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河边的MI5总部。

1903年的间谍小说《沙之谜》促成了MI5的建立。

　　第一任MI5头头福隆·克尔爵士。他在任时MI5仅有15人，现在MI5的雇员已超过2800人。

　　英国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秘密机构MI5，今年迎来100年诞辰。记者采访了3位前MI5头头，在他们眼中MI5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它的职能和策略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

　　一百年前，在反德国的狂热中MI5和MI6诞生。很多人搞不清MI5和MI6的差别。简而言之，MI5负责英国本土安全，MI6负责海外情报收集。因此，詹姆斯·邦德之类的虚构间谍多为MI6工作。现实世界的叛国者，比如，剑桥间谍帮老大金·菲尔比也效力于MI6。大名鼎鼎的MI5官员，无论在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罕见的。但也有少数例外。上世纪80年代，前MI5官员彼得·怀特一度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得感谢他的回忆录。通常由于《官方保密法案》，掌握国家机密的人不允许出版自传。但怀特想了个办法，跑去澳大利亚出书，英国政府因此被扯进一场跨国官司，还输了。

　　在怀特之前，MI5还因为迈克尔·贝塔尼闹过丑闻。贝塔尼是个有自毁倾向的酒鬼，一心想成为苏联间谍。但是他的形迹实在可疑，无法得到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克格勃官员的信任。1984年，贝塔尼被逮捕，坐了很长时间的牢，一直未能把机密卖出去。但MI5看人的眼光依然遭到质疑。所有人都觉得奇怪，这样一个神叨叨的家伙是如何混进国家情报机关，还安然无事地混了8年。

　　贝塔尼入狱后，MI5开始加强把关。1997年，又冒出一个泄密者。大卫·塞勒在和记者见面时被发现。现在，塞勒到处宣扬说自己是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世主)。公众因此坚定了怀疑——为MI5工作的人里有不少脑子有毛病。

　　MI5雇员的身份向来保密，所以无法得知是否曾有一个叫卡拉瑟斯的间谍为它工作。但是一个叫这个名字的虚构人物帮助促成了MI5的诞生。卡拉瑟斯是20世纪第一本间谍小说《沙之谜》(RiddleoftheSands)中的一个角色。故事讲述德国阴谋入侵英国，描写得栩栩如生。英国海军大臣塞尔伯恩爵士读后危机感顿生，于1909年成立秘密情报机构。5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MI5仅有14名雇员，但至少发现了一个用隐形墨水向柏林传送情报的德国间谍网。

　　MI5全称军事情报5处，1909年，在帝国防御委员会的建议下和军情6处同时成立。MI5的第一任处长福隆·克尔(VernonKell)只有10名手下，外加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MI5的雇员人数扩充到850人，上世纪20年代又被压缩到16人；到1941年，二战期间再度扩充到860人。虽然，诞生于对德国间谍的恐惧，MI5却认为它头号敌人是布尔什维克。

　　1945年后，MI5不再寻找纳粹间谍，转而盯上了英国共产党和任何可能为苏联效力的人。但是叛国者不会在脸上贴标签。MI5的宗旨是，先盯上人再说。冷战时期，MI5更是变得草木皆兵。但凡和共产主义有一点关系就可能被扣上“颠覆分子”的帽子。70年代，查尔斯·艾沃尔接管MI5的F分部，负责镇压“国内颠覆”运动，艾沃尔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高手，在他的领导下，MI5进一步扩充。

　　我采访的3位前MI5头头——斯特拉·莱明顿、史蒂芬·兰德尔和伊莱扎·曼宁汉-布勒——都承认MI5的反颠覆运动被搞过了头。上世纪80年代，一名叫卡西·马斯特的MI5官员透露，MI5曾监视矿工领袖阿瑟·斯卡吉尔、核裁军运动领袖、未来的工党大臣哈利叶特·哈曼和帕特里西亚·休伊特。此事引起轩然大波，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任命前外交官安东尼·杜夫爵士收拾烂摊子。这一事件堪称MI5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马斯特揭露，MI5盯上了300个所谓有反国家倾向的嫌疑人，并收集了数万份个人档案，列宁、杰克·斯特劳(英国司法大臣)、彼得·曼德尔森(欧盟贸易专员)和约翰·列侬都曾是MI5调查对象。1998年，当时的内务大臣杰克·斯托透露，MI5有50万人的私人档案。只有2万人是仍被继续监视的对象，其中有1.3万人为英国公民。

