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一位姓吕的警察，妻子患了重病无钱医治，他想卖肾为妻筹钱治病。谈起自己为何出此下策时，他说因为警察的身份不敢向社会求助。 对这位深爱自己妻子的年轻警察来说，身份竟然成了他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不向社会求助的原因我分析也许有两个：一是因为警察身份负载着某种超越个人利害的东西；二是担心没几个人相信警察真穷。

　　前不久安徽省一位县公安局长卖屋举债为母亲妻子治病，省政法委为他特批了两万元困难补助，竟然成为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舆论质疑：县公安局长何以这样穷？而重庆女大学生陈易欲“卖身救母”获得公众资助，后来引起信任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她没有提到母亲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如果网友知道她母亲的职业，还会像一个农民或工人那样引起别人的同情？

　　这三件事说明，哪个职业里面也都有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同样哪个职业中也都有富人，无非是比例大小不一而已。警察、检察官也可能穷困——这个简单的道理却成为新闻，成为奇谈时，说明警察、检察官只能富不能穷必然有其社会心理基础，穷警察们受了池鱼之殃。

　　吕姓警察不敢公开向社会求援，他又担心什么？无非是我们一向宣传警察是高大的、无私的，是不畏艰险帮助别人的硬汉，好像他们是不能以弱者面貌出现的超人。出了一个乞求别人资助钱财的警察，便破坏这样光辉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