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处理交通事故，是一个综合的执法过程，对交警“替当事人掏腰包”的做法，也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在本次事件中，交警担当的是争议调解者的角色，因此，并不影响事故责任认定、处罚责任者等其他的执法过程；而“自掏腰包”的做法，并无任何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只能认定为个人行为，属于私人救助的范畴。

　　因此，交警“替当事人掏腰包”的做法，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这种做法促进了纠纷的最终解决，进而达到了实现交通秩序恢复的价值目标，并且该做法属于“好人好事”行为。当然，值得褒奖并不意味着可以推广，因为交通秩序的恢复决不能依赖“替当事人掏腰包”来实现，况且并非所有警察都具备如此作为的经济能力。

　　但就解决纠纷而言，该做法所起的作用也仅局限于效率方面，交警替一方当事人“掏腰包”，也是一种“和稀泥”的做法，减损了执法公正性。如果交警“掏腰包”替责任者买单，无疑是对其违法行为的放纵。

　　即使就“恢复交通秩序”这一价值目标而言，在法律层面来讲也完全不应通过“替当事人掏腰包”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9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交通警察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应当及时赶赴现场，对未造成人身伤亡，事实清楚，并且机动车可以移动的，应当在记录事故情况后责令当事人撤离现场，恢复交通。对拒不撤离现场的，予以强制撤离。对属于前款规定情况的道路交通事故，交通警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并当场出具事故认定书。当事人共同请求调解的，交通警察可以当场对损害赔偿争议进行调解。”

　　根据上述规定，处理事故现场、恢复交通秩序，是交警处理交通事故的首要任务，执法人员完全可以通过强制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在执法顺序上，应当是先处理事故现场，再认定事故责任、处罚责任者，最后才是解决赔偿争议的问题。而在此次事件中，实际上是把“解决赔偿争议”作为“恢复交通秩序”的前提，颠倒了执法流程，交警执法的示范效应是负面的。

　　明确了交警处理交通事故的目标和流程，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替当事人掏腰包”虽然促进了赔偿争议的解决，但不应将其与处理事故现场、恢复交通秩序的执法目标挂钩；相反，靠“掏腰包”来实现处理事故现场、恢复交通秩序的目标，不仅不具有可推广性，而且偏离了交通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对该做法有必要进行理性分析和审视，看到其潜在的弊端——这有可能影响和扭曲民警的执法行为，并误导当事人对法律及执法过程的认识和理解。

　　通常来说，法律在设定执法目标时，会配置相应的执法手段，以保障执法人员能够运用法律框架内的手段来实现执法目标。以法律手段来实现执法目的，才是执法的常态和理想状态。如果突破了法律框架，以违法手段来实现执法目的，显然有违法治精神，是应当反对的；同样，运用法律之外的其他手段，即使是合乎道德的，甚至是值得褒奖的手段，也有违法治精神。

　　公安机关本着 “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以各种创新的、人性化的、亲民的方式执法，当然值得提倡和鼓励，但在法治的背景下，不能偏离法律要求和法治精神，这是必须遵循的底线。（毛立新北师大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