　　现在，MI5网站上有一份题为《秘密和误解》的声明：“我们曾被指控系统调查工会和各个压力团体。但事实上，我们从未仅仅因为某人属于某个工会或组织就怀疑调查他。但颠覆分子确实曾经试图渗透这些组织，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然而在调查监视“颠覆分子”的过程中，许多无辜者也被牵扯进来。

　　苏联解体后，MI5需要一个新角色，于是开始专注于爱尔兰恐怖活动。从上世纪80年代起，MI5的注意力逐渐从反颠覆(虽然它在1984年至85年时曾针对工会领袖，镇压矿工罢工)转移到北爱。一名叫大卫·鲁波特的特工打入真正爱尔兰共和军(RealIRA)高层，1998年4月，他报告说，奥马(北爱西部城市)可能遭遇炸弹袭击。4个月后，29人在奥马爆炸中丧生。MI5负责人拒绝解释为什么未能阻止爆炸。

　　到90年代末，MI5开始注意到一种自二战以来最可怕的威胁。这一威胁通过美国9·11恐怖袭击得到证明。9·11袭击让世界看到了基地组织的能耐，但对MI5而言，更有关系的是它的后继效应——伊拉克战争和恐怖分子的思想极端化。2001年，MI5的首要任务变成了监视恐怖分子嫌疑人。

　　2005年7月伦敦发生自炸弹连环袭击。MI5的职能备受质疑。调查发现，两名制造伦敦地铁袭击的恐怖分子西迪克·汗和坦维尔曾因为一宗在伦敦东南部安置肥料炸弹的破产计划而受到MI5的怀疑，调查后牵连出超过55名嫌疑人，其中15人被判定为重要目标，而西迪克·汗和坦维尔被当作小虾米放走了。

　　MI5将失误归咎于资源匮乏。在5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英国国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ISC)说，在伦敦地铁袭击前，MI5竟然无法对52个重要目标实施重点盯防，这实在让人震惊。ISC还披露，西迪克·汗曾8次出现在警方和MI5的雷达上，但却从未引起足够重视。有了前车之鉴，MI5建立了8个地区中心，加强和地方警察的联络。

　　9·11对MI5还有另外一个重大影响。美国的“特殊引渡”计划(将恐怖分子嫌疑人转移到关塔那摩和其他法律宽松便于刑讯折磨的国家)令MI5措手不及。布什政府根本没有告诉MI5中情局非法扣押了英国公民。甚至有证据显示，天真的MI5官员对中情局毫不怀疑，还协助其秘密审讯。MI5和MI6官员争辩说，在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和信奉不同标准和规则的外国情报安全机构合作。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不久前还说，“考虑到不同的法律义务，在关押和对待犯人的方式上……绝对排除虐待的风险是不可能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在层层秘密包裹之下，MI5和MI6既让人敬畏、害怕，又让人怀疑。用剑桥大学克里斯托夫·安德鲁(他所写的MI5第一本官方史传将于年末出版)的话说，它们是英国政治“最后的禁忌”。其中，MI5尤其是众多阴谋论的中心话题，迄今依然如此，但已不再是禁忌。在反恐战争中，它被推到聚光灯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MI5和MI6总部位于泰晤士河两岸，隔河相望，已经成为伦敦著名地标。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政客们拒绝了解MI5的所作所为。他们甚至不知道，1952年一条新政令颁布后，MI5的职能定义变成“捍卫政权”，这个机构不再是内务部的一部分，而单独向内务大臣负责。MI5的角色在普罗富莫丑闻中受到关注。(普罗富莫原是一名前程似锦的保守党内阁成员，却和歌舞演员克莉丝汀·基勒发生了一段婚外情。两人的关系只维持了几个星期，绯闻曝光后却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基勒同时与一位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高级海军武官，苏联间谍叶夫根尼·伊凡诺夫有染。普罗富莫引咎辞职。当时的保守党首相麦美伦因为丑闻影响病情恶化，宣布辞职。)1963年，在下院辩论中，首相道格拉斯-霍姆说，1952年的新政令说明，“要跨越自由社会和警察国家之间的界限是多么容易。”

