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至8日，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强力机构、联邦机构、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加拿大和英国官员，以及12个国家的观察员参加了代号为“高级官员3号”的反恐大演习。此次演习不论是在规格、规模、科目、时间和重视程度上都堪称美国历史之最。如此大规模的反恐怖举措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美国的年度反恐演习越闹越大：这次耗资1600万美元的“高级官员3号”，规模超过2003年在西雅图举行的“高级官员2号”反恐演习。那次反恐演习共有8500多人参加。第一次类似的反恐演习“高级官员1号”于2000年在丹佛举行，当时演习的规模还小。那么，美国为什么在反恐怖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把反恐演习越闹越大呢？

　　首先应该是美国政府需要提醒美国上下“反恐战争”的理由。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脱身日期遥不可及，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军人伤亡越来越大，国内对这两场战争的抱怨声此起彼伏，而这两场战争的发动理由是“全球反恐”。在美国已经近四年没有遭到恐怖分子实质威胁的情况下，布什政府非常担心老百姓把“恐怖威胁”置于脑后，从而“忘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因此需要通过大场面来提醒一下，以免群起反战。

　　其次是切实检验美国的反恐应急计划。以“基地”为首的恐怖组织确实还想在美国重演一次“9·11”。根据美国和世界其它情报机构的估计，经过四年沉静的恐怖组织如果能再度得手美国袭击，那么其规模和程度应该远超过“9·11”。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表示，我们通过反复演习就是要检验各种应急计划，包括应对“世界末日”式的袭击方案，并且加强各部门和机构间的磨合。

　　第三是恐惧文化深入神髓，反恐已成美国人的生活新方式。大多数通过飞机进出美国的人，对美国机场的通关速度都深恶痛绝。最近，一位访美的德国作家抱怨：“数百万要进入美国的飞机乘客在接受安检时必须脱掉他们的鞋，因为几年前一个恐怖分子曾经在鞋跟里藏过炸药——为什么在欧洲不需要这么做？在飞机内，乘客在降落前半小时‘不管出于任何原因’都不得离开自己的座位。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没有人出来说明一下。单是抱怨一下，就足够引起别人的怀疑。”

　　美国的反恐行动和反恐战争导致了一种美国独有的恐惧文化——恐惧这个词迄今为止在美国仍被视为是不可转译的。对危险的预防措施成为了危险存在的一种证明。

　　而且“反恐新时代”“橙色警报”已经变成了在白宫履行公职的激进分子的福音。针对一个没有领土、没有常规部队的看不见的敌人的反恐战争，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理想的、灵活度极佳的统治工具。

　　在美国严肃的分析家当中已经无人再怀疑，布什去年大选的胜利要归功于“恐惧因素”：美国国民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和对布什无条件保卫国家意愿的信任。只有如此，布什才能安然度过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政治灾难。显然官方给出的战争原因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战争本身在大多数美国选民看来也是不值得的。只有通过不断调动起对新袭击的恐惧，布什的大选负责人卡尔·罗夫才得以让人们相信，失败的伊拉克战争是反恐战争的漂亮一仗。

　　对恐怖主义的恐惧需要不断的加工和更新。由于危险没有面孔，无法确定它的日期和地点，所以几乎可以任意确定“橙色警报”或者“红色警报”。一幢被划归为“受到威胁”的大楼是否必须由4个、40个还是400个警察来保护，公民甚至就连行动的负责人是没有权利作出判断的。在总统宣誓的晚上，大厨们被禁止自带刀具来为各种精英人物宴会准备美食，这是必要的还是可笑的？

　　现在，人们到处受到威胁的感觉不再局限于机场和飞机上。比如火车、地铁或者正在通过旧金山和纽约著名大桥的汽车，更别提在洛杉矶港口转运到卡车货车上的集装箱了——美国进口的大约80％通过这些集装箱来运输。最近还有人开始担心起美国的校车来，50万辆校车每天早上和下午将运送数百万学生。不久前，当一名CNN记者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被问到的校长们显然束手无策。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将来那些依然无法给家长一个满意答复的校长都很可能因此失业。

　　有根据的害怕和纯粹的幻想之间的界线在哪里呢？对于一种现实的和模糊的威胁，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预防？怎样做才能使生活不至于蜕变成一种纯粹的反恐活动？

　　美国——这个曾经是先驱者、征服者和冒险者组成的国度，转变为保险商和律师的社会后，变得日渐脆弱。在机场、博物馆、体育场，每当警报声响起，每个公民就都变成了反恐命令的接受者；自己没有小心提防、对于可疑情况没有报告的人，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同情；而敢于开玩笑的人就要冒着牢狱之灾的风险。美国的生活、文化似乎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大逆转，预防性战争的学说在准备在美国转变成为一种预防性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