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公安系统优秀教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2004年7月20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人质解救与公共安全危机处置”话题与网友交流。
　　【王太元】：今天我以个人名义心情沉重地来与大家继续探讨长春人质事件。对这一句话我说三点：第一，以个人名义作为学者研究业务、研究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不代表官方的意见；第二，心情沉重。并不太复杂的一个劫持危机，由于处理中的一些问题造成了非常糟糕的结果，生命重于泰山，生命损失是不可挽回的；第三，说继续探讨是因为已有的探讨已经不少了，我讲的继续是具体责任可以留待依法办事的各方人士去总结、去说，由于我们不是直接查处这类事件，不好具体说。但是，经验教训是有资格、也有理由好好总结，只有总结经验教训，找出问题并改进才能够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爱党爱国爱集体]：长春警察方面几次拒绝歹徒要求驾车逃走的要求，也没有采取灵活的措施，理由是放走歹徒就是纵容犯罪。在处理人质危机事件时能否采取灵活的策略，我们警察部门有什么规定呢？
　　【王太元】：是否能够灵活处理，主要还不是警察部门自己的规定，而是现有法律缺乏对这一类特殊问题的灵活处置。我们都知道，人的生命重于泰山，但是面对比泰山还重的生命，我们警察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有效保护这种生命的操作程序和组织管理机制？如果没有这类的东西，仅仅靠现场指挥人员临机处置，很可能就出现宽严皆误的各种失误。而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要从立法、执法到司法，甚至是社会舆论上都要形成这样的危机处置程序和机制。
　　[屋大惟]：处理劫持人质事件，谈判方面有什么要求？
　　【王太元】：从这个事件来看，没有专职谈判人员是一个问题，但并不是造成危机处置失误的最关键问题。一个成功的谈判专家，他也必须面临下列几种条件的选择，第一是对方愿意接近，不愿意接近就不可能谈。第二是谈判专家要相对中立。“公安机关的谈判专家”这种说法是成问题的，他能中立吗？第三，说话要管用。谈判专家将在现场调控一切情况，他说的话警察当场就要能够执行，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什么样的专家也没用。第四，信息全面。他要能了解全面情况，而我们现场的很多情况并不知道，比如这个人以前有没有前科，他家人说这个人性格很倔强、很有主见，这些东西都不知道怎么谈？第五，判断准确。对劫持者心理状态的判断失误是这次解救不成功的重要原因。对方对于我们的不断换人可以采取层层加码的策略，而我们却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做什么？第六，灵活务实。作为谈判专家或者是代表警方谈判的人，最大的特点是务实，同时灵活：目标上务实，方法上灵活。
　　[不周天]：在解救人质过程中是否有一个原则，是保护人质安全至上还是抓住歹徒至上？
　　【王太元】：从理论上来讲，没有任何问题，是人质安全至上。但是，人质的安全不是一个简单理论就能保障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长春警方从观念上讲，“人质至上”没有大的问题；从操作层面上讲，怎样保证人质安全，考虑得未必周到。至少从准备第二十次公安会议以来，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对于生命至上、公众至上的观念应该说没有大的问题，我们多次提到应该给全体警察确定一个行为选择顺序。第一要紧的或者说第一选择是保护生命，其次是保护其他权益，最后才是维护正常秩序。在生命面前，其他秩序、目标、任务、指示统统都是次要的。
　　[长期服用镇静剂]：王太元同志，据我所知，香港谈判组就是警察局的一个部门，你的“中立”之说何其谬也？
　　【王太元】：我所说的中立是一种工作立场，因为如果不能站在中立的立场代表警方与劫持者进行谈判，劫持者首先就会敌视、抵触。香港的谈判组是警察局的一个部门，但他也是相对独立于现场处置业务的那个部门，而不能是现场警察的上司或者下级之类直属人员。而且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正好可以解决现场警察把任务看得比生命还重的问题：谈判者的任务就是保护生命，现场执行者不能决定谈判者的想法、做法，而应该是谈判者左右双方的想法或做法。
　　[暖阳]：按国际惯例解救人质成功率是多少？我国警方处于什么水平？
　　【王太元】：解救人质的成功率不存在国际惯例。从国际上看，单个劫持者劫持人质解救成功的几率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春事件应该是明显的失败。但是，从去年元月以来网上所报道的情况看，据我所知十五六次（解救人质）还没有失败的，也可以证明中国警方整体水平并不一定比西方国家的低。我们不能因为出了一个长春事件，就认为所有地方的所有警察处理这类问题都是低水平的。
　　[论坛见习生]：请问像长春绑架人质的事件，公安部以前是否有具体完善的行动指引？还是全靠警察的现场发挥？