　　彼得·怀特在回忆录《抓间谍》中写道，“在政府命令的保护下，我们入室盗窃，安装窃听器，与此同时，白厅衣冠楚楚的人民公仆们故意对我们的行径视而不见。”大臣们纷纷选择做鸵鸟把头埋进沙子，这其中包括以极端自由派自居的工党政客罗伊·詹金斯。他的一位亲密助手说，“他觉得和MI5说话都会脏了他的手。”

　　诞生100年后，MI5还在继续扩张。

　　在MI5百年诞辰前夕，现任处长乔纳森·伊万斯邀请记者访问他的办公室。现任情报处头头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因此，伊万斯对记者可谓千挑万选，生怕遇人不当，泄露了国家机密。

　　经济萧条的时候，很多人饭碗不保。而MI5却在继续扩张。它逐步公开了招募标准，在网站和媒体上公开打出招募广告。9·11前，其雇员不足2000人，两年前增加到2800人。2011年还计划突破4000人。伊万斯说，要从容应对国内恐怖主义需要一个经费充足、人才济济的机构。还暗示说，随着经济形势恶化，恐怖主义问题还将恶化。简而言之，他的意思是，为MI5花钱是值得的。MI5的预算仍然是官方秘密，估计超过1亿英镑。

　　在与记者的合影上，军情5处长穿着随意，没有穿西装，打领带，衬衣袖口卷起，一副符合时代精神的打扮，完全不像老派公务员。唯一让人有些失望的是，神秘的间谍头子秃了头，丝毫没有007的风采。

　　在伊万斯之前，MI5头头从未公开露面。1992年，斯特拉·雷明顿成为第一个被公开任命的处长。此前，MI5处长的身份都是保密的。这是情报处逐渐剥开秘密外衣的第一步。1998年，MI5开设了机构网站，它的第一部官方史即将出版。

　　斯特拉·雷明顿

　　(1992年至1996年任MI5处长)

　　1992年，斯特拉·雷明顿成为历史上第一位MI5女处长。1967年加入MI5时，雷明顿还在印度。两年后，回到英国，她先后在反间谍、反颠覆和反恐3个部门工作，1990年升任副处长，1996年退休，被授予女爵士头衔。写过一本回忆录和一系列间谍小说。

　　上世纪70年代，MI5的一群女职员签署联名信，要求升职。她们问，“为什么女人不能拥有和男人一样高的职位？”联名信上也有斯特拉·雷明顿的名字。“当时女性担任的都是接待员、秘书之类无足轻重的职位，她们绰号‘接待女王’，要知道这些女士大多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不乏贵族、将军之女。她们是MI5的脊梁，家庭出身决定了她们的忠诚。”雷明顿说，当时性别歧视严重，女性被禁止参与情报和管理工作。直到MI5找不到合格的男子，捉襟见肘的时候，她才被提升为军官。

　　雷明顿认为，冷战期间，MI5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透明度”。对于MI5到处监听私人对话的行径，大臣们深感不安。在MI5看来人人都可能是间谍颠覆分子，未免草木皆兵。80年代，MI5参与调查矿工罢工的真相曝光，突然成为争议漩涡。雷明顿说，“如果罢工的领导人说，他们的目的是推翻政府，那么评估他们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难道是MI5的合法角色？“是。”她回答得毫不犹豫。也难怪，她正是当年调查矿工领袖的负责人。

　　1992年雷明顿成为首任MI5女性处长，也是第一位公开身份的MI5头头。她很快证明了自己的政治天赋，擅长从其它机构手中夺取权力，MI5被委以对付爱尔兰共和军的重任。当时共和军刚用迫击炮袭击唐宁街，差点干掉首相约翰·梅杰的整个内阁。雷明顿立刻跳出来指责警察没有对付共和军的能力。

　　退休后雷明顿为人温和了不少。但在她出版自传时(据说是为了向两个女儿解释自己的工作)仍然遭到白厅尤其是国防部的抗议。国防部正竭力阻止前空军特种部队士兵出书，认为雷明顿树立了一个糟糕的榜样。但她不为所动，自传在2001年问世，之后又写了多本以女特工丽兹·卡里尔为主角的惊悚小说。

