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于暴力袭警的许多报道，似乎总存在着这么一个倾向，就是更关注警察权滥用问题，而较少关注警察权的保障问题。公众法律意识的觉醒本是件好事，但觉醒不是盲目理性和对法律采取实用主义，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当不法分子高呼“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打的就是警察”时，正是不完善的法治环境和扭曲的法治心态的反映。

  　把设立“袭警罪”与“警察权”的扩张联系在一起，认为设立“袭警罪”是“让强势的警察更强势，让弱势的百姓更弱势”的说法是一种误读。“袭警罪”针对的是不法分子，而不是普通百姓。

  　警察无疑是压力最大、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在现实中，敢于与警察对抗的，往往是一些团体性犯罪团伙，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组织，他们的袭警行为残忍而有预谋。针对这些事件，如果仅就“妨害公务”或“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来定罪处罚的话，很难起到威慑和预防效果。这样的刑罚处罚，只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没有突出警察的身份及其背后的公共权力。

  　我国刑法没有专门的“袭警罪”条款，而妨害公务罪，其量刑的幅度也明显偏轻。国外的电影中，我们时常听到这么一句话“你最好乖一点,否则我告你袭警”。讲这话并不是没来由的，美国联邦刑法和各州的刑法对袭警犯罪的规定就非常详尽。

  　袭警事件频发，首先应该反省的是政府部门。许多地方政府，一遇到困难和矛盾，往往寄希望于公安机关的介入，这就等于把警察推到了社会利益矛盾的风口浪尖。警察除了履行法定职责以外，还必须承担大量非警务工作，土地拆迁、强制施工，甚至计划生育，都得不折不扣地完成。而这些法律的灰色地带，正是袭警的高发地带。公安机关稍有不慎，就会成为社会矛盾的集结点，正因如此，警察也需要特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