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9.11”恐怖袭击发生近4年之后，2005年8月我再次到美国做短暂旅行。我曾在新泽西州生活了8年。在2002年回国后，我仍然每年都回去做短暂的逗留。而这一次美国之行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因“反恐”而改变了。自从2001年“9.11”事件开始，“反恐”成为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要意识形态，全民被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但那时“反恐”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停留在认知层面，尚未触及到文化深层意识和日常生活。虽然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政治话语中充斥着有关恐怖主义和国家命运的各种言论，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从“9.11”之后美国永远地改变了，但在日常生活里，美国人尚未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后果。然而，新的意识形态会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而且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所谓“美国价值”也不例外地被牵动了。美国文化的深层气质、或者说“美国性”（Americanism）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就是我在2005年夏美国之行的切身感受。

我刚一踏上美国的国土，就发现看守国门的卫士已经改换了门庭，换上了“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黄色新制服。我的护照盖上了“国土安全部”的大印，以前“移民局”的深蓝制服和“移民入境印章”一去不返了。这不仅是个外表形式的变化，作为一个有着长久移民传统、以多民族融合为基础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在调整着具有标志其国体意义的移民政策。“9.11”之后，由于获知恐怖袭击者是通过赴美学习签证（F类）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美国国内要求紧缩留学签证和其他类访问签证的呼声高涨。美国政府拨巨款加强边境巡逻和遣返非法移民的运作，同时要求外国学生定期申报登记，抽查他们的电子邮件往来，在所有出入境口岸投资建立外国人离境追踪电子系统（以前对外国人出境没有记录），修改移民法以便限制商务、旅游签证的签转和延长，以及缩短短期签证的期限。通过这种种手段，调整了它一贯靠吸引外国移民来增加经济活力的国策，开始给跃跃欲试的移民以冷面孔，关窄了大开的国门。

“9．11”之前，人们普遍有一种潜意识，即任何踏上美国国土的外国人都是潜在的美国人，许多有移民企图的外国人也不惜任何手段先进入美国国境，再伺机转为合法移民。但现在这种自由移民的意识渐渐发生了变化，非法逗留的外国人越来越难获得合法身份，并且随时面临着被移民局解递回国的风险，许多议员督促国会通过新移民法案停止大赦非法移民。美国境内的外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原本暧昧不清的界线，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国民内、外有别的意识也渐渐增强了。使这种内、外意识得到强化的象征性事件，则是2005年5月通过的全国身份证法案。美国从建国至今，国民从来没有任何统一的身份证明。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证明身份的场合，人们往往用驾照、出生证、学生证、学历证明、信用卡、职业证、护照（很多美国人不申请护照）、或各州临时身份证等证明自己的身份。除护照和出生证明外，从其他证件上很难区分谁是美国公民、永久居民、临时居民、或是非法移民。但刚刚通过的全国身份证法案（the REAL ID Act）要求所有人在申请新身份证时，必须提供永久住址、美国护照或绿卡、社会安全卡、所得税表、房产税表等共计8个分值（如提供美国护照得4个分值、社安卡2个分值等）的证明，方能取得身份证资格。这样一来，大量新移民无法取得身份证，到2008年所有其他证件将被新身份证取代，无身份证者将在搭乘飞机、火车、住店等许多事情上受到不同待遇。更重要的是，当新移民面对主流社会时，将比以往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外来者的身份，融入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也会感到更为艰难。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则可能通过统一的身份证加强国家政治身份的认同。