　　今天，雷明顿继续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过去两年里，她多次指责政府让人民“活在警察国家”的恐怖之下。她说政府对9·11的反应过度；激进的“反恐”言论滑稽可笑；她还猛烈抨击未提出指控扣押恐怖分子疑犯42小时的做法。托尼·布莱尔说伊拉克战争和少数英国青年的信仰极端化毫无关系，遭到雷明顿的激烈嘲笑。

　　在雷明顿加入MI5的时候，政府大臣们拒绝了解这个机构在干些什么；而现在“安全事务已经政治化”，MI5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避免沦为被踢来踢去的“政治足球”。她补充说，“政客和大臣们惟恐在自己任期内发生可怕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是100%安全的，错误难以避免。”

　　史蒂芬·兰德尔

　　(1996年至2002年任MI5处长)

　　史蒂芬·兰德尔1996年至2002年期间担任MI5处长。从剑桥毕业后，他于1975年加入MI5。

　　说话声音很温柔，满身书卷气，看上去还有点儿害羞的兰德尔爵士和他的前任雷明顿完全不同。兰德尔认为，MI5的首要角色是反恐，对于它的反颠覆职能颇有微词，因为在他看来，人不该因为政治立场而受到攻击。MI5的反颠覆职能源于战后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政府。当英国“原子间谍”向苏联提供英美原子弹研究信息后，迫于美国压力，MI5也进入冷战模式。

　　“冷战初，我们在情报方面明显败给了俄国人。”兰德尔说，他指的是大名鼎鼎的剑桥间谍帮(CambridgeSpyRing)。1934年，苏联海外谍报机构在英国剑桥大学秘密招募了三个青年学生——菲尔比，伯格斯和迈克林。当时英伦三岛仍然被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所笼罩，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又在欧洲大陆崛起，斯大林铁腕统治下的苏联被很多西方理想主义的青年视为希望和拯救和平的力量。在英国，剑桥大学成了左派的大本营，即后来的剑桥间谍帮。二战爆发后，剑桥间谍帮的成员几乎全部被英国政府雇佣，安排在一些关键的部门工作。他们向苏联提供了难以计数的重要情报，包括英国在苏联的情报工作，英美秘密会谈，美英核武器的发展等等。在苏联和德国进行的库尔斯克会战中，由于得到了这个间谍帮提供的由英国密码部门破译的德国密码，苏联掌握了德国的军事情报，从而在这次关键的会战中掌握了主动。大战后期苏联向东欧的快速扩张，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这个间谍帮提供的这些地区反法西斯力量的情报和美英对这些地区战后的安排。菲尔比等人还利用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向英国、美国提供假情报或夸大某些情报的价值，使得决策部门作出错误判断。1951年，剑桥间谍帮的两个元老人物伯格斯和迈克伦因为身份败露而逃往苏联，他们的叛逃自然使得反间谍机构怀疑和他们关系密切的菲尔比。但菲尔比不但没有一起叛逃，反而镇定自若。对他的怀疑和审查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55年11月7日，当时的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麦克米兰亲自在英国下院声明：菲尔比是个忠心耿耿的不列颠臣民。从那以后，菲尔比又在英国情报部门为苏联工作了好几年，直到1963年，当英国反谍报机构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时，他才不慌不忙脱身前往苏联，和他的老同志们会合，领取苏联政府的最高奖赏：红旗勋章。

　　二战后，英国对战争中和他们并肩打败纳粹的苏联依然存有好感。50年代，英国共产党有5万成员，他们都被看成了潜在的颠覆分子。兰德尔说，“MI5备受压力，必须得采取行动，做点儿什么。”

　　1997年夏，工党刚刚上台，兰德尔会见了不管部大臣彼得·曼德尔森和新内务大臣杰克·斯托。据MI5叛徒大卫·塞勒披露，这两人都曾作为潜在颠覆分子受到MI5监视。斯托因为曾任全英学生联合会主席，上了MI5的黑名单；曼德尔森70年代初期一度加入青年共产党联盟，因此也在MI5备案。像他们一样被MI5盯上的人少说也有几十万。后来曼德尔森被布莱尔任命为北爱事务大臣。回忆过去，兰德尔不无讽刺地说，“他(曼德尔森)后来发现我们(MI5)是相当有用的。”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也上过MI5的黑名单不知会作何感想。

