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贯穿西伯利亚的公路只有几百公里较差的路面，行车非常容易；如今，这个数字可以反着说：只有几百公里好路，其余数千公里的路面不是翻浆就是在施工。3年前，西伯利亚是寂静的，除了你自己的车轮和发动机均匀的噪音，就只有西伯利亚铁路上传来的车轮摩擦铁轨和不时响起的汽笛声；而现在西伯利亚公路上，游动着货运大军，不少大货车排出滚滚浓烟，逼得我不得不使用车内循环。

    有一样变化不多，就是公路上的警察检查站。俄罗斯的公路上，每个城镇外都有警察检查站，少则十多公里，长不过百余公里就有一个，碉堡般耸立在路边甚至公路中央，切断公路。来往车辆，必须减速或者停车数秒后，才能通过。一些可疑车辆，就会在这时被拦下来，接受检查——外国车辆，当然属于可疑车辆。3年前走这条公路时，平均每天被拦截的次数在3次以上。这次的坐驾是高大的4700,还顶着个行李箱，我自知凶多吉少，因此格外小心，远远看到有警察局的路标，早早减速，做良民状。值得安慰的是，我们被拦下检查的次数有限，有时警察已经拦下我们，又挥动警棍，示意我们快快通过。尽管如此，警察检查站，仍然牵动我们的神经。

    8月21日，我们遇到了第一个真正的麻烦。在马林斯克城外，一个警察截住去路。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压了路中的实线（已经很难分辨），诚惶诚恐。然而警察将我带进警局后，却没有给我罚单，而是仔细检查我的护照，一分钟后，他吹响口哨——大有斩获。

    凡需要签证进入俄罗斯的外国游客，每天住店时要做签证登记。这个政策，是为防止外国人在俄逾期停留的。我们18号入境后连夜赶赴伊尔库斯克，自然那一天没有登记。这就是那个满脸重重黄色汗毛的警察的收获。他把我的全部证件扔进抽屉里，得意洋洋地看着我。这时候我们唯一的法宝，就是中国大使馆——我拿着手机告诉他，自己是中国记者，现在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

   这样僵持了一阵，那个警察也开始打电话，手里掂量着我的证件。也许是我们的“大使馆”招数奏效，两分钟后，他竟然把证件交还给我，又吹一声口哨：“莫斯科，布里亚玛！”

    “布里亚玛”是我们在俄罗斯最爱听的一个词——直行！
 
    我给同伴们描述的惬意的西伯利亚之旅，被艰苦的日夜行军代替。也幸亏我们开的是陆地巡洋舰，好坏路面通吃，两天一夜下来，可以开到2100公里左右。夜里最困的时候，自称“夜里欢”的胖翻译张杰，顶替我开过最艰苦的几个小时。

    就这样日夜兼程，我们在8月23日下午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所有人都又累又饿。我迅速支起炉灶，焖好一锅米饭，将在叶卡捷琳堡城外买的蘑菇和国内带来的香肠一起炖了。好一顿美餐。

    后来证实这是一顿有毒的美餐。我和两个小妹轻微食物中毒，上吐下泻；张杰也严重腹泻。第二天，除了张杰，谁也爬不起来。我们的行程，因此耽误一天。同伴们要我深刻反省——以后我要是再对路边的野蘑菇斜一下眼睛，他们就会齐声大叫“布里亚玛！”

    9月25日，我们从乌法启程，计划穿越伏尔加河流域向俄罗斯、乌克兰南部边界进发。这天下午在萨玛拉城外的立交桥上，两个警察再次截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想敲诈200美元。张杰靠着几个简单的俄语词汇和身体语言，化解了这次危机。我们最终用两个北京奥运会的钥匙链脱身——真不愿意好好的奥运纪念品打发这些家伙。

    8月28日凌晨，我们进入莫斯科。三年前我入住的是红场边上的俄罗斯饭店，印象颇佳。这一次老马识途，依旧带大家去那里投宿。

    不料俄罗斯饭店的服务员却和从前大不相同，不仅英文基本不会，还非常不礼貌。考虑到已经是后半夜，她可能也很累了，大家原谅了那个傲慢女孩的白眼。她的同事，一位年纪稍长、看起来也和善得多的女士，接替了她的工作，帮我们办理入住。手里拿着住宿牌，我们问是否有行李车，因为我们的行李很多。“没有，”她摇着头，“onlyyou。”这下我们哭笑不得，只好唱起“onlyyou……”来。

    等到我们每个人大包小包的背了行李要上楼时，一直眼看着我们办理入住登记的保安，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来——不是帮忙，而是要检查我们的住宿卡。真岂有此理，尤其我们为这样的饭店和服务，每间房还得出700多元人民币！

    8月29日，我们从莫斯科启程，计划前往诺夫格罗德，在那儿看奥运会闭幕式的转播——不能去到雅典，至少可以看看现场直播。

    不料我们连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

    离诺夫格罗德还有100多公里时，没有任何违章的我们遇到一个并不当值的俄国警察的无理纠缠，最终发展到他要抢车钥匙。那时车门是锁着的。我坐的司机位的车窗被他用胳膊挡着，关不上。发现他伸手抢钥匙，我连忙大叫同伴帮忙，抠住他的手和胳膊。可能是钥匙脱手，他突然抓住我的左手，将我的手背搁在车窗玻璃上，拼命下压。我疼得大叫起来，企图用右手保护却做不到。两个小妹跟着大叫。

   这样叫了一分多钟，他终于松手了。整条左臂都在发抖，右手上流着血，应该是抢钥匙时留下的。我愤怒地向他咆哮。

    “钥匙呢？”我问。在张杰手里。还好。

    这时张杰提议先看看能否用钱摆平。我们把身上所有的800多卢布现金都给了他。几分钟后他回来，说可以走了。帮那个混蛋警察截住我们的警察检查站负责人，恐怕事情闹大，向张杰道歉，给我们放行。

    我的左手三四天后才恢复基本功能，留下一道两厘米长的宽宽的伤疤和一个肿起的高高的手背。

    经过这次非常事件，我们都彻底认清了俄罗斯法制的底线。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旅行非常不安全。我受伤的那个晚上，笃信基督教的小妹阿欣护住我的后背，大声向耶稣祈祷。我让她不要那样，因为这事和耶稣没有关系。但是我也会在心中为俄罗斯祈祷，希望这个国家早日变得安宁、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