出国前先办好全球通用的信用卡。我的美金卡在美国大派用场，买支牙膏都用它。在美国干很多事情都要排队，如果要去很著名的饭店吃饭一定要提早去，这些店一般是不接受预约的，先来先到。我去好莱坞附近一家1983年开的扒房吃牛扒，坐在古董椅子上等象我外婆般年纪的服务员喊位，等了40分钟。美国的房子冬天都有暖气，但暖气开关很小，一般装在地下室门口的墙上，不易发现。所以睡觉前要先调好才上楼。我在警察协会主席周健华家里住的时候，晚上冷得睡不着，就下楼想把暖气开大点，但哆哆嗦嗦地一脚踩空，从二楼滚下来，把脚扭伤了，据说当时是头先着地，还晕倒了5分钟。如果要去拜访中国朋友的家，比较好找，一般一个小区内装有防盗门的那一家就是。还有一点很关键，带我们报社的手提电脑去美国要准备好转换插头，美国的插座全部是两个直脚的，我在纽约唐人街跑了几次才从两个不同的店买回来两个转换插头，一个接一个地将电脑的三个斜脚转成两个直脚。

  最高职务的美国警界华人

   我几个月前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打电话约DeweyFong方子源做访问。他不在纽约，等他回去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墨西哥。等我再次到纽约，他又去了加拿大。于是我们总是无缘见面，于是他成了我利用电子邮件、网络电话、Netmeeting可视通讯等互联网科技进行采访的第一个人。
      偏偏，我们一"电"如故。因为一聊起来，我们竟有好多共同的朋友，都是广东和纽约两地司法界的精英。这个世界真是小。我喜欢和精英做朋友的感觉。我和方子源的越洋沟通就在这种良好的感觉下渐入佳境。
    今年51岁的方子源副局长于1997年被任命为纽约警察总局副局长。他曾经服务过的部门有惩戒部门的法律推行中心以及纽约的系统。方子源升迁了几次。其中3次是经过公民服务系统的常规测试，4次是因为立功。他服务过许多具体的执行性部门。比如指挥官培训部队、曼哈顿自治区的巡逻警察部门、皇后区的巡逻警察部门等等。
    方子源在减少犯罪方面颇有建树。皇后区北部巡警队建立于1995年3月1日。从那时开始犯罪逐年降低，到了1998年最大的降幅是15.7%。这和方子源组建该警队时的目标是一致的。
    警方与社区的关系一直是方子源注重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提高警员人情味、修养和理解力的计划在逐步建立起来，并在他的各种警种的部属当中实施。他提出并一直致力于纽约警方著名的CPR策略，意思为Courtesy，Professionalism，Respect即礼貌、职业与尊重。他着力于用增强责任心来减轻来自民间对警方的抱怨。
    方子源1958年5月移民美国，让他引以为豪的是，他是最早期的警察局内亚洲犯罪社团研究部门的创始人之一。从1980年开始，这一组织开始积极活跃地吸收招募美籍亚裔警员。他们的努力使得这一机构能直接负责吸收成员并从当初的只有12个男性成员到今天的400名男女成员。他还是其他亚洲犯罪研究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方子源的一枚最高荣誉的奖章来自他在一次执勤时非常勇敢地执行了一次迫在眉睫的有生命危险的任务。这次行动在1981年的6月31日，他在一次警匪枪战中为保护同事和堵截疑犯作出了突出表现。多年来，方子源获得过难以计数的奖牌和功章。有了这么多的成就，方子源仍然不懈地为使城市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作出努力，他希望纽约成为一个能让人们旅游、工作、居住并建立家庭的好地方。
    新年来了，方子源给我发来祝福的电子邮件，并告诉我他春节会在唐人街唱粤剧，请我去看。原来方子源为华人发扬光大的，不仅仅是警威呢。