　　【王太元】：绑架人质这类严重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以前发生的并不太多，这也就养成了我们的“和平警察”、“和平领导”、“和平部门”、“和平公众”乃至“和平媒体”等诸多问题。公安部有过一些执勤、执法、巡逻各方面的行为规范，但是，对于绑架人质之类非常具体的业务项目，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直接全面的规范文件。但是，其他地区的一些警察，也摸索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是值得各地借鉴的，如果把这些经验都吸收了，很多事情就可以处理好。举例而言，长春事件的第一个失误就是现场控制，警察到达现场，不管是任何一个职别、级别的警察都应该首先疏散围观者，千百人以非常近的距离围住劫持和解救双方，这样的心理压力大多数人都承受不了，都可能铤而走险。而“疏散围观者”是所有现场处置的第一要素或者第一动作，不管是劫持人质还是别的什么。 　　
　　[泰昆]：请问王太元教授，我们中国老百姓爱看热闹，死头牛都要围半天，这热闹你如何驱散？
   【王太元】：泰昆网友你说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我在北青报讨论长春人质事件的时候说到，我们应当从这一事件中总结出很多的经验教训，其中“和平公众”也是很不适应危机处置的一个问题。中国公众几十年来很少面对这种危机事件，也缺乏这些方面的教育训练，一看热闹就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包括被看热闹者的生死问题。如何驱散？从人质生命大于天的角度，我就得动用足够警力，立即强行驱散，一定要疏散到不影响现场处置的距离或者位置上去，否则我可以这样说，围观者也应当对人质死亡负一份责任，当然，很可能只是道义上的、良心上的责任。
    [苍狼]：解救人质的方式不应该宣传，否则就让罪犯长经验了。
　　【王太元】：苍狼先生，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表示感谢。在危机事件中，我们的媒体也有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我至今没明白，长春人质事件为什么会电视直播。这样的危机事件处置需要直播吗？一直播对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我把它命名为“输不起的心态”。对于劫持者，如果达不到目标他就栽了；对于解救者，如果不能既安全解救人质又当场抓获罪犯，他也没法向社会交差。因此，我想直播的想法是臭点子，直播的决策是馊主意。当然，直播的负面效应也就有你所说的罪犯长经验的问题。
　　[武大郎开店]：这种现象合理吗？击毙劫持犯可以立功受奖，放走了劫持犯即使保住了人质的安全，也没奖励？
　　【王太元】：我们现行管理制度确实有你所说的问题，上百警察在公安局长亲自指挥下，如果把一个只有刀作为凶器的歹徒放跑，确实很难向社会、他人交代，这不能不是临场指挥者或实施者的一种沉重心理负担。至于能不能立功受奖，那是另外的问题了。说到这里，你说放走劫持犯保住人质安全没奖励，我敢说也许有更糟的局面，没奖励而是会处分，至少我们的公众就会大骂警察无能。因此，功利心太强、目标太单一是这类危机事件处置的大忌。
　　[坚定信念]：社会矛盾会不会导致出现更多的人质问题？
　　【王太元】：你的担心我也一直存在；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可能是未来的事实。劫持人质这种行为有可能增多决定于几个方面：一是“9·11”以来，恐怖主义的模仿效应，不管大事、小事，一定要闹到惊天动地，这种心态在反社会行为者身上越普及，人质危机就会越多。第二，整个社会上传下达的信息交流的对话机制极不健全，有些事情起因很小，基层管理者稍一注意，依法和平解决就不致酿成危机。一次一次不理会，一级一级不处理，非要逼到采用极端手段制造惊天大案才解决，“飞虎队”谈判专家都很难解决问题。还有一点，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轨时期，改革对人们利益的触动必然产生人们心理或行为的偏差，这种偏差超过常态就会形成危机。因此，我们不要理想地认为危机没有存在或者会逐步减少、减弱，而要从这类危机将日渐增多的角度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也就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建立各种应急机制，提高驾驭复杂形势、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有人托我问]：王教授，在解救人质过程中不能做到先满足歹徒的条件，待人质被救后再对绑架者实行抓捕吗？
　　【王太元】：一般意义而言，完全可以先满足劫持者的条件，待人质被救以后再抓捕。但是，从长春人质危机来看，他确实有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对方拿了10万块钱，从上百警察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离去，再杀害人质的话，谁来负责任？因此，长春警方当时不放劫持者离去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离去暂时保证人质的安全，总比不让他离去，马上损失人质的生命要好得多。两害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因此，现场指挥员如果发现不放弃劫持者离去，人质就有生命危险时，应当立即决策放其离开，然后再想办法抓捕。
　　[昆鸡长笑老鹰非]：王教授，怎么解决人质解救“多头指挥”的问题，即公安机关领导人、政法委、管政法的副书记都在现场发号施令？
