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与美国警察的故事
记得有一次我在不该停车的地方停车了，心想反正就10来分钟时间。结果等我办完事情出来时，发现车牌被警察摘走了。对方在我汽车挡风玻璃版上压了一张通知单，叫我到警察分局去领取。到了局子后，我看到柜台后面的桌子上放着一些车牌，就向值班警察出示了记者证和通知单，随后递上两包双喜烟“花烟消灾”。对方接过香烟，马上把我的车牌找了出来，还满脸堆笑地对我说：“欢迎你下次再来！”
“去你妈的，下次我才不会再来哩。”出门的时候，我真想转过头去对他这样说。
美国的警察则是另一个类型，他们在法律面前软硬都不吃。提起美国的警察，国内读者往往会把他们电视电影中各种彪形大汉和非常野蛮粗鲁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现实生活中的美国普通警察到底是个啥样子？中国记者又能与他们磕磕碰碰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作者常驻美国的时间久了，自然亲身经历并耳闻目睹不少中国记者与美国警察打交道的有趣故事。
一
《人民日报》驻华盛顿记者唐勇勤劳多产，他对美国警察的感情有些特殊。他曾因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罚得胆战心惊，也为他们“雪中送炭”的活雷锋行为感动不已。
唐勇在国内从来没有摸过汽车方向盘。来华盛顿3个月后，他过五关斩六将最后终于拿到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驾照。一照在手，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晚，他与年轻漂亮的夫人赵帅开车前往北弗吉尼亚州，到中国同行关晋勇家里做客。在关家闲聊几个小时，告别分手时已是深夜11点半了。
由于风高月黑，再加上技术不熟练，唐勇把注意力集中在方向盘上，没有看清路牌，竟将汽车开到了五角大楼附近的一条单行线上。正当他刚要调头时，眼前突然闪过几道强光，3辆警车从不同方向呼啸而来，把他们的汽车团团围住。由于到美国的时间很短，唐勇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一下子被眼前的情景吓得不知所措。
只见好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向他们走来。小唐赶忙下了车，想从口袋里掏证件，同时向警方说明自己迷了路。
“把手拿出来！回到汽车里！”一位白人警察厉声喊道。唐勇返回驾驶座位，心想警察可能担心自己是歹徒
“请出示证件！”唐勇立即用有些发抖的手把驾照递了过去。几位警察还不善罢甘休，坚持要他们出示汽车的资料。可是，他们年轻缺乏经验，没有把当天刚办完汽车过户手续的资料放在汽车里。
随后，警察对他们进行冷处理，让他们在车里等候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警方递给他们两张罚单：一张80美元，是罚单行线逆行；另一张40美元，是罚未能向警察提供汽车资料。
这是唐勇夫妇来美国后首次与美国警察打交道，对方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交往，他们终身难忘。
离开五角大楼，他们继续往家里赶，路上只要15分钟时间。可是半路上，他们又走了岔路，开进了一条漆黑的公路，距离华盛顿市区越来越远了。凌晨3点左右，他们凭借路牌，发现已来到弗吉尼亚一个名叫道格伍德的农场。无奈之中，我们只好敲响了一家农场主的门。
一位中年妇女穿着睡衣走出来，看见唐勇身边站立一位面带微笑的漂亮女子，热心地为他们写下了回华盛顿的路线。千恩万谢之后，他们带着七上八下的心情继续上路。不久，他们又迷失了方向，不知回家的路在什么地方。
正在绝望之际，一辆夜间巡逻的警车飞驰而来。
“打开你的大灯！”车里的警察朝他们喊话。这时，唐勇才意识到一直忘了把车灯打开。打开车灯后，他们立即向警察求助，希望对方帮忙带路。警察起初推托说：“我不负责那个区域。”但看到他们绝望恳求的眼神，马上改口说：“好吧，跟着我吧！”
在警车的开道护航下，他们很快来到自己的家门口。正当他们想下车向这位助人为乐的警察说声谢谢时，警车不动声息地开走了。回忆起跟美国警察初次打交道的经历，唐勇和他夫人有些酸甜苦辣的复杂心情。