二、

我匆匆地走出纽约机场港站，到租车行提取早已订好的福特轿车，向新泽西方向开去。还是在美国生活的老习惯，一上车我就打开收音机，拨到我最喜欢的两个波段：略显左倾的自由主义WNYC电台和右翼保守主义的“鲍伯•格兰德脱口秀”(Bob Grand Show)节目。让我吃惊的是，两个电台都在大谈文化冲突和种族矛盾问题。极端右翼的保守主义从不顾“政治正确”的忌讳，一直都在赤裸裸地攻击新移民和一切非基督文明，这并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全国范围播放的自由主义电台WNYC，一般会在种族和文化差异等问题上谨小慎微，往往从积极的正面赞扬普遍人性和民族融合，而从不会去触及种族敌意这个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但在驶往新泽西的高速路上，我一路听到各个电台的讨论话题，几乎都是移民的文化、信仰背景不同而给美国带来的内部离心力，或者美国的价值观与外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当然，WNYC是温和地讨论着个人种族背景所塑造的主体意识，及其与美国传统的自由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而右倾的脱口秀则激烈攻击有伊斯兰背景的美国人权组织，指责他们只顾伊斯兰移民的利益，袒护恐怖主义者，而置美国大众于恐怖威胁之中。另一个电台则忧心忡忡地描述着白人基督徒如何在南非受到不公正待遇，处境悲惨；基督教电台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主持“空中弥撒”或讲解圣经，而是直接讨论政治问题，批评政府的移民政策导致了美国社会价值的相对和拜金虚无主义。甚至当日的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也披露：许多新教教派的领袖宣称，将一改过去远离政治的策略，开始通过自己的势力在堕胎、同性恋婚姻、官方语言的多元化等问题上，积极地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

早在殖民地时期，由黑奴而产生的种族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在南北战争期间，种族矛盾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对爱尔兰移民的歧视和黑奴争取自由的潮流。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波又一波的拉丁裔和斯拉夫裔欧洲人、亚洲人、犹太人大量涌入美国，种族矛盾空前的复杂和紧张。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大城市里，出现了不同民族人口聚居的社区，在大众传媒中也出现了多种语言的报刊和异国情调的文艺形式。两次世界大战要求美国凝聚不同民族的力量，国家的崇高使命暂时遮蔽了民族间的龃龉。但是“二战”结束后不久，19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迫使白人直接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一系列保护和救济弱势民族的法律和规章出台，并同时以强大的意识形态来规约种族和民族话语。“政治正确”使种族意识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大禁忌，以普遍人性和自由平等为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一直统治着美国的社会生活。但是随着“反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种族的禁忌松动了，人们开始以各种形式和不同角度掀动着这只“潘朵拉的盒子”。

三、

《今日美国》近期做了一个抽样采访，在火车上询问不同背景的旅客：美国当局在机场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进行安全检查时，是否应该对不同民族背景的美国公民区别对待？一位白人律师阿兰•巴伦（Alan Baron）的回答最具代表性。作为一名律师，他了解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对于公民采取区别对待的安全措施当然违反法律；但他同时又认为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对于法律的解释还应该根据现实状况，虽然不情愿，他还是同意对阿拉伯裔的美国人采取更为严厉的检查措施。而另一位黑人法律顾问罗伯特•卡特（Robert Cater）则激烈地抨击安全防卫措施中的种族政策，因为他最近在新泽西的付费高速公路（New Jersey Turnpike）上曾被警察逼到路边检查，他认为美国快变成警察国家了。这种两难境地正是对反恐中的美国的生动写照。“反恐”与传统的主权国家间的冲突与角逐非常不同，它将一个主权国家与组织松散的个体对立起来，这场角逐往往以动用国家机器和法律手段清理主权内部的异己力量为结局。这使得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平等、人权和个人自由——直接面对国家安全这一更高目标的考验。西方的基本价值观不能再像冷战时期或冷战后的“自由主义”时代那样，以一种抽象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表达，现在这些价值观只能通过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切身利益表达出来。美国白人倾向于强调国家处于生死关头，喜欢用巴伦律师的“我们处于战争之中”（We are at war）（On Security, Public Draws Blurred Lines USA Today, July 30,2005）这样的修辞，他们更关心安全问题，反而在人权问题上暧昧起来。有一个激进的电视节目重提“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曾把日本侨民囚禁在集中营里那段历史，这一问题在主流话语中早有定论，一直作为美国反思自己种族和人权记录的反面教材。但在“反恐”的背景下，该节目力图为这个让美国蒙耻的事件寻找合法依据——即战争期间对法律的解释应根据战争的需要。而少数民族一方面同样担心安全问题，但另一方面则对自己的切身利益可能会受到国家机器的威胁更为担忧。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6%的美国人支持所有人在出行时应随身携带全国统一的身份证，53%的人认为阿拉伯裔美国人在机场登机前应受到更严厉的特殊检查，48%的人同意警察可以在大街上随时抽查身份证，46%的人支持阿拉伯裔美国人应持有特殊标记的身份证（On Security, Public Draws Blurred Lines, USA Today, July 30, 2005）。美国民意显然在挑战传统的民权观念，虽然康州大学的政治学家卡罗•刘义斯（Carol Lewis）认为，历史上当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国内的自由就会被限制，例如1798年美国曾通过“外国人和妨碍治安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授于总统行使驱逐外国人和封杀任何批评的特权。但据我观察，这次有关限制宪法所赋予的人权和自由的讨论，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相关事件，因为今天美国社会生活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美国白人有2.8亿，占总人口的76%；黑人占12%；亚裔占3.6%；而在白人人口的76%中还包含了近10%的拉丁美洲裔人口。在右翼美国学者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人看来，拉丁美洲人并不具有美国文化的实质，而只有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并信奉基督教新教的白人，（WASP）才能体现美国精神的内核。因为他认为美国一切传统文化的根源都能追溯到英国的清教革命，甚至“美国的任何事情都源于新教传统”1。在亨氏的眼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永远都是外国人。他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身份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1998年在拉美裔聚居的洛杉矶举行了一场墨西哥与美国对垒的足球“金杯”赛，整个9万人的大体育场早已淹没在墨西哥的红、白、绿三色国旗的海洋之中，当零星冒出几面美国星条旗时，立刻就被愤怒的球迷嘘了下去。美国球员遭到热情球迷们的水杯和杂物的狂轰烂炸，而墨西哥队每破一门都赢得暴风雨般的喝彩声。比赛结束后，一个美国球迷抱怨说，在自己的国家里却不能挥舞自己的国旗，洛杉矶对美国队来说是客场而不是主场。因此，亨廷顿等认可的所谓“真正的美国人”——即融入了美国盎格鲁—新教文化、并接受美国政治价值观的白人，只占总人口的50%强了。

