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世界警务改革的历史，可以归纳出一条主线：警察必须以服务公众为使命，不断满足社会公众的新需求、新期待。

　　6月12日，第四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评选活动结果揭晓，有“中国的福尔摩斯”之称的刑侦专家乌国庆等10人当选。该活动自2004年以来已举办了四届。

　　看看这10位“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故事，就会知道，到底什么样的警察，才最受公众欢迎。他们中有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解救人质、身负重伤的“赤胆英雄”谭纪雄，有“用最硬的肩膀、为百姓担当”的爱民模范周希胜，有坚守悬崖三尺岗台的“最牛交警”吴浩，有身患绝症仍坚守岗位的“铁手神探”庄宜生，有创造辖区由乱到治奇迹的群众“贴心人”张世平……显然，他们的心里有公众，维护公众的利益，公众的心里才有他们。

　　与此同时，各地警方也相继出台“公关”创新举措。比如四川德阳警方开展“五大”公关，即“意见领袖”公关、精英公关、大众公关、媒体公关、网络公关，并要求“把公众当上帝”，比如有警察把目光盯在帮农民耕牛防盗上等。这些活动的开展，反映出各地警方希冀通过“公关”活动改善形象、提高职业声誉的渴望。

　　关于警察和民众的关系，在世界上有过一段演变历程。从上世纪初到70年代的美国警察专业化以及欧美警察现代化运动，警察以运用科技打击犯罪为角色，以“管理者”身份出现，和民众的关系日渐分离；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社区警务兴起，警察才从“机器人”回归到传统的“更夫”，从专业化回到社会化。在此背景下，警察公共关系建设被重新提上警政建设日程，警民关系状况开始趋于好转。

　　考察世界警务改革的历史，可以归纳出一条主线：警察必须以“服务公众”为使命，不断满足社会公众的新需求、新期待。惟有如此，才有和谐的警民关系，才能树立警察的良好形象、提高警察的职业声望。

　　实际上，在有些警民关系相对紧张的地方，并不是警察破案不力、抓获罪犯少，而恰恰在于“从专业化回到社会化”方面做得不够，你想想，整天以审讯犯人的冷峻形象出现在民众面前，只是“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如何能够实现警民关系的和谐？正如医患关系一样，即使有人对警察有或多或少的不满，但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清楚，这个社会一刻也离不开警察。这其实是警民合作、融洽关系的基础。

　　无论是评选民众心目中的好警察，还是开展公关活动，都说明中国警察在“服务民众”上所做的努力。警察公共关系的重点，在于警民的互动与沟通，使警方充分了解公众需求，进而更好地服务公众。因此，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核心，最终必须落实到“执法为民”上：通过警民的沟通、互动，充分了解公众需求；不断改进各项执法工作，切实满足公众的需求和期待。

　　□毛立新(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