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而后勇。今天我是怀着十分愧疚的心情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我们古塔分局命案侦破率和打击处理增长率两项指标均处于全省后10位。”日前，在辽宁省公安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百日攻坚会战调度会上，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某局长作检讨并表态：“要实现命案侦破130％的工作目标。年底前如完不成工作任务，刑警大队班子集体辞职！”（《辽沈晚报》10月17日）

　　公安局长为业绩不佳而检讨，在钦佩之余，又对这种对破案率下指标并进行排位评比的做法感到疑惑。一个地区某一时段的发案和破案，不是可以计划的，其中有很多客观的变数，确保这个率那个率实现多少多少的增长或降低，这种提法和要求符合实事求是精神吗？

　　今年3月，广州市就有人大代表指出，不应以发案率和破案率来考核警方，因为很多市民被偷被抢后并不报案，所以发案率和破案率的数字不能真实反映情况。也有法学专家指出，公安系统这种量化指标考核，可能会成为警察弄虚作假、不立案、逼供、超期羁押、制造冤假错案等违法乱纪行为的重要诱因。

　　可以肯定的是，对公安工作进行这种指标考核和管理绝非最佳方案和惟一方案。问题是，在全国各地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不仅仅在公安机关，在政府部门中，也广泛存在着对量化指标考核与管理的崇拜，可称为“迷信数字”综合症。

　　公安有公安的一套数字指标，公安局长、派出所长、刑警队长为之夜不能寐；教育有教育的一套数字指标，教育局长和校长、老师为之迎评送检；社会道德建设、思想政治工作还有一套量化指标……“数字迷信”的症状是不管考核管理对象是否适合数字化管理，偏要将其进行到底。

　　不可否认，用量化指标、评比排队的办法容易取得动员和指挥的效果，容易保证行政权威和行政效率好看、好使，但是，执政为民最重要的标准是群众满意不满意。缺少群众的考评监督，这种机制的弊端是相当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