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词：毋庸讳言，这年头警察的社会威望大不如从前，甚至一些警察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人们嘲讽、奚落的对象。别看警察不招待见，警服却一直受到很多行当和人群的追捧。一些行当的制服对警服亦步亦趋，弄得老百姓都很难分清彼此。前不久在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老高川乡，五名非警的乡干部身穿警服，将一名在“黑煤矿”上拉煤的农民打伤。该乡一名干部解释说：穿警服是为了“扎势”，“便于开展工作”。
　　上述种种，说明了什么？

　　对权力的想象和共享

　　何  必

　　警察角色的被人羡慕和现时之警察不招人待见，是警察权力这把剑的双刃：因为有权力，所以被人羡慕；因为权力被滥用，因而使得承受这种滥用恶果的民众不待见。

　　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乡干部乱穿警服的事，很难说是他们的首创。我的一个在某报社做主笔的朋友，春节期间回了在张家口某县的老家，见到了他当乡干部的表哥。表哥穿的也是一身棉警服。他问表哥哪来的警服，表哥说是乡政府给干部们集体买的，所有干部一人一身，不只棉服，春夏秋冬四季的服装都有。“穿上真管用，再下去工作时那些刁民就是不敢闹腾了！”表哥很满意。朋友给我转述这段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来。他向来是以写批评报道见长的，我说你写篇稿子骂骂他们啊，警服是不能随意穿的。他说：乡干部也不容易，穿上管用就行啊，这么好的行头干嘛不用起来？

　　穿警服为什么就管用？这其实不成为问题。因为警服是警察的象征，而警察则代表着国家和法律，是权力机关。人们因为尊崇权力，因而也尊崇着警服。如果你有机会到公安机关基层所队看看，那里的警察执法，基本上就靠一身警服的威严——除了警服，别的啥装备也没有。在当代社会，没有哪一种服装能如警服这样具有鲜明的职业特性和权力属性——军服是另一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队广泛参与地方事务，拥有绝对强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军服在百姓中大行其道，人人以拥有一身草绿色军服、军帽乃至军挎包为荣耀；而现在，似乎轮到警服了。99式警服亮相不久，其他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就竞相以警服的颜色、式样为蓝本，来制作本行业的服装。对此，警方虽不满意，却也徒唤奈何。国家有关部委也曾联合整治“大檐帽”、“乱着装”，雷声不大，雨点更小，效果可想而知；现在，更为糟糕的情况出现了——在一些行政执法部门仿冒警服之后，在保安部门乱着警服之后，乡干部们明白了，这警服咱也是可以穿的；继而更多的老百姓也明白了，穿上警服到大街上晃悠晃悠——哈，多抖哇！

　　穿了就有用，这用，无非是“借势”——穿警服去政府部门办事时，不会被小瞧和过分怠慢；穿警服违章时，交警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穿警服逛商场时，小偷可能就不敢光顾；穿警服走在酒店门口，那保安就不会像孙子一样对你；穿警服走在治安复杂路段，那些小痞子们就不会来找事儿……当然，乡干部穿警服和普通老百姓穿警服又不同了——老百姓乱穿警服多是“借光”、“自保”，免受侵犯；乡干部乱穿警服则是为了利用百姓对警察和权力的畏惧，借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历史学家易中天说，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使得中国形成了权力社会，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处处被权力所左右，也时刻想分享权力。按说警察不算什么“官”，在一些地方，县级公安局长的级别才是科级，和他们承担的重任相比，实在是太低。但警察“官”不大，管的行政事务和司法事务并不少，拥有着相当多的实际权力，所以成为在官体系里级别不高，却很重要，并且深为官体系外的老百姓们羡慕的一种角色。警察角色的被人羡慕和现时之警察不招人待见，是警察权力这把剑的双刃：因为有权力，所以被人羡慕；因为权力被滥用，因而使得承受这种滥用恶果的民众不待见。而警服在街头的泛滥，体现的就是民众对警察权力的羡慕和嫉恨共存的社会心理。人们试图通过警服，来实现对权力的想象、共享或者意淫。

　　看到街头拣废品的也在寒风中披一件警服棉袄，警察同志们的感觉肯定不舒服。但不舒服又能怎样？鲜见有公安机关站出来大力整治这荒谬现象的。《人民警察法》明文规定了对乱穿警服行为的处罚办法，但社会形势不同了，警察不是硬了，而是软了，所以只能任由警服满街走。当然，如果警察继续软下去，估计警服慢慢的也就不流行了。