美国在近20到30年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之快是历史上少有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文化后果也是深刻的。美国建国后虽然经历了几次移民大潮，但欧洲人是移民浪潮的主体，美国基督教新教的伦理和思想传统，往往能迅速整合新移民的文化离心力。作为少数民族的新教英裔白人，一直牢牢控制着美国这个“文化熔炉”的“配方”。而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近20年来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英语作为无可质疑的通用语言这一既成事实难乎为继了。前几年不少美国议员希望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立英语为官方语言。但是，西班牙语、韩语、中文、阿拉伯语等仍充斥着广播、电视、报纸、路标、广告和许多官方文件。据一项调查统计，在纽约市约有75%的常住人口是外国出生，他们当中又有60%在家中说各自的母语，英语已不再能独霸美国社会的交往系统。其次，美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美国人，对自己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显然也与经典的美国性有了很不同的含义。过去移民是通过实现“美国梦”来融入美国社会、变成美国人的。好莱坞电影一度成为“美国梦”的重要载体，好莱坞明星的形象更是成为标准美国人的模板。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美国梦”少了许多文化元素，变成了非常物质化的现实指标：汽车、别墅、一份稳定的工作等等。传统意义上的因宗教和政治迫害而移民美国的清教徒模式，已经变成了现在的纯粹经济移民，主流英国新教文化的整合力从根本上被削弱了。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美国保守势力逐渐上升的原因，他们不断鼓噪反移民和统一语言，并强调宗教信仰和传统的价值观。但这次保守派的叫嚣与1798年的排外或二战前的孤立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保守势力的崛起并不是源于美国面临着像历史上的外部势力的威胁，而是面对来自内部文化多元所带来的离心力的挑战。当然“9.11”作为来自外部的恐怖袭击，对美国保守文化的膨胀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使保守主义者干脆撕掉悲天悯人、普遍正义的面纱。但恐怖袭击毕竟不同于主权国家间的战争，国际战争以利益冲突为基础，而恐怖主义则以信仰和文明冲突为内在逻辑。因此，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亨廷顿等更加强调美国文化的主体性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对抗，对美国未来的威胁，不再是来自国家间利益的角逐，而是不同文明和信仰间的冲突与对抗。

