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请江苏省公安厅黄明厅长谈谈对交警暗中执法的看法。黄厅长明确指出，暗中执法本身没有错。他说：暗中执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市民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实现良好的交通秩序，有好的一面，但如果交警单纯为执法而执法，为罚款而执法，就不合适了。（6月22日《金陵晚报》）

　　近来有关暗中执法的争论可谓是沸沸扬扬，舆论方面的争论可以不提，仅在国内公安方面就有两大派针锋相对：以北京、重庆为代表形成的“有理派”；以乌鲁木齐、湖北等为代表形成“不提倡派”。回顾近来的诸多争论，其实毫无建设性可言，这样争论下去就会成为一种概念的扯皮，无休无止，毫无意义。目前的问题是，与其无意义地争论下去，还不如直接进入制度设计层次进行讨论。

　　中国目前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不是执法者的效率不高，而是对执法者的制约与监督远远不够，这直接干扰到中国的民权状况。相对而言，执法者的违法成本很低，但是，公民的维权成本却很高，面对错误的处罚，可供伸冤的渠道非常狭窄。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国外移植来暗中执法的手段，就应该一并引进国外先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否则，暗中执法就等同于一种警方单边扩权的高压政策。

　　4月14日，笔者曾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要推行“暗中执法”，就必须有三个限制条件：一是合法的授权，没有通过人大机关的授权皆可认为是非法；二是限制自由裁量权，没有经过公正的审理程序，没有控辩双方的陈述与辩论，没有独立的司法裁决，其执法处罚的公正性就无从体现；三是申诉的渠道要拓宽，必须要有对执法行为的纠错机制，现行的行政复议方式，显然仅仅能够做到促进执法者的良心发现，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所以必须只有在拓宽了公民的有效申诉渠道之后，“暗中执法”才能实行。

　　目睹两个月来的各方争执，笔者想再补充这样两条：首先，是对执法者的限制问题。对于在什么地段、什么时间、由什么人来执行暗中执法责任，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确认，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制度的正义。是来自民主的决策，还是来自警察的突发奇想，在设立了“电子眼”的时段和路段之前，是否已经广泛征求了民意，并且在设立后又广泛地进行了告知。如果这些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可以视同于不尊重民权，不是在为民执法。

　　其次，是对违法者的保护问题。执法的惟一宗旨和根本目的，只能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所谓的“惩治违法”只能被视作“保障人权”的手段之一，决不是执法的终极目的。交通秩序不能凌驾于公民的权利之上，交警执法的最高宗旨应该是保障公民生命安全。为此，推行暗中执法的方式就不能仅仅是躲在角落里“暗拍”后照单罚款，而是要对违章行为及时提醒和制止，防止出现事故。假如，暗中执法后没有提醒和告之，就等于纵容交通事故的发生，可视为交警部门的严重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