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季，波士顿南部的爱尔兰裔聚居区十分炎热，愤怒情绪也在翻滚。
一个身高1.88米、穿着红色休闲衫的黑人男子，经过一个公交停车场和一家甜甜圈店，沿着街边人行道一路走过来。
平时难得有黑人敢来这个城区。只要出现一个，一群不友善的人就会围上去。不过，这名男子手上有一只左轮枪，一个装满钱的纸袋，还拽着一个女人——他刚刚抢了银行，随后将一个顾客劫为人质。
一群暴民围住这个黑人。他狂乱地挥舞手枪，不让他们走近，气氛越来越紧张。突然，一个年轻的警官穿过人群，喝令围观者停下，同时拨出手枪对准劫持人，要求他投降。
劫匪不听，两眼直盯着警官的枪。他看不到自已的出路，心想今天非死在这里不可，并作好了开枪的准备。
这时，警官做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他垂下手，把枪放在身边的地上，然后空着手要劫匪投降。后者看到了生机，于是束手就擒。
比尔·布拉顿警官这天的行动，不仅使他成为英雄，这一处理手法也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模式。后来他成为全美最著名的警官——先后担任波士顿、纽约和洛杉矶三大名城的警察局长。他既坚毅，又善于把握分寸，富有想象力。对于卡梅伦首相聘请布拉顿当顾问的决定，英国警官协会的休·奥德爵士认为，我们无法向他学到任何东西，这大谬不然。
几年前，我和现任外相威廉·黑格一道访问纽约，拜会时任市长鲁迪·朱利阿尼。当时还是报人的现任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森和我同坐在汽车后座。聊到纽约警察时，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个零容忍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对一切都不容忍吧。”两者其实不是一码事。
1982年，两位社会学者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提出了破窗户理论：居民区的秩序混乱——酗酒、乞讨、卖淫、涂鸦，会带来恐惧感；不修补一扇破碎的窗户，就意味着无人在意该区域。而解决了这种生活品质的问题，就可以降低总体犯罪率，创造出一种秩序井然的氛围。
布拉顿当上纽约地铁警方负责人后，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他打击以前被认为不值得警方介入的逃票行为，结果逮捕了很多通缉要犯，并防范犯罪于未然（很多预谋打劫者，首先就坐车不买票）。此举还传出一个信号：地铁是给守法者使用的。这一理论奏效了。
当上纽约警察局长之后，布拉顿更加广泛地运用这一理论，全市犯罪案件大幅下降了。
近20年前，我经手安排布拉顿对英国的首次访问，当时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对破窗户或零容忍都知之甚少。我们打电话给工党影子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希望能与他会谈，却听见他告诉秘书：“告诉他们我正忙着。”不过自那时起，零容忍一词被广为使用，几乎成了陈词滥调。危险在于，布拉顿的其他策略会被忽视。
除了采纳破窗户理论，他还认为，警方有必要与社会学者等外界人士合作。他在回忆录《转折》中写道，警察必须摆脱“蓝色之茧”：如果你是警察，“你的所有朋友都是警察，说的都是警察行话，打仗故事都与警察有关，你听到的都是警察的想法……我们在警察酒吧喝酒，参加警察派对，在警察婚礼跳舞，在警察葬礼上落泪”。
他指出，在左翼示威上被警察逮捕过的人，也许可以教你逃学现象与犯罪之间的联系。
纽约警察革命的另一关键是信息。目前有众多来自纽约的优秀警察，在全美各地当局长。很多人在办公室墙上挂着Compstat（电脑统计的缩写）发明者杰克·梅波斯的葬礼请柬。
Compstat是纽约警方减少犯罪的一大法宝。它会整理出与犯罪相关的所有事实和现有统计数据，从而侦测出犯罪模式，以及某地区犯罪案件之间的关联，如毒品交易与抢劫案件的同步飙升，让警方更清楚该怎么做。
这一革命的第三大部分，是使用数据来进行问责。Compstat会议每周开两次，各地段警队队长要在同僚面前，接受梅波斯和局长的提问：他们对住在辖区内的通缉犯采取了哪些措施？是否向毒贩询问他们的武器从哪里弄来？为什么对亚裔店主的抢劫突然大增？这种提问毫不留情甚至令人尴尬，但非常有效。
难道我们真的认为，这一切没有任何可以学的东西？我们的警察很勇敢，往往也很优秀，但我们刚经历了一次法律和秩序的大崩溃。现在肯定是向布拉顿这类人讨教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