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晚报》12月19日报道：香港市区12月17日出现骚乱和镇暴场面。来自韩国、法国等地的示威者总动员，从下午开始，以声东击西，兵分几路，短短4小时内突破多个“封锁要点”，逼近正在举行世贸会议的会展中心，香港警方被迫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并出动装甲车压阵。至少有97人在冲突中受伤，包括39名警员，警方当

　　警方采取清场行动后，完全了恢复秩序。虽有百余人受伤，但始终没有放一枪，更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媒体称这次“平暴”是“和平顺利”。笔者以为：香港警方的这次“平暴”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极理想的效果，令人赞叹。他们的先进的执法理念和完善的执法机制，令人耳目一新，给我们内地的警察如何处理群体突发事件带来了诸多启示。

　　首先，强制手段梯次运用，由轻及重，逐步升级。层次非常明显。比如，警方先是在会展中心周围警戒。示威者以铁栏杆、旗杆等做武器攻击警察，警方用胡椒喷雾，但未能控制局面；继而，示威者抢夺警棍和盾牌攻击警察；警察又以消防水枪阻止示威者，但作用不大；接下来，示威者试图推倒、焚烧警车，冲破警察设置的最后防线，警察施放了催泪弹，示威者被驱散，基本稳定了局势。

　　我们发现，警察一直试图以最轻手段达到目的。尽管有长枪，装甲车，也作好了最坏的准备。但在这里至多只是起到了威慑作用。甚至也没有鸣枪，在相对“被动”之中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其次，在人数上占据了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最后与警方对峙的900人，与被驱散的一部分示威者相加，人数远远少于现场警察的9000人。警方采取这样的“人海战术”虽是原始的，“笨拙”的。却是理智的，有效的。以多对少，不仅从气势上压倒了对方，力图“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且，有足够的人力才能应付混乱，控制局面，尽量不出现流血现象。最后，还能以最快的速度将对峙的示威者带离现场，收拾残局。

　　再次，警察行为规范、纪律严明、文明执法，树立了良好形象。有两个细节引人注目，也足以说明问题：一是在现场，尽管是矛盾对立的双方，警察已遭到了示威者的人身攻击。但警察不仅保持了高度的克制，而且给示威者发饼干和水，体现出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二是在拘捕行动中，女性示威者最初是被女警分批抬走的。尽管警员受伤达39人，却没有采取粗暴执法行为。其后，大部分被捕者主动合作，有秩序地排队分批自行步上囚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警察文明执法的感召力有关。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我们周围，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有些地方甚至有上升趋势。如何及时有效地预防、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缓解各类矛盾，维护社会安定，已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和难点。目前，许多地方现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但我们的干警在执法观念，业务能力、执法水平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提高，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与香港警方相比，对于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无论是事先准备的充分性，全面性；方法手段的丰富性、多样性还是在人性化执法、文明执法等诸多方面仍显欠缺。

　　如，今年11月24日的《新京报》以《警察持冲锋枪制止民工对峙》为题，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11月23日下午3时许，某市一处（原文是：“北京市崇文区安乐林路天天家园”，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者拟作“某市一处”处理）建筑工地，250多名民工发生对峙。数十名警察穿着防暴衣、戴着头盔，手持微型冲锋枪到现场维持秩序。警察将双方分开，清点人数。随后，近十辆警车将对峙民工全部带走（据《新京报》11月24日）。读完这则新闻，说实话，我真的为这些警察暗暗捏了一把汗。斗殴最终虽被制止了。但照照香港警察的这面镜子，从中还是能照出些许不足之处。我不禁要问，如果没有冲锋枪，数十名警察赤手空拳能有足够把握完成任务吗？制止民工斗殴非要用冲锋枪不可吗？万一民工失去理智，双方不听劝阻，发生相互斗殴，警察该如何应对？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呢，还是用冲锋枪向民工们扫射？警方就不能多作几手准备吗？应当优先使用的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等非致命警械在哪里？冲锋枪之类的武器，可以说是所有权限中最为极端和严厉的强制手段，是一种“致命性强制力”，不到万不得已，是决不使用的最后手段。对正在行凶的犯罪分子，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一毙了之。何况是制止民工斗殴呢？在这里，警方所显示的强权姿态，以致命武器为后盾，简单执法的观念实在值得反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得以为：香港警方的这次“驱暴”的成功经验可以作为生动的教材，供各地公安机关和干警们在今后的执法中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