　　爱得可疑

　　尚水石

　　老祖宗强烈的权力意识和官本位意识可谓一脉相传到如今。到如今，当皇帝显然是不成了，但手中有点权总比没有强；实在不行了，弄个警察当当也是好的；眼看警察也当不上了，就只能弄身警服过过瘾了。

　　“不爱警察却爱警服”，这一句式怎么看怎么像是借鉴了“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创意。但就其表达内容的思想境界而言，“爱不爱警察”与“爱不爱红妆”却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不仅不可同日而语，简直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不爱红妆”乃是广大劳动妇女为了闹翻身、求解放而毅然投身革命的豪迈和壮烈之举，而“不爱警察”，你爱甚？“爱警服”？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儿买珠还椟的意思。

　　在我看来，“人民”“不爱警察”也许并不值得忧虑，盖因为不管你爱不爱，警察毕竟是属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的，不管“人民”对警察怀有多么深的成见，当遇到不法侵害的时候，恐怕最先想到的也还是向警察求助；而奉命施救的警察也许并不介意事主对警察到底是恨之入骨，还是一往情深，这就像一个医生对生命负责一样，警察是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而法律是排斥情感因素的。事实上，警察救人于水火倒悬而不被领情反遭误解、甚至忍气吞声之类事情并非绝无仅有，而医生也经常以菩萨心肠救死扶伤反被患者以霹雳手段殴打漫骂，两种职业的某些境遇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人民”既有不爱白衣天使的自由，或者说白衣天使们既然不指望“人民”对他们爱得死去活来，那么警察们实在不必为少数“人民”的爱与不爱而耿耿于怀、郁闷不已。作为警察，只管按照宗旨观念的要求去爱人民好了，如同耕耘必有收获一样，爱了，自然有回报；得不到爱的回应也无怨无悔，这才是爱的境界，爱的真谛。

　　至于“爱警服”一说，就个人偏好与口味而言，如同有人崇尚军装、有人喜欢西服一样，他人原本无权置喙，在这个以人为本、价值观和审美观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上，应以宽容的眼光谓之曰“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只要不犯法，把秦始皇或者慈禧太后的朝服穿到大街上溜达咱们也管不着。但是把“不爱警察”和“爱警服”这俩事儿搁到一块儿，就让人感到有点别扭了。人都说爱屋及乌，反之亦然，按此逻辑，恨警察，那警服自然也要受到株连，避之惟恐不及才是，何以在正常的逻辑链条上打了这么一个费解的结呢？惟一的解释可能是，对于“不爱警察爱警服”的人来说，“不爱警察”是真的，“爱警服”却爱得比较可疑。众所周知，警服者，除了保暖、御寒、遮体的实用功能之外，还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象征着法律的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说，警服可以看做是公权力的标志。在马路上闯红灯被警察罚款而被罚者连忙作低三下四状，并不是因为穿警服的那个个体的人有什么了不起之处，乃是因为国家所赋予他警察权力，这种权力就是通过警服所表现出来的。所以，“不爱警察爱警服”云，内里还是对公权力的向往。

　　如果说对于权力的膜拜和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生命基因的话，咱们中国人的这种基因可能更发达些。从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也”，到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焉”；从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孙悟空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老祖宗强烈的权力意识和官本位意识可谓一脉相传到如今。到如今，当皇帝显然是不成了，但手中有点权总比没有强；实在不行了，弄个警察当当也是好的；眼看警察也当不上了，就只能弄身警服过过瘾了。可怜见的，还有人说风凉话：“不爱警察爱警服！”

　　对于“不爱警察爱警服”的人来说，别看他骂起警察来义正词严，一旦撞到警察手里，可能比谁都孙子；但越是能装孙子的人，有朝一日混到大爷的辈分上，就越有可能比谁都横，比谁都狠。这是规律，对于人民和人民警察来说，不可不察，不可不防。　　

　　分“特权”一杯羹

　　孟  庄

　　这类人眼里，警察就是穿着法律外衣的人。既然他们也在“执法”，或者说根据上面的要求在管事儿，怎么就不能弄件“法律”的外衣穿一穿、壮一壮行色呢？

　　临近春节，带儿子去买件新衣裳。儿子挑来挑去，选了件浅橙色的棉袄。在我们大人眼里，这肯定不是件漂亮衣服。可他偏要坚持己见，因为他最喜欢的“火影忍者”就穿的这颜色。可问题是货号不全，这件衣服买不成。于是，我跟他商量，试图让他放弃自己的主张。我提出的观点有二：首先，人穿衣服，主要是给别人看。因此，穿衣服不是件完全讲个性的事情；其二，穿上橙色，你也成不了“火影忍者”，就像给脸上贴上毛，你也成不了孙悟空一样。还好，这话我儿子还是听进去了。