《文汇报》记者牛震刚来美国时，开的是一辆旧式的日本尼桑车，只要用手按一下锁扣就能把车反锁上。一个冬天的傍晚，他开车来到记者站几公里之外的一家“必胜客”买比萨，因为心里还想着其他事情，下车后顺手把车门反锁上。忽然间，他想起钥匙没有拔下，发动机和车灯都还开着。车箱里的汽油已所剩无几，这样空转下去，汽车很快就要“瘫痪”。怎么办呢？牛震想起家里还有一把备用钥匙，于是立即打的返回住处。
来回的路程不到半个小时，牛震赶回比萨店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至少4辆警车排成一列停在店前的停车场，五六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带着头盔，在不远处围住他的汽车，一名身穿防爆衣的警察小心翼翼地拿着一个探测器在车上来回扫描，还有一名警察举着话筒驱散观众。
“这下糟糕了。” 车灯还亮着，发动机还开着，可是里面没有任何人影，警方肯定把自己那辆“无人驾驶”的尾部还冒着热气的汽车当成汽车炸弹。为了帮助警方消除误解，牛震径直走向自己的汽车。
“站住！”一名警察大声叫道：“这里有危险。”牛震冲着警察苦笑了一下，扬了扬手中的汽车钥匙说：“对不起，这是我的车……”
警方被这突如其来的中国人的介入愣住了。牛震打开了车门，警察这才舒了一口气。牛震本来还想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委，可是警察在排除汽车炸弹的可能后，对他的任何解释都已不感兴趣。
“没事了，你可以走了。”一名神态有些疲惫的警察对他说。“谢谢你，兄弟！”另一个领班的警察朝他挥挥手，然后和同伴们收工离去。原来，牛震在制造了恐怖后，他帮助警方消除了恐怖威胁，他是有功劳的。所以警察在离去时，对他表示感谢。
一个夜晚，作者开车从纽约市区赶回华盛顿，在进入纽约林肯隧道前，发现一辆警车挡住了去路，就从旁道绕了过去。可是，刚过红绿灯，车一拐进左边的路口后，那辆警车又尾随过来，还闪烁着的警灯。笔者透过反光镜发现后，心里纳闷：“难道我违反了什么交通规则？”可是我一直规规矩矩地开车。
既然警车跟在后面，肯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明人不做暗事，我决定靠边停车问个明白。
一名警察走过来，神情严肃地说：“你好，你的左前车灯坏了。”
前车灯坏了，开车的人谁能发现？作者脱口说：刚才还好好的车灯怎么失灵了？警察一本正经地说，你必须修好了才能上路。作者毫无惧怕地说，现在车行都关门了，我到哪里去修理？！再说，我现在正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
双方僵持一会儿，警察还是开了一张没有金额的罚单。警察说，你明天在纽约城找一家汽车维修店把车灯修好，或回华盛顿后在24小时内把灯修好，然后把修理发票和罚单一并寄给纽约交警部门。要是逾期不办，就要罚你的款。因为急着赶路，作者选择了后者。第二天，我把修车的发票影印件和警察开除的罚单一并寄给纽约警察局。大约一个星期后，对方回信说：案子已经处理完毕，你没有责任了。
三
中央电视台驻华盛顿首席记者高军也有与美国警察打交道的光荣历史。那是1997年发生的事情。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刚去世，听说克林顿总统要到中国使馆吊唁，正在纽约采访的高军就连夜心急火燎地开车往华盛顿方向赶。同行的共3辆汽车，高军殿后，跟着前面两辆车在夜色中急速前行，结果被警察逮住了。
“你们为什么抓我？”高军理直气壮地问捉拿他的警察。
“因为你超速了！这里的时速是65英里。”警察严正警告他。
“超速多少？”高军的语气有些软了下来，但心里还是不服气。
“77英里。”
“不就是超过2英里吗？”高军满不在乎地说。他心想，在正常情况下超速9英里是合理的，不算犯规，最多被警告一下。
“超过1英里也是超速。”警察瞪了他一眼，毫不含糊地回答。
一计不成，高军就来另一计，他振振有辞地说：“我们3辆车是一起走的，你为什么不去抓前面第一辆车？你抓我有问题，你对我有种族歧视。”
警察换了一种口气问：“你尾随前面两车有多少时间？”
“大约15分钟。”
“你记住他们的车牌号码了吗？如果你记住了车号，我就去追前面的车。”
“没有。”
“既然你没有记住前面的车号，我就要罚你。”这下子警察真的不客气了。
此时夜色正浓，路上的能见度也很差。看到警察腰间佩戴的手枪，高军心里有些发毛。为了继续赶路，他最后只好束手就擒，乖乖地受罚50美元，但心里有一肚子的不爽。
罚款50美元当时还是便宜高军的，要是此事发生在现在，警察至少要罚他150美元。吃了这样的哑巴亏后，高军现在开车比过去小心多了。
四
