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百姓遇到麻烦，投诉无门或久拖不决或自认为不公，便会求助于媒体。权力运行中的暗箱一经曝光，问题立刻会被各界所聚焦，大多会很快有个说法。令国人皆大欢喜的结果是：权力指向的普通公民，其权利得到了维护或救济；权力的行使者，即具体执法人员被追究了相关责任。如果这个结果是严格依法依纪做出的，它应当是公正的（公平尚不敢妄言，因为还有依据本身的合理性问题）；但如果这个结果缘于媒体夸大事实的炒作、不明真相的公众盲目指责呼吁、以及有关领导的感情激动和开脱责任、或也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所利用乘机报复，那么它的公正就很难保证了。这是目前执法部门惧怕和警惕媒体的主要原因。于是就出现了警察“误抓‘刺头’”，主动曝光，以求解困的“新闻”。

据《南方周未》2004年8月26日报道，8月20日上午，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西泉派出所，根据一名盗窃手机嫌犯的供述并由其联络、指认后，将另一名“同伙”抓获并给其戴上了手铐。仅仅8分钟，指认者便发现指错了人。警察当即道歉并欲打开手铐放人，但被抓者“李鸣”坚拒去掉手铐，要求给他拍下了戴着手铐的照片以此为据，又要求法医为其作手腕伤情鉴定，最后拿着派出所给的1000元医疗费才打开戴了8个小时的手铐。但坚持三点要求：一在媒体上公开道歉，恢复名誉；二赔偿精神损害2万元；三赔偿名誉损失5万元。派出所无法处理此事，一路层报到西安市公安局，两级公安机关对此“实在没有办法”，只得求助于华商报，一来自行曝光，先发制人，以免被动；二来也给“李鸣”在媒体上恢复名誉。经过中间人的调停和记者的参与，最后双方达成了一个赔偿额“不愿意向外透露”的和解协议。为此，警察们简直“快被折腾疯了”。

这的确是条“新闻”，一向不可一世的警察也有被小小百姓折腾得束手无策的时候，拿枪的向拿笔的求助，还有什么可神气的！让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警察低头认错，再乘机折辱其一番，该是令“平头百姓”多么扬眉吐气的事情啊！但是且慢，这真是件值得叫好的、表现民主法制进步的事情吗？这其中有几个问题令稍稍理性之人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

第一，警察抓错人了吗？这个看似愚蠢的问题，实际上有两面性。从事实真相这个客观方面来看，此“李鸣”非彼“李鸣”，当然是错的；但从执法程序上看（从报道中可以推断），警察对“李鸣”采取的是刑事拘留措施。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1条第2项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被证人指认的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先行拘留。本案中，“李鸣”与嫌犯同名同姓同单位，且有证人的指认，更令人费解的是他竞然应邀前来看“黑手机”而落入了警察的抓获“圈套”。应当说，警察的执法程序没有大的错误。警察毕竟不同于法官，法官可以判定一个人有罪或是无罪，而警察只是案件的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对嫌犯采取强制措施只是方便调查取证的必要手段，它采用的依据与最后定案的依据，绝不可能是一个标准。但是，普通百姓，甚至媒体，甚至有关官员，无论是评价最后的裁判，还是衡量执法程序的对错，只坚持一个简单的标准：事实真相。这是理性的做法吗？

第二，警察为什么“没办法”？此事处理过程中“一位警官私下说，过去抓错一个人，在对方屁股上踢一脚，他就高兴地走了，临走时还不忘说声谢。”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被屈打成招，没有被栽赃陷害，更没有因此而“失踪”、“自杀”或因“暴力抗法”被“击毙”，还不值得庆幸吗？现在的老百姓，维权意识包括证据意识都大大加强了，警察随意处置被执法者受到了很大制约，加上媒体防不胜防的暗访调查，警察的执法较之从前严格了许多，也规范了许多。这的确是社会的进步。但为什么警察面对因执法引起的纠纷，“不怕打官司，最怕的就是对方上访，也害怕对方投诉到媒体”？按理说，法院是依照法律分清事非、划定责任的地方，是争议双方最应该去的地方，也是真正有错的一方惧怕的地方。但很多事件中的警察并不害怕依照法律划定责任，而最怕上级领导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和媒体不深入调查核实、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报道。可见，警察遇到因执法引起的“麻烦”，不是真的“没有办法”，而是我们周围的人很少理性地对待这些事件，很少允许警察通过诉讼的手段来解决纠纷。一个社会，当人们产生了纠纷，首先考虑到的是行政手段和媒体呼吁，而很少选择诉讼的途径，这是法治的进步还是悲哀？

第三，该事件中警察的处理办法可取吗？当然，发现拘捕对象错误，立即释放、道歉并给予适当补偿都是应该的，但如果执法程序没有错误，应耐心向公民解释清楚。至于是应当赔偿（有错误且造成了一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还是适当补偿（无过错但确给无辜公民造成了一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由司法程序来认定。但在这起纠纷的处理过程中，警方动用了三级公安机关，又是道歉安抚，又是赔偿探望，唯当事人马首是瞻，最后还求助于媒体，甚至在去谈判的时候竟然连警车也不敢坐——怕被对方扣下！令人不禁忧虑：对这起事件的处理有没有浪费司法资源？该部门今后正常的执法活动会不会受到影响？警察在老百姓心目中起码的形象和威望有没有受损？

这起事件启示我们，在我国法制现代化尚未完成的转型时期，在许多社会角色的位置、权限并不明确的环境中，我们应当经常反省自己——哪里才是我们的准确位置和权限范围。

作为普通公民，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侵害，但也有义务为整个社会利益和公共秩序作出让步和付出。作为执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安定，既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其神圣的职权。作为媒体，尤其是新闻报道，必须坚持理性、客观、中立的原则，即认真深入地调查，客观真实地报道，理性冷静地分析，无私中立的立场，这既是新闻工作的职业要求，更是法律的要求。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可能是正义和救世主的化身，如果有可能，那也只能是法律。

                              （作者为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