   大律师莫虎

   认识莫虎之前，就听过他一句名言——“律师就是要解决问题，要么解决金钱，要名解决自由，要么解决公道。”
    莫虎毫无疑问是美国司法界最著名的华人了。四岁来到美国，边打工边读书，毕业于波士顿法学院，以最优异学生的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司法部门，在纽约地方检查总署和警察总局工作12年，1984年以34岁的年龄出任纽约警察总局副局长兼审判厅长，管辖3万多名警察，成为华人在美国出任的最高警职。正当他快到拿退休金的年龄，偏偏毅然辞去警队的职务，重执其专业，成了一名律师。
    莫虎说，是中国的繁荣和发展让我看到了无限的前景，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奋斗方向。
    对很多莫虎的老同学，老同事来说，这是一句很难懂的话。因为别人很难理解这个完全接受美国教育成长的“老虎”对中国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他下班回家看见一个非洲妇女开车把一个中国人撞倒还出言不逊，他立即将那妇女揪上警车，并仔细询问男子的伤情。他在超市买菜看见一个白人在打骂一个华人，他马上招来警察给那白人戴上手铐。如今莫虎的律师事务所98%的官司都是中国人的官司，他却很实际地告诉我，他选择经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不仅是因为对中国人有感情，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中国的迅猛强大及走向世界的必然趋势。他说：“中国越来越发达，中国人走出国门做生意越来越多，同胞们需要用法律去保护自己利益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这是一份非常有利可图的事业。”
    采访的时候，莫虎刚刚处理完一宗官司，一个在美国某大公司工作的华籍年轻人在赴上海开拓业务期间以私人名义在银行开帐户，被公司告他贪污。如果罪名成立，这位年轻人将面临数十年的牢狱之灾。莫虎轻而易举地还了小伙子一个清白。莫虎说，由于中国进一步地开放市场，与国际间的贸易来往越来越多，这类官司在近5年内如雨后春笋般增长。而在美国方面，由于华人社区越来越成熟，函盖各行各业，人口家庭化比例越来越高，对法律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莫虎受理的受理官司多为商业、债务纠纷，也包括调节美国华人与税务、海关等政府机构的摩察。莫虎还在报纸上开专栏，教华人怎样在美国经商时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要吃亏。莫虎在采访时突然得意地一笑说：    
    “嘿嘿，想不到美国教育了我几十年，到头来我的知识还是为中国人服务，美国佬真亏。”
莫虎的办公室一天到晚坐着不同口音的中国人，你能在这里听见全中国的方言。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用老家的上海话给一个客户讲什么女巫的故事。他说有一条船要开过一座山，船长说山上有一个女巫的像，叫水手们不要回头看，一看就会变成石头。结果每次都有人忍不住回头看，变成了石头，下次还是这样。我纳闷极了，问他为什么会给客户讲故事，他说有些客户就是老教不听，每次叫他们不要这样做生意，偏不信邪，宁愿吃了亏再来找他。我说哪有你这样当律师的，断自己的生意。他说：“没办法，我做事就是这样认真的。    如果有一天我没生意了到街上去扫地，我也会把地扫得一尘不染。”
莫虎任警察局副局长的时候是主管刑事案件的，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过人的分析力，如今驾轻就熟地使用在谈判技巧上，使他能得心应手地判断对方的一举一动。他在行内的另一明显优势还在于他融会贯通中西文化，既让老外折服，又让同胞感到亲切。他对美国上层社会的运作了如指掌，又保留着极传统的中国习惯，比如，一吃完饭就要找牙签。
    莫虎自豪地说，中国人在美国的各个外来人种中是总体受教育最高的，中国人的家庭最重视子女的供书教学。这就意味着，华人在美国离主流社会越来越近了。