　　2002年，兰德尔准备退休，与此同时，情报官员们正在炮制后来被发现漏洞百出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报告。上个月，我问他，白厅联合情报委员会为什么会相信这些子虚乌有的武器的存在。“因为萨达姆希望大家这么想。他认为这样一来别人就不敢发动袭击。这是个致命的判断错误。”

　　伊莱扎·曼宁汉-布勒

　　(2002年至2007年在任)

　　2002年，伊莱扎·曼宁汉-布勒被任命为MI5处长。之前，她曾担任副处长和爱尔兰反恐事务主任。

　　2001年9月11日，伊莱扎·曼宁汉-布勒还未从史蒂芬·兰德尔手中接过MI5大权。但是，作为副处长，她负责和情报处的外国盟友联络。9·11袭击后第二天，她是首相布莱尔派往华盛顿的3名情报官员之一。同行的还有MI6头头理查德·迪尔洛夫爵士、GCHQ(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负责人弗朗西斯·理查兹。3人抵达空军机场后，被告知全部航班被暂时停飞。她回答说，他们有首相的直接命令；中情局局长乔治·特伦特在自传中说，他仍然不知道那几个英国人是如何在9·11后第二天获得进入美国的飞行许可的。

　　在中情局总部，3名英国情报官和美国同僚共进晚餐。中情局欧洲负责人泰勒·德拉姆勒记得当时的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大卫·曼宁爵士说，“我希望我们都能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集中对付阿富汗，不要被入侵伊拉克的念头所诱惑。”特伦特回答说，“绝对，我们全部同意。有人可能会想把两件事联系起来，但我们都不想走上那条道。”

　　曼宁汉-布勒记得第二天坐在飞机上，还看到美国东海岸边有黑烟从废墟中冒起来，她设想过美国人会如何反应：“但我从未想到他们会去打伊拉克。”当美英军队准备入侵巴格达的时候，她问过，“为什么是现在？”当时她已经知道，入侵伊拉克只会把英国推向更危险的境地。

　　MI5知道入侵伊拉克会让它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英国有着人数众多的亲伊拉克者，入侵伊拉克只会激化他们的愤怒。甚至连白厅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其主席约翰·斯卡莱特为现任MI6处长——也在入侵伊拉克一个月前警告说，国际恐怖主义对英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远远大于萨达姆·侯赛因。

　　1974年，曼宁汉-布勒在一次酒会上碰上某人，酒醒后发现自己已被说服放弃教师工作，加入MI5。当时，国家安全也许是她从未关心过的事情。然而对于情报处，她却是显而易见的目标。曼宁汉-布勒毕业于牛津大学，她的父亲雷金纳德爵士曾任哈罗德·麦克米兰的保守党内阁的上议院大法官。和雷明顿一样，她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男尊女卑的世界。两任前MI5女处长都曾抱怨，情报机构有性别歧视的传统。而现在，据现任处长伊万斯说，47%的雇员是女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毕业生。该校和GCHQ的监听站只有几步之遥。GCHQ是MI5和MI6之外的，第三大英国情报机构。

　　曼宁汉-布勒说，MI5的另一个问题是酗酒成风。原因在于，“这份工作太与世隔绝，非常不利健康。”

　　和兰德尔一样，她也认为MI5的反颠覆工作“太肮脏……有些棘手。”相当长一段时间里，MI5对北爱恐怖活动重视不够，而且在处理北爱时似乎缺乏自信。她说更火上浇油的是，情报处和大臣议员们的沟通不够。1992年，斯特拉·雷明顿任命曼宁汉-布勒负责MI5在不列颠本岛的反爱尔兰共和军事务。几周后，伦敦接连遭遇16起袭击。她回忆说，“那是一段痛苦的时期。”

　　2005年7月7日，伦敦遭遇连环恐怖袭击时，MI5再次感受切肤之痛。土生土长的恐怖分子的存在让MI5深受震动，但曼宁汉-布勒说，她恍惚已有预感，从美英入侵伊拉克前开始就有一种悬而未决的感觉。

　　像雷明顿一样，曼宁汉-布勒也不害怕批评政府。去年，首次在上议院发表演讲时，她严厉抨击了无指控拘留恐怖分子疑犯42小时的计划。“我权衡再三，生命的权利是公民自由权中最重要的一项。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安全，而在捍卫国家安全的旗号下，我们的辛苦争取来的公民自由却有毁于一旦的危险。所以，我的原则不允许我支持这一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