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后“911”时代:恐怖让人惊心 反恐令人动魄
身前挂着背包的阿尔皮萨尔。
阿尔皮萨尔被枪杀后,白宫迅速表态,称空中警察的举动并无不妥,一些美国的安全专家也认为,空中警察的处置措施是正当的。既然如此,又是什么造成了梅内塞斯和阿尔皮萨尔的死亡呢?
痛定思痛,真正造成这样的惨剧一再发生的原因,是自“9·11”以来越来越严峻的全球反恐斗争形势给民众心理带来的不安全感。今天,“越反越恐”的全球反恐斗争形势令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的缺失又给反恐斗争带来了新的消极影响。
【后“9·11”时代的全球】
反恐手段的极端化
恐怖主义活动本身是一种打着某种政治旗号的极端暴力活动,特别是“9·11”以来,全球恐怖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恐怖分子在选择打击目标上,越来越针对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在行动手段上越来越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不择手段,自杀式人体炸弹成了“9·11”后恐怖分子最爱用的袭击手段。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各国纷纷通过立法等方式,以“严刑重典”打击恐怖主义,摆出一副以“正义的暴力对付非正义的暴力”的架式。
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刚刚公布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反恐法,而美欧等西方国家自“9·11”以来,均制定了比较严厉的反恐法律和反恐措施。概括起来无外乎两点:一方面是扩大了执法者的权力,在反恐的名义之下,警察在搜查、监控、关押、审讯、直至临时处置等问题上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自由度;另一方面则是缩小了公民的基本人权,通信自由、行动自由、个人隐私,直至生命权利,在反恐的名义下都被或多或少地压缩甚至剥夺。
正是由于缺乏安全感,人们才希望将国家机器的巨大权力发挥至极致;正是由于缺乏安全感,人们才忽视了对执法者使用权力时本该有的监督;正是由于缺乏安全感,警察才会在面对疑犯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开枪剥夺其生命。
反恐目标的泛化
当前,恐怖组织的网络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恐怖活动采取的行动方式和针对的目标也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
与传统恐怖主义并行的,出现了生化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金融恐怖主义、信息恐怖主义等一系列新型恐怖主义。
今年伦敦“7·7”爆炸案发生后,西方世界的民众又突然发现,原来恐怖活动的实施者也不再仅仅是来自中东或是阿富汗的极端宗教狂热分子,很可能是自己身边的好邻居、好老师、社区中的“乖乖仔”。这令他们更加“闻恐色变”,似乎生活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无法保证安全。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恐行动所涉及的范围与针对的目标也越来越广泛。
当患有精神病的阿尔皮萨尔从飞机座位上冲出来时,“9·11”之前只需要空姐上前问询的事情,此时却变成了两名荷枪实弹的空中警察。
反恐的简单化
恐怖主义非自冷战结束后始,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治。恐怖主义的产生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刻的社会根源,牵扯到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古往今来、不同国家,仅仅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就达到几十上百种之多,对于如何认识和解决恐怖主义问题,更是有诸多的研究成果。当今全球恐怖活动形势如此严峻,其根源不仅与冷战后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有关,也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有关。
然而,“9·11”以来,本该系统反思,认真地从根源上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恐怖问题,却越来越演变成一种强力部门的执法行动。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是民众安全感的缺失。
面对电视画面中血淋淋的恐怖袭击场面,人们迫切需要尽快地铲除身边可能存在的恐怖主义隐患,希望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生存环境。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一些学术界人士,没有人愿意去仔细探究恐怖主义的产生根源,没有人愿意去考虑什么“治本之道”,民众更多需要的是立竿见影地解决自身安全问题。正因为如此,英国警察部门在误杀巴西青年梅内塞斯后,仍然决定保留警察可以当场射杀恐怖嫌疑犯的政策。
反恐的工具化
“9·11”事件后,特别是美国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后,全球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不断指出,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以“反恐”之名,行夺取世界霸权之实,是造成当今全球恐怖主义问题越来越严重,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打击始终无法取得根本进展,反而“越反越恐”的根本原因。
美国之所以能够将选择“反恐”作为其推行霸权的工具,也是利用了民众面对恐怖主义所产生的强烈的不安全感。
恐怖主义是困扰全人类的一个毒瘤,反恐也是全人类面对的共同任务。打击恐怖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和谐发展的美好世界,其中当然也包括使人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但是,无论什么情况下,以暴治暴都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感,为追求自身安全感而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最终只会陷入一种人人自危的尴尬境地。
人们在追求安全感的过程中,必须始终要拥有以人为本的观念,在情与理、理与法之间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
如果一味地认为矫枉必须过正,那么对于社会的稳定、公正秩序的建立,对于人们真正获得安全感都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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