  我们是纽约重案组的精英

   拿着朋友的朋友的名片闯到纽约警察局，说：“我要见重案组的李沙展”。门口的黑小姐一听是来找Douglas的，脸上堆满了笑。坐电梯一路上去，几老外听我说是Douglas的朋友，就热情地指路，一个胖子还把我带到重案组的办公室门口。
    眼前的Douglas，高高瘦瘦，戴着眼睛，用音调奇怪的广东话向我打招呼。Douglas的办公室四面墙上贴满了通缉犯的照片以及纽约黑帮图表。左边是“飞龙帮”社团结构表，右边是“白虎帮”大事记，正前方是“生死界”的窝点分布图，我往沙发上一坐，后面“哐”地一声响，原来是一块架在沙发上的塑料板被我碰倒了，捞起来一看，是“飞越死神”的新成员名单。
    我就在黑帮的“包围”中听Doyglas和他的另两名华人拍档Rodney和Andy讲着他们在纽约警察总局重案组从警近20年的故事。
    美国警察认为现存的许多犯罪都是由于社区问题所致。近年来随着亚洲新移民的急速增加，亚裔帮派犯罪也日益“欣欣向荣”，Douglas他们几个华裔警官在重案组的作用也越来越显山露水，成为重案组里的精英人物。
    Douglas说，作为在世界“罪恶之都”的警察总局从警的华裔警官，他们的荣誉感并不在于每天打击了多少犯罪，而在于通过他们所破的案件，在维护治安的过程中让越来越多华人懂得、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Douglas的感慨缘于几年前的一宗勒索小巴司机系列案件。一名开车来回曼哈顿华人区接客的小巴司机报案称其被另一出租车公司的小巴司机勒索每月交150美元的“停车费”，拒绝后被6辆小巴夹击和碰撞，并被6名司机围殴。重案组探员迅速逮捕这6名司机，并不厌其烦做了大量取证工作，挖出该帮派的累累罪案，成功地以勒索及骚扰罪名将帮派成员定罪。Douglas他们办理此案的雷厉风行让华人区的服务界人士大受鼓舞，许多曾遭遇类似敲诈勒索的司机、乘客以及其他事主纷纷出来报案、举证各种帮派犯罪，令重案组的社区警务工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Douglas的知名度提升还在于他路见不平拔枪相助的一个小故事。他在下班途中看见四个恶霸围殴一对老年华人夫妇，他立即上前制止。3名恶霸掉头逃走，Douglas揪住剩下的一个，掏出枪指着他，为防止歹徒逃窜，Douglas将其的皮带扣解下，掏出其身上的钱包、证件等物放进自己的包里。路人不明原因，以为Douglas是劫匪，大叫要报警，急得Douglas大叫：“我就是警察，我在抓贼啊。”此案因处理及时，4名歹徒及其背后帮派头子全部被抓获归案，华人老夫妇也因抢救及时而脱离了生命危险。
    Douglas他们对中国方面的犯罪状况颇为关注，这与他们的工作联系日益密切。比如一段时期里，这边的偷渡案件一增加，纽约方面因偷渡集团利益纷争引发的恶性绑架勒索案件就立杆见影地增长。一段时期里，这边的重大经济案件一增加，纽约方面的上层社会案件也随之浮现。华人警官在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敏感性和分析力方面常常令老外叹为观止，而且往往在警队各个部门都表现出色。
    和Douglas、Rodney、Andy聊天的愉快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好莱坞似的破案故事，更在于他们时时以自己是华人为荣。Douglas说：“我们不光是办唐人的案件，越来越多老外的案件需要我们插手。华人警官的智慧和胆识在美国警队中是很有口碑的。我和几个拍档虽然都是ABC（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中文也只懂几句，但我们从来不会为华人丢脸。”Roney接我去吃饭，车开到戒严的地方，他把重案组的牌子摆到车头，就开过去了，我说：“嘿，原来你们也耍特权！”他顽皮地笑笑说：“当然，我们是重案组的精英啊。”

