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兴起了一股治安作价承包的热潮，纷纷采取承包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在治安承包过程中，出现了起先较好，而后参差不齐的局面，而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从非正式制度变迁为正式制度。
 然而这并不是说治安承包就是失败的，虽然其目前还没有被正式认可，但各地仍然试验不断。这实际上是由治安模式决定的，现在的治安模式仍然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做法，而新的制度安排又没有确立。在良好的社会治安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新的治安模式会一直层出不穷并被社会试验和检验。
市场决定需求
 治安之所以需要，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背景。过去土匪、强盗横行和小偷危害甚至野兽肆虐的时候，村里自发组织成防卫力量，是理所当然的，尤其在政府打击土匪、强盗和侦察破案能力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就更需要加强村民自发组成巡逻队伍护卫自己的家园。在现代，尽管土匪、强盗消失了，但小偷之类的并没有绝迹，而政府自身力量仍不足以完成治安大任，于是就借助村民自身的激励而强化了治安制度。在历史进程中，治安制度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维护了生命和财产，打击了犯罪活动，保持了社会稳定，而且现在也仍然在发挥这种作用。
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治安制度却日益不被支持，群众参与的热心也减弱了。一方面，群众的观念改变了，社会群众认为，自己是纳税人，有权享有良好的社会治安，而不应该由群众自己来保障，而有偿服务促使大家不愿意义务参加治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加剧，许多地方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家里留下老弱妇孺，治安力量不足。还有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一些人认为警察不够尽职，这不仅导致了警民关系的恶化，而且使这些人失去了参加治安的积极性。
支撑首先转向社会治安的遭遇有其深刻原因
 社会治安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品，如果由私人来提供，那么其他人就会免费搭车，所以一般由政府来提供。当政府无力提供良好社会治安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不得不形成一些组织和力量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而这里的前提是社会具有内在激励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此中需要道德、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来支撑。而当道德、习俗、风险意识、经济理念等发生了变化的时候，那就可能改变社会群众的利益结构及其匹配行为。过去强调的大公无私、奉献等精神对社会治安具有支撑作用，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服务有偿等观念又瓦解了社会对治安的激励支持，青壮年外出打工不仅可以给家庭带来收入，而且也为逃避社会治安责任寻找了合理的借口。同理，对警察来说也是一样的，社会认为警察不出力是有原因的，在缺乏高效激励制度和惩戒约束的情况下下，警察选择不作为也是理性的，更别说积极参加社会治安了，毕竟在观念变革的情况下，深夜巡查、加班加点的成本极大。
 然而，社会治安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社会治安严厉了，打击犯罪的力度大了，就增加了犯罪的成本，而当社会治安弱化时，各种犯罪就应时而兴。同时，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更加加剧了犯罪的滋生。面对一些大案、要案，警察部门组织了许多严厉打击犯罪的全国性的动作。这无疑是有成效的，但离开了社会治安的互补功能，犯罪的滋生仍是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探索新的治安模式日益成为政府和警察部门思考的问题。
问题不容忽视
 目前一些地方划出地段，把该地段承包给警察，给予一定的经费，确定一定的奖惩机制，发案少的给予奖励，发案多的给予扣除。而一些地方则面向当地过去的治保人员，警察部门把地段承包给治保人员，也相应地确定经费和奖惩机制。这确实增强了警察和治保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源。然而，治安作价承包也存在一些问题。
 首先，治安管理是执法活动，其法定执法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应该由当地公安机关或其派出机构承担。把治安管理权以一定的价格承包给不具备管理职能的人来执行，存在不可逾越的体制和法律障碍。即使把治安承包给警察，也会导致行政商业化，使得警察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需再次用财富去雇佣才能实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财政的负担。
 其次，确定一个数量来作为指标是不合理的。众所周知，发案和犯罪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尽管有一定的规律，但每月的变数还是很大，以确定的数量指标来衡量不确定的事实有失科学。可以预见，为了达到一定的指标，拿到承包者想要的激励，承包者就会千方百计完成指标，这无疑会引发滥用权力等许多问题。在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且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经济主体面对利益激励很难不做出逆向选择。
 第三，行政、权利、责任的竞争不可以直接引用市场中的竞争规则。由于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经济适用的规则可以运用于市场，却不能用于行政。竞争规则的运用要有匹配的外部基础，在法治社会中，任何行政权力的取得与让渡都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否则将构成行政越权和行政失职。就现行法律来说，行政责任的招标、行政的转让都与依法行政相背离。
 当然，治安作价承包并非一无是处，最起码在承包治安时，采取了招标的方法。然而它毕竟是一面镜子，不仅折射着社会，也折射着经济学的功过是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相信，包括社会治安在内的诸多制度，随着社会理性意识的不断增强，将会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