作者在美国工作时间长，经历正反两面的事情也多一些。一次，我在外地高速公路上超速16英里，被埋伏的警车逮住。我想下车说声对不起，可是右手放在腰部手枪上的警察喝令我返回司机座位。当时，我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在一个月后到外地与这名警察对簿公堂，要么按照地址乖乖地寄上一张罚款125美元的支票。我无话可说，选择了后者。
还有一次，作者同几名中国记者驱车从东部到西部采风，凌晨在洛杉矶市区迷路还找不到旅馆，最后请求一直跟在后面的警车带路走出迷宫。当然，也有令我感到羞辱的事情。一次，我在水门饭店侧面的河边公园游览，看见路上没有汽车，就闯红灯步行穿马路。想不到的是，乱穿马路的行为被马路对面的黑人女警察看见了。这个女警察很年轻，但长得非常臃肿，而且很难看，她用“F”之类的脏话惩罚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自知理亏，没有心情跟黑人女警察较真，只好忍气吞声快步离去。
当然，个别喜欢调皮的年轻记者有时也会“唬弄”美国警察。晨某有一次在外地超速行驶被警察逮住后，他按照当地华人的教唆坚持用中文跟警察对话，双方僵持了5分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司法麻烦，失去耐心的警察最后只好放走不“懂”英语的晨某。这样的招数，其他中国记者都没有使用过，大家也不想使用。
美国警察非常有职业道德，他们事后不跟违规司机记仇。一次，《经济日报》记者李正信在社区十字路口的STOP标记前，可能没有把车子完全停稳就继续前进，被“蹲”在马路斜对面得警察发现并逮住，双方后来到交通法庭对簿公堂。李正信坚持说，他把车完全停稳后再继续前行得，警察可能藏在灌木后面视线不好没有看清楚。警察也进行了陈述。法官最后宣布警察判断失误，李正信逃脱了被罚款的命运。
我总的印象是，美国警察素质好，职业道德高，我们这些白领外国人同美国警察没有任何隔阂和恩怨。要是违反了交通规则，你没有必要同警察计较，因为对方没有理由是不会抓住你的。如果你想行贿警察，那就罪加一等。那种发生在黑人或非法移民身上的侵权行为，从来没有发生在我们常驻的中国人身上。当然，要是你是年轻漂亮的女士，警察在抓住你的时候，说不定会多瞟你几眼，然后要你下次注意。
我的一名外国记者朋友的运气不好，一次他从外地开车赶回华盛顿，时速规定65英里，他却心急火燎地开到94英里，结果撞在躲藏在公路边上的警察的枪口上。他花了1000美元聘请了熟悉当地交通法官的律师，最后被交通法庭罚款1500美元了结，没有进监狱。要是他在一年之内再次超速被警察抓住，即使聘请律师，也要在监狱度过两个月的时光。
让我最感动的是，2006年12月的一个星期一，我和小牛夫妇在西部犹太州的峡谷拱门国家公园旅游时，里面空旷的山路上没有一辆汽车，就加大油门赶路，想不到在一个小山头后面躲藏着一辆警车。我知道时速很快，马上减速把车子停在路边，坐在驾驶座上(不能走出汽车，应该原地不动)等待警察的发落。
年轻的白人警察接近后，我打开车窗，问他我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你的时速达到71英里。我问：这里规定时速多少？他说：50英里。我心想，这下子糟了，至少要罚款200美元。他问我要驾驶执照，我没有进行任何狡辩，乖乖地从钱包里掏出驾照，递给他。
我对通行的小牛夫妇说，这下子肯定要罚款，如果不在一个月内到这里的交通法庭与这个警察对簿公堂，就得按时把罚款支票寄来。我从反光镜中观看警察的动作，他把我的驾照号码输入警车电脑。5分钟后，他拿着我的驾驶执照走了过来，说：我是县警察局的，你没有事了，以后注意。他补充说，这是难得的。
作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兴许他发现我是个遵纪守法的良民，连忙道歉说：非常对不起，我下次一定注意。我讨近乎地问：你认识附近县警察局长阿帕约吗？他像你一样是个很好的家伙。警察喜形于色地说，他一个月前刚从阿帕约办公室调来，阿帕约是个与众不同的家伙，让囚犯穿粉红色短裤。我说，我采访过他，他还把女囚犯用脚链锁起来出去干活。
告别时，我们互祝对方好运，随后按照标准速度沿着蜿蜒山路驶出国家公园。
这是我在美国碰到的最友好的警察，也是十分难得的。我至今还在不断琢磨着：我不是美女，可是那个警察那天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作者：朱幸福，系上海《文汇报》驻华盛顿资深高级记者，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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