  周健华——从上海警察到国际警察协会主席

     10月29日从广州出发飞美国采访世界缉毒执法官年会。由于带了一些报社的礼品准备哄老美，又带了很多在广州没有机会穿的大衣，所以行李超重。幸亏有机场边检处的小兄弟领着，装出很赶时间的样子一路小跑进去，蒙混过了关。一上飞机心里就想，在美国可没人照着，单身飘洋过海，得处处小心。在洛山机转机到开会的地点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要减一小时的时差，加上那天是美国第一天改冬时制，时间都乱套了，我的航班也被在登机前更改。美国的机场一般都有几个建筑群，分开不同的航空公司通道和出入口，航班一改，出口往往就相差很远。我心里就在嘀咕，这回又要和来接飞机的人捉迷藏了。
    此时，国际警察与预防犯罪协会主席周健华先生领着两个亚利桑那州的巡警来到机场，航空公司的小姐立即查出我的原定降落出口。但我的航班更改情况并没有显示在到达地的电脑上，当我从另一个出口出来时，人影也不见一个。那边厢，周健华一行眼见其他乘客逐渐散去，也急了，立即通知会务组派人密切留意机场各个出口。绕了好几圈，终于碰上了头。所有人瞪圆了眼睛看着我，没想到他们的周主席大动干戈寻找的代表竟是一个比身后拖着的行李箱还要小的女孩子。
    这么一折腾，看见周健华时，一股亲切感涌上心头。周健华以标准的美国礼仪拥抱我，然后说，离开中国这么多年了，还是一见到中国来的人就高兴，特别是和咱们政法系统有关的人。
    认识周健华以后我曾经最想不通的一点，就是6年前曾在上海市公安局担任某个优厚又轻松的职位的他，为什么要到美国来。
    当我在周健华的办公室内看着一个从警30多年的墨西哥籍的老警察捧着国际警察协会发给他的一块奖牌，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我们永远记住你”的金字上时，突然有所了悟。周健华说，我们要告诉那些将毕生精力献给警队又默默无闻的人，他们没有被遗忘。
    周健华6年前脱下警服，从上海来到美国，成了一名华商。然而挣取美金的快感并没有磨灭他对警队的痴情，到美国两年后，他创办了IPCPA——国际警察与预防犯罪协会。协会的宗旨是，加强世界各国警察的友谊与交流，促进国际社会预防犯罪的沟通与合作，增强各国警方和民众之间的协作和理解。该协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并不定期在世界各地召开警务工作的经验交流和专题研讨会，对研究高科技犯罪和国际化犯罪方面的建树日益知名。
    周健华除了忙于处理警察协会的日常事务外，还特别热心于加强中国警队与国际的沟通，我在洛山机正好碰到一个上海刑警总队赴美研修团，在钮海文大学学习了一个月，课程就是周健华安排的。周健华常常把自己累得半死，却高兴地说：“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警察能走出国门，既参观学习国外的经验，也对外宣传中国的先进之处。”
    和周健华走在纽约法拉盛区的街上，准备去银行办事。我说：“你的鞋带掉了。”他说：“不要浪费时间，留着到银行排队时再系。”
这就是纽约。

  联合国里最漂亮的女警

   我在联合国转了几圈，怎么看都觉得是我们中国派来的那两位女警卫最漂亮。为取得国际性的公正判断，我分别问过一个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和一个黑人，他们都一致认为，杜小婷和周立的确是联合国的警卫队中最美丽的人。
    于是我很激动地跟着她们上串下跳，狐假虎威，引以为荣。毕竟，她们是中国第一次派来参加联合国保卫工作的警官，而且是漂亮的女警官。
    杜小婷来自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周立来自海口出入境办法检查总站。今年5月，联合国通过公安部向中国招聘女安全保卫人员，进修过英语并通过全国英语EPP考试的杜小婷和周立参加了国内的选拔考试，并在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然后通过联合国的电话考试，获得聘用。
    我来到纽约时，她们正忙于准备考试。她们的合约是3个月续聘一次的，必须考试合格了才能继续在联合国工作。我问周立：“你不是说这里生活很苦吗？干嘛要续聘。”她说：“那也不能给中国丢脸啊，累死也不能这么快就回去啊。”
    为了体验她们到底有多累，我跟周立上了一天班。早上6点，周立把我楸出被窝，说：“要跟我走就限5分钟下楼，不许化妆。”然后我们在街口等巴士，凛冽的寒风吹得我像树叶似地发抖，连坐车用的硬币都掏不出来。下了巴士，周立买了个面包塞给我，然后拉着我一头扎进地铁，从皇后区到曼哈顿坐了40分钟地铁，又再转了一趟巴士，最后步行15分钟，才到了联合国。周立当天的任务是会场保卫，站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不到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下午继续巡逻。晚上再转几次家会到家，已近9点，然后自己做饭吃。
    她们说，现在已经好点了，刚来的时候更不适应，特别是前一阵子召开千年首脑会议，早上4点就得出门，深夜才回家，洗澡都没力气洗。
    如果不是清眼所见，不会知道她们这份极具荣誉感的工作是这么枯燥。周立说有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保安，有时又觉得肩上的任务很重要。全世界的不法分子都以挑战联合国为荣，前一阵子她们有个同事因为警惕性不高，在值班时收下了别人送来的一块蛋糕，结果嘴巴被炸得稀烂。她们认为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更是一种耻辱。
    我和杜小婷和周立一起住了几天，最有趣的是电话一响两个人都会跳起来。杜小婷说：“是我儿子。”周立说：“是我男朋友！”
我问周立：“想不想家？”她想了一会说：“我想我男朋友。”
    我拿起杜小婷床头的她7岁儿子的照片问她：“你走的时候小孩子有没有哭？”她说：“没有，他象我，最坚强，还拼命喊‘妈妈真光荣’。”偏偏说这话时，她的眼圈有点红了。

 
驻联合国的中国女警：周立和杜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