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备战奥运安保的关键阶段，北京警方推出了整体防控模式，即部署四张网：“巡逻防控网、社区防控网、治安防控网、内部单位防控网”。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对此评价说，北京正在经历一场警务革命，用整体防控替代“严打”，“这是北京应对奥运安保下的重要一步棋”。

　　发生在首善之区的这场“警务革命”颇引人联想。尽管自1983年首次“严打”以来，22年间学界对于“严打” 的关注一直未曾停步，但来自实务部门的回应却属于鲜见。身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马振川以其切身感受，坦承“严打”的局限性，难能可贵。马振川说，“严打”是在特殊时期，为解决违法犯罪形势采用的特殊手段；但以战役式统一行动为主导的警务模式，已开始制约公安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22年来，“严打”这种“特殊手段”在很长时间里占据着我国刑事政策的主流。作为国家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一种强制对策，它本应遵循犯罪与刑罚的客观规律，并最大可能体现出“国家立法的智慧”。但事实上，“战役式”和“运动式”的 “严打”却往往演变成每隔一个时期就不得不重复出现的间歇性任务，而淹没了它作为刑事政策的本源意义。

　　“严打”在严厉惩治一批犯罪的同时，也给预防犯罪带来了新的课题。于事实和经验面前，犯罪分子很容易掌握这个 “宽严”相济的循环怪圈，从而可以从容地找到避祸之法：当“严打”一开始，他们有所收敛以避“风头”；当“严打”一结束，又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间歇性的“严打”对于警方的心态影响更甚，如一位基层民警所描绘的那样，“打疲了。一严打，就没日没夜地干；一结束，就都眯着，等着下一个严打。”

　　可见，实务部门对“严打”的认识已有一定深度，甚至他们的“切身感受”比起局外人和旁观者来，还更清晰也更强烈，只不过他们“一直没找到可以替代的模式”。如此说来，而今悄然展开的北京的“警务革命”表明，替代“严打”的一种崭新模式或许已经找到。

　　“整体防控”的要义在于“防”与“控”。“防”当然指向“事先预防”，“控”是“全时段全方位”的“控制”。这迥然有别于仅着眼于事后惩治的“打”。

　　自1829年英伦建警以来，世界范围的警务革命已然有四。警察职业化之后，次第展开的是警务的专业化和现代化。近年来，“社区警务运动”则渐成潮流。这是因为，职业化、专业化和现代化在给警务带来更多方便和效率的同时，公民与警察的距离却在渐渐拉大——警察越来越多地坐在了办公室里、电脑桌前，而不是随时准备出现在任何一个需要提供安全服务的公民身边，警察赖以存在的本源被人为地忽略。

　　约翰逊·安德逊曾把警察比作一棵大树。这位“社区警务之父”解释说，近代以来的三次警务革命，都只是想让这棵树长高，却忽略了，树离养育它的土壤也越来越疏远。警务这棵树要想长好，必然要求它的根扎得更深。而警务的根，就在社区，就在普通的百姓中间。

　　受这种理念的支配，发达国家的警察在形象塑造上才开始返璞归真——他们越来越多地从办公室中走出，回归社区，回归民众。他们以公众的安全度和满意度为标尺来展开各项警务工作。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所谓第四次警务革命。

　　显而易见，北京警方以“整体防控”为主题的“警务革命”，同样有回归社区、回归民众的丰富内涵，承载了世界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主要内容：我们需要警察的专业化，也需要装备的现代化，但更需要警务工作的人性化，更需要警务工作回归到主要为公民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的轨道上来。

　　不能不承认，当下中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但遗憾的是，社会治安问题令人关注，这凸现了北京“警务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替代“严打”不应成为“警务模式”的简单转换，更不能以“防控”代替“打击”——“打击”应在“整体防控”的统一模式下被日常化，在尽最大可能遏制犯罪的基础上，使已发生的犯罪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战役式”的统一行动和“间隔式”的“宽严相济”才是我们应摒弃的对象。

　　也因此，我们不妨以奥运安保为契机推进这次“警务革命”，我们却绝不可以2008年奥运的成功举行而终结此次 “警务革命”。警察有义务永远为公民提供全方位、全时段的安全保障，只要有需要，警察应随时随地出现在公民身边，成为公民生命和财产的保护神。而要做到这点无疑任重道远，需要持久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