四、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旁的“迷宫书店”（Labyrinth Books，纽约市最大的学术书店）随手翻阅几本“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现在这几期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多以美国日常生活中的种族矛盾为主题。许多小说讲述犹太人、拉美人、亚洲人等在主流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新上架的长篇小说中，也有不少相关作品。虽然民族文化焦虑和种族意识是美国文学中不变的主题，但这段时间的小说对种族意识的再现，却似乎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拉美、亚洲和其他新移民的文化主体意识，取代了传统黑人文学的种族歧视叙事；其次，在后殖民文化理论的洗礼之后，小说在表现移民的文化认同和自我主体困境时，也在叙事结构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的美国小说不仅仅剖析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和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也进一步探索移民的困境背后更深层的文化根源。例如一部短篇小说从一个美国小镇上的犹太孩子，经常受到基督徒家庭孩子的欺负和骚扰，演绎出一场微缩版的几千年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之间的恶战，并从少年的群殴中，隐喻了以色列复国的历史场面。更有作品从拉美或亚洲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中，揭示出新移民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取向，以及如何与美国梦发生冲突等等。移民的个人身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使当代小说叙事的张力和复杂性都远远超过传统黑人文学的种族叙事。

在2005年的好莱坞影片中，有一部影片公然触犯了“政治正确”这个大忌。保罗•哈吉斯（Paul Haggis）执导了《撞车》（Crash）一片，冒着可能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的骂名，他直接戳动美国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伤疤——种族不和。有电影评论指出，种族、文化、信仰之间的冲突是现代西方经验的核心，但它同时又是西方社会最大的禁忌，“种族主义者”是西方语言中最致命的诋毁，而《撞车》的导演哈吉斯，却用每天发生的交通事故来隐谕在洛杉矶这个种族混居的都市中所呈现出来的日常生活。他故意安排了脸谱化的种族代表：有暴力倾向的黑人劫持汽车、有种族偏见的白人警察无端骚扰黑人影星、斤斤计较的犹太人偏执地谋杀一个锁匠、大惊小怪的亚洲人在交通事故现场大吵大闹。通过这些戏剧化的场面，影片呈现给观众一幅现代西方社会生存状况的全景：在每天的日常作息中，不同文化背景和肤色的人，在彼此交叉的生活目标中穿行，相互缺乏信任又难以深入沟通，往往给对方造成挫折感和沮丧。可能导演哈吉斯最终没有勇气面对被指为种族主义者的窘境，他特意给电影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局”：那名种族歧视的白人警官，舍身营救被他骚扰过的黑人女影星，在烈焰吞噬的汽车残骸里，双方握手言和。在极具戏剧化的巧合情节中，普遍人性得到了伸张，观众们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释然地走出影院。虽然影评界对结尾不合情理的巧合大加批评，但最后还是给《撞车》以肯定的评价：它确实触及到当代美国人的种族神经，但远比政客们天天炫耀多元文化如何美好，美国人应为自己的“文化熔炉”而感庆幸的意识形态，要强得多。

移民的涌入加上反恐战略的催化，种族矛盾与文明冲突这只“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了。当我到达新泽西与朋友们见面聊天时，我发现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对自己的民族背景有了更强的意识。有一位希腊裔的朋友，虽然是美国土生土长，突然莫名其妙地自称欧洲人，而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了。人们对敏感的“政治正确”也不像以前那么谨慎了，越来越大胆地抱怨各种移民问题和文化冲突，特别是对伊斯兰文明，更是口无遮拦。种族和文化问题是个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使每个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又可能使社会分裂，甚至导致动乱和冲突。民族与文化问题是困扰人类的永恒问题，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强调这个难题的某个方面而压抑其他方面。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超级强盛的大国，同时也是个由众多民族移民组成的国家，她的内部离心力其实还不仅限于民族之间，还要加上老移民与新移民之间的冲突。这使她对外强大、团结的外表大打折扣。在最近被卡特里娜飓风肆虐的新奥尔良，因贫富间的差异而导致了人们在灾难中有完全不同的命运，这也包含了种族间的经济落差。

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幅员横跨多个国家和民族，却由于不同民族和地区给她的内部带来的巨大离心力，最终由被她征服的野蛮民族——日尔曼人组成的军团，从内部瓦解掉了。

二00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所

【注释】

1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