　　我像儿子这么大时，差不多每一个小男孩儿成人后的理想，都是打算当个解放军。文革期间“三支两军”，解放军地位神圣、形象高大，因此，草绿色的军用品也受到全国百姓由衷地喜爱。无论是红小兵还是红卫兵，都喜欢穿仿制的军装，而如果谁身上穿的是件钮扣上有“八一”标识的真军装，哪怕是两个口袋的战士军装，也一定立刻成为别人眼中的时尚青年。

　　服装被称为人的第二皮肤。穿衣戴帽，除了要保暖、舒适，还有个审美趣味在里面。一般来说，你希望自己属于哪一类人，你的衣着就会向这类人靠近，这就是美学上所谓的“移情作用”或“内模仿作用”。就像葛优饰演的李冬宝在《编辑室的故事》里所说，小时候，他最怕的一个是大灰狼，一个就是警察。长大了，大灰狼肯定当不成，所以就想当一当警察。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有很多有“警察情结”的人长大了却无缘当警察。对于他们来说，能穿一穿警服多少也能“过把瘾”。何况，咱们的警服无论实用性、美观性都不错，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逊色。于是，在军装不再受追捧的今天，警服却被穿得遍地都是。每每警察前脚刚换装，五花八门的行当就尾随而来，那些制服看上去简直跟警服就没什么区别。本来按规定不配制服的人员，也常常通过单位搞福利的性质买一身警服穿。

　　其实，那些乱穿警服的人，无论城管还是大专院校校卫队的，哪怕澡堂子门前的保安，差不多都还属有权管一管人的人。有权归有权，可别人不知道、不服怎么办？就要想办法弄得显眼一点。就像过去有的农民认为的那样，林彪是个偷穿“马列”大衣的人；而这类人眼里，警察就是穿着法律外衣的人。既然他们也在“执法”，或者说根据上面的要求在管事儿，怎么就不能弄件“法律”的外衣穿一穿、壮一壮行色呢？

　　笔者本人是个有着二十多年警龄的老民警。除了开会、执勤等公务活动，我基本上不会穿警服。既是警察，当然清楚警察的种种纪律规定。警服在我们来说，更多是约束而非特权。因此，日常生活中若警服不离身，就会感到诸多不便。在我的身边，绝大多数同事和我持相同看法。可是，在一些人眼里，警察却有着太多的特权。往好里说，小偷一般不去偷警察，在外面不容易受人欺负；往坏里说呢，警察开车能闯红灯，警车乱停放没人管，总之，警察还是比一般老百姓牛，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对于那些乱穿警服的人，他们可不受任何诸如“五条禁令”之类纪律的约束，却可以像警察那样威风，这当然是件挺过瘾的事。何况，买警服的钱又是公家掏的腰包。既有身穿着舒适、保暖性良好的衣裳，又能在普通百姓跟前抖一抖，让人家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公家人”，这多好啊，一举两得。

　　其实，有此心态的人不光是穿上假警服的人才有。中国是个特权社会，因为特权存在，就养成行行业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习惯。权力既然可以像商品一样交换，那么特权也可以交换、馈赠。拥有特权越多的人，在别人眼里也越显有本事。比如税务局长的儿子想转学到某个重点中学，那么这个学校的校长要在税务部门办点事儿，肯定会比一般百姓方便得多。乱穿警服的人，其社会地位一般比警察高不到哪儿去；而一些人虽说不穿警服，却照样可以通过一些诸如“警风监督员”、“专线记者”之类的身份，分警察特权的一杯羹。中央电视台以前的导演赵安，就是公安机关名下的警风监督员。后来，事实证明他本人就是个腐败分子，已经锒铛入狱。咱们聘他这种人监督警察什么呢？说白了，咱是拿他的名气当了一只花瓶儿，而他不过借此身份吓唬一下交警、闯几个红灯而已。

　　前两年，国务院就曾经专门下文整顿乱着装的问题，可事情过去好几年，乱穿警服的现象却并没见改观。有的地方，连警衔、警号都可以随便买到。若说过去咱人微言轻，可现在，咱们的厅长、局长纷纷都进了常委，说话该比过去更有力度了吧？连咱自己都熟视无睹的话，那么以后警服可以启用唐装，而且什么标识也不设，谁爱仿随便仿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