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丰台区某社区民警罗建用自己的1000元年终奖金为社区居民设立了奖励基金，凡在社区内抓到盗车人并报送派出所处理的居民将得到50元奖励。目前已有5人获奖。罗建表示：“现在社区偷盗自行车的情况经常发生，设立奖励基金就是想调动社区治保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从而把打击盗窃自行车工作做好。”

     这样一种以私促公的行为方式得到的是毁誉参半的社会评价，包括网络舆论在内，许多人对其进行着种种指摘———有的认为抓贼是警察的本职工作，此做法是变相花钱雇人；有的认为鼓励居民冒险抓贼实属不义；还有的指责该警察是在作秀；言辞激烈者更是将该警察讥为“包工头”，并认为他设立基金是非法行为，等等，不一而足。

　　盗窃自行车的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在社会生活中以高频率出现，其中有制度层面的原因，比如二手车市场和交易管理不规范，但也有综合治安状况的问题。后者显然并非光靠警察就能够根本解决的，还需社会道义的强力支持，形成祛邪匡正的环境氛围，也正因此，才有见义勇为基金。从这个方面看，该警察的行为方向是正确的，而且，鼓励居民抓贼与警察打击违法犯罪根本上并行不悖，50元的奖金额度也不会令居民失去惩恶的基本理性，只是对与盗贼量力斗争的鼓励和更具精神价值的褒奖。所以，如果非要说作秀，居民可能更希望与自己打成一片的“作秀民警”能够多一些。

　　《警察法》明确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公民和组织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并且“对协助人民警察执行职务有显著成绩的，给予表彰和奖励”。只不过这50元的奖励由政府转移到了个人，就像民间慈善捐助，并无不可。而涉及到基金的合法性，查阅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其既非公募基金会，也远远不能满足非公募基金会不低于200万元原始基金以及其他等等设立条件。所以更准确地说，这个奖励基金本非一种组织行为，仅仅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不过是借用了“基金”的称呼而已。这种职责之外的道义，应该是自由的，但舆论却给了这种自由诸多羁绊。

　　英国政治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主张消极自由优先于积极自由，因为消极自由是“免于什么的自由”，涉及人们在摆脱外界关注情况下处理事务的程度；积极自由是“能做什么的自由”，按照特定方式行事。社区民警依法打击盗窃无疑是一种积极自由，而其动员社区居民形成合力的指向也是积极自由，应该在消极自由的舆论下来实现积极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舆论对诸如此类的现象，往往倾向于限制和约束，或者作臆测式的情绪化表达。当然，并非说对权力不该保持警惕和对公职人员不该进行监督，而是说在法制框架和公序良俗中，在积极指向下，应该有一定的消极自由空间。唯其如此，才能让“猫论”在很多具体事务中绽放光彩，不至于因循守旧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