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9月12日报道 世贸大厦轰然倒塌之后的十五年间，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反恐战争”艰难为继。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尽管反恐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恐怖活动仍是有增无减，反恐怖斗争与恐怖主义呈现出双螺旋上升的DNA结构图景。国际社会本以为本·拉丹被击毙会还世界以安全和稳定，但相反，随着这场战争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的蔓延，一股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力量却在迅速崛起。与此同时，持续频发的暴恐事件一再诉诸报端，警醒着世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依然猖獗，反恐在更大意义上陷入了“越反越恐”的迷局和怪圈。

“越反越恐”的迷局根源

国际反恐怖斗争开展以来，在物质层面上，恐怖主义的有形实体被强力打压，版图空间也节节败退；但是，在精神层面上，恐怖主义的理念却被广为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备受关注。恐怖组织不再直指人员伤亡的数目和经济损失的数额，而意图加深地区政治动荡和思想混乱，发起对人类文明的根本性挑战。

在宗教极端主义伦理指引下，恐怖主义将人类分为教徒和异教徒。将教徒行为暴力化、教徒肉体工具化、教徒目的神圣化，将异教徒敌人化、次人类化和污名化。用夸张的“受苦受难者”来形容教徒的前世，用杜撰的无法验证的“美好来世”来为其极端行为背书。在这种精神内核的指引下，恐怖分子不仅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反人类伦理的，反而将恐怖主义视为“事业”甚至是“神圣的活动”。在实体形式与理念体系并存的情况下，即便国际社会以战争方式制裁其恐怖主义行为，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根除其“理想信念”。不难理解，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为恐怖活动这个顽疾的长期显性存在铸就了畸形的精神内核，也预示着反恐战争的规训努力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大。

另一方面，“独狼”袭击的难控也是反恐陷入“越反越恐”迷局的原因之一。在信息社会，恐怖组织更加擅长地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为其宣传和招募。恐怖组织以暴力愿景推行其反现代化理念，将个人生活的不如意与民族国家的治理效果相勾连，把其扩大夸张为世俗国家的“压迫”所致，并使这种压迫形成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最后通过触发性事件、有效的网络动员和个别国家控制能力的下降来实现他们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2016年造成美国百余人死伤的奥兰多“独狼”枪击案是其中的典型。袭击者奥马尔·马丁未受任何恐怖组织的指使，但他长期活跃在恐怖主义网站，接受极端主义思想的熏陶。可见，恐怖主义通过社会矛盾传播、实施极端主义风险在加强，“蝴蝶效应”在加大，这给反恐怖斗争的开展带来极大的变数。

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合作的乏力。个别国家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开展的单边反恐行动和霸权主义做法，将自己对恐怖主义的恣意认定视为“全球标准”，在热点地区大打代理人战争，攻击敌视本国的行为，却纵容与本国有利益往来的组织。这种“区别对待”、“三心二意”的伪善政治表演，撕裂了国际社会的信任，滞停了核心领域的合作。恐怖主义也在国际社会的裂隙中得以生存并疯狂生长，使得反恐怖斗争雪上加霜，跌至“越反越恐”的怪圈。

走出反恐迷局的路径

走出反恐怪圈，要对上述战争模式的徒劳、“独狼”袭击的难控和国际反恐的乏力有充分和清醒的认知。中国对国际反恐怖斗争的未来发展指出了战略方向。例如，中国领导人先后在多种场合下强调反恐要加强国际合作，实现标本兼治。未来，应在上述理念下，革新反恐话语体系，创新反恐方法，破解“越反越恐”的困境。

世界各国应深刻洞察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是命运共同体面对的共同挑战。在树立安全的私有化或者孤岛化无法减缓或阻却国际恐怖主义肆虐整体态势这一理念的基础上，避免国际反恐公地危机和集体行动困境的发生。

一方面，各国应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反恐国际合作。尤其要杜绝“如果谁看上去像恐怖分子、走路像恐怖分子、行动像恐怖分子、打仗像恐怖分子，那么他就是恐怖分子”这种对“何谓恐怖主义”这一前置性命题异议丛生现象的产生。摒弃双重标准，以法治手段实现认定标准的统一。另一方面，要切实贯彻安理会决议和国际反恐公约，深入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四大支柱性措施，在去极端化、情报共享、联合演习、资金冻结等方面展开常态化的合作，妥善解决地区冲突，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在当前，国际社会尤其要注意在“去极端化”上下功夫。

恐怖主义的精神内核是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极端主义思想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在于恐怖分子把握了部分受众的话语需要，并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其意识形态。尤其，在后现代主义社会和风险社会双重交织和重叠的时代，信息传播实时快速，从信息产生到行为实施的过程被高度压缩，使得防范和打击跨越了国家界限。在这种变异的暴恐模式中，大量竞争性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往往同时存在。那么，决定那种话语最终成为主导性话语的往往是世界各国的广大受众。

因此，国际反恐怖斗争应适度改变战争策略，在以对称手段打击暴恐分子的同时，也要适度去关注为什么受众会被某些话语或符号性行为所蛊惑。这就需要世界各国严厉打击暴恐分子的同时，也要照顾到作为动员目标的本国群众，创新话语体系，改变话语风格，革新话语内容，改善话语宣传，并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中构建确保普通大众不被某些话语打动的结构性机制，在去极端化工作中，打赢一场反恐怖主义人类战争。（作者系武警学院边境与出入境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专家署名文章不代表本报观点，欢迎读者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