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10月29日结束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谈上获悉，公安部要求，凡提任县级公安机关领导班子成员尤其是一把手的，必须有基层所队的工作经历（据《新京报》10月30日报道）。

应当承认，将基层工作经历列为公安局长的任职前提，对加强公安基层建设是有益的。而要使这一旨在强化公安基层工作的管理措施得到真正实现，还需要制定更完备的制度。

笔者认为，“局长必须有基层工作经历”的管理设计，还需进一步细化标准。

比如，“基层工作经验”的具体量化指标是什么，多长时间才算数？显然，如果这个标准不清晰严格，那么我们很难想像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满足“必须有基层工作经验”的条件，一位公安局长候选人在任职前夕，突击被下派到某个派出所，“客串”几天后回到机关履新。

毋庸讳言，类似这种用形式化的走过场方式，使初衷良好的管理政策打折、跑调的教训，我们没少经历。

众所周知，时下公安基层工作之所以显得很薄弱、还存在大量普遍性问题，并不就是公安领导个人造成的，而是与一系列相关的制度缺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警务保障制度、公安管理体制等等。以前者为例，《新周刊》６月１５日报道称，警察经费在我国“至今都没有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警察业务建设和基建经费要向财政专项申请，批不批，批多少的随意性很大”。很明显，面对“没有经费”只能“自己筹集”的警务保障制度环境，公安局长本人纵然“出身”基层、十分体贴下情，又能有多少作为？或许，对于基层部下的“执法创收”行为，他反而会心生更多同情而不是反对吧。

而“条块分割、以块为主”的公安管理体制，同样也是造成基层警察巨大压力的制度性根源。虽然，依照国家法律，公安机关只能是执法为民，但一些地方政府囿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往往将警察视为自己的“治民工具”，因此，无论招商引资，还是计划生育，往往都成了基层公安的“工作职责”——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的调查表明，基层派出所５０％的工作都来自于政府要求的非警务任务。

显然，这些制度性缺失，既不是公安局长，甚至也不是公安系统自身就可以左右的，只能通过对整个国家财政保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系统性的制度建设来寻求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