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怕出门遇见坏人。但谁都恨警察滥用权力。为了平安的生活，只能把我们交给警察，但大伙又把警察交给谁呢?

    最近《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通过了全国人大的一读。媒体零星透露的条文，尤其是一些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的内容，如新添的“停产停业”等10多种处罚手段。却引起舆论担忧，怕警察的权力大了，老百姓不见其利，先见其害。

    因此有人建议全国人大应像以前公布《婚姻法》草案一样，全文公布《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警察权膨胀，而不是司法权膨胀所致。警察权面对公民如此嚣张，而司法权面对警察却如此柔弱。因为警察的背后是当地政府。在我们的生活中，警察所代表的那种权力，是比法官更高、更直接的一种权力。这正是悲剧的来源之一。

    治安管理处罚只是警察权的一部分。其他还有重要的几种包括刑事侦查权、劳动教养决定权和交通管理权。仅就目前全国人大审议中的《处罚法》而言，除了通过正当的程序设置（如草案规定警察在治安管理现场不得少于两人），去限制警察滥用处罚权外。最重要的还有两点，就是把法案还给人大，把警察交给法官。

    将警察权置于司法权之下，减少人身性的处罚，以及治安处罚的司法化，这是全世界法治国家的共同趋势。我们的警察权容易泛滥，和警察拥有太广泛的独立处罚权有关。《处罚法》（草案）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加大处罚权。但据报道草案在程序上也有准司法化的尝试。如受罚人可要求听证。但奇怪是公民面临2000元以上的罚款可以要求听证，面临长达30日以下的拘留却不能。

    建立治安法庭即使目前不现实，但把警察权和司法权挂起钩来也完全可行。一是建立司法的人身保护令制度，二是将警察的处罚决定权下降为申请权。警察对公民进行人身罚或大额财产罚，只能向法院申请，由法官经书面审理做出裁定。

    当行政的权威受到怀疑，就要用立法和司法的权威去代替。寻到国家权威的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把法案还给人大，把警察交给法官，老百姓才能放心的把自己交给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