    【王太元】：谢谢昆鸡网友，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我没有资格直接去研究长春事件现场的具体失误，更不能直接去追究谁的责任。但从现场情况看，你所说的“多头指挥”确实是失误的重要原因。旧的管理有一个口号就是“领导亲自抓”，认为这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其实这是错的。从管理学上讲，教练、领队甚至是俱乐部老板，绝对不能当队长，更不能当球员，上级领导可以提前布置，临场指导，事后总结，但现场指挥或者下级的工作，不能直接替代。如果郝海东在场上踢的不好，咱们的阿里汉自己上场踢，我想这场球非输不可。但问题是，如果阿里汉不上场球迷都能原谅，不会说他没有亲临现场直接指挥，而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如果不到现场，其他领导或群众就会众口一词，指责其失职。这样的管理文化就形成了“多头指挥”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权限的分配。在日常管理中，我们各级、各类警务人员临机处置权利不大，很多事情需要不断地请示、汇报、开会决定。但是，危机一来，请示、汇报、开会的时间没有了，现场指挥有没有全面调动人才、物力，全面决定现场所有人的言行的权力？刚才有网友说，如果人民利益至上就应该舍得一身剐，不管受什么处分，都要保证人质安全。应该说每个人都应当这样做。但是，如果没有制度保证，就很难保证每个现场指挥员和参与者都这么做。
　　[长期服用镇静剂]：处理绑架案的基本原则是不要使绑匪的情绪失控。长春的公安战士拿着枪奔着绑匪就过来了，绑匪能不急吗？
　　【王太元】：你说的很好。我在来之前梳理过这一事件的很多事情，关于过程我想到了十一二个方面，其中就有一个现场警力太多。一个持刀的劫匪，一定需要上百荷枪实弹的警察在现场吗？如果需要，是不是可以拿90％的警力去疏散群众，维护现场秩序，而只让10％的警力面对绑匪采取相应措施？当然，更好的就是不直接拿枪，而用远程射击的其他武器应急。从这个事件看，我个人认为这个绑匪的心理承受力并不差，在长达3个小时的对峙中，他还不断的加码，而且死守自己的技术防线——车窗、车门几乎不开。（如何）不使绑匪情绪失控，就有一个现场形势分析判断的问题。对于这次事件，我觉得应该以对方是否伤害人质身体作为解救示警的信号。事后查明人质被刺数刀，肯定不可能在一秒钟完成，如果现场指挥员发现人质负痛尖叫就应当判断对方动武，就应当放弃其他一切企图而让劫匪离去。
　　[十寸钉]：人质事件打破了警察“不破不立”的神话！众目睽睽之下的一起失败等于百分之百的失败，影响极其恶劣！
　　【王太元】：钉子网友，首先警察“不破不立”不是神话而是怪话，是指个别警察不破案就不立案，以此提高自己的破案率，赢取表扬。“不破不立”不是任何警察机关首脑所希望的，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工作问题，这种问题的形成很大原因是社会上要求的不实事求是，比如你宣称“一起失败就等于百分之百的失败”，如果这样谁还敢当警察，一起就是一起，一百个一起才是一百起，长春警方即使这次事情有失误，也不表明他们其他的事情都坏。至于影响，我们是让现场指挥员和实施者考虑这样影响、那样影响而不敢行动好呢，还是只用生命安全作为第一要求和唯一要求，让他们全面负责、大胆决策、果断实施来争取最佳效果更好呢？我认为社会应当创造的舆论环境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而我们以前是太多的前面这样的环境，今后希望能少一点。
　　[小城市下水道]：不从根本上找原因，就事论事越论越乱。
    【王太元】：下水道网友，我本来准备说的内容比较全面或者说不是就事论事的，但是，网上所提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就事论事，甚至一定要我去追究责任，没法从根本上谈。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 从技术战术层面总结经验教训。我觉得现场控制混乱，警察人数或部署不当，谈判代表不断换人，开枪时机选择和击毙匪徒的实施方案设计等方面都可以研究，这是从技术上讲。
    第二， 是从观念到制度的层次。第一个就是直播，在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搞直播，无论怎么讲都不可理解，即使有把握也不该搞。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拿劫持者与被劫持者的生命做游戏或者是拍电视剧，除了取悦公众之外有什么好处？第二个是生命重于一切。我们的观念有了，没有把观念变成过程、行为、结果的程序、制度，这是问题的根本。第三个是警方事后为什么不可以承认一些失误，为什么不可以说一声道歉，而仅仅是慰问。要知道，在生命面前我们没有对错，也没有荣辱，承认我们失误，甚至被追究责任，对于被劫持者丧失生命而言是不值得说道的小事情。
    第三， 从环境、条件层次研究问题。条件、环境方面第一个就是公众心理，公众只采用单一价值标准，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谁操作都比较艰难。第二个是管理体制问题，我们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条块交叉，人权、事权分散，不断请示、汇报，各种弊病都不适应动态的，尤其是紧急事件的处置，而只能勉强应付日常秩序的维护。我们各地公安机关有一些预案，但是，都不能涉及体制、变更组织体系，而只能从工作协调上考虑问题。研究一个具体问题，如果劫匪狮子大开口要100万，长春市公安局拿得出来吗？我估计得开一小时会，在现有的静态管理体制内，谁有这么大的权利动这么大的资金？第三个就是支持、保障。中国警察确实缺乏太多的知识技能，需要长期的教育训练。因此，教育训练、技术装备、财政支撑、组织体系改革都需要社会关注、社会支持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