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佘祥林、胥敬祥等冤案大白天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多次强调，要加强证据审查，坚决排除非法证据。但从制度角度加以考量，笔者对此并不乐观。

众所周知，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刑讯逼供、引供、诱供等非法取证活动。从远一些的云南杜培武冤案、辽宁李化伟冤案，到近期的湖北佘祥林冤案、河南胥敬祥冤案等，无一不与刑讯逼供、引供、诱供相关。可以说，刑讯逼供、引供、诱供等非法取证活动屡禁不止，已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元凶，也是我国侦查法治化的一大障碍。

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我国立法及政策历来坚决反对。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办案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79年制定之初，就明令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9月、1999年1月，最高法、最高检先后下发司法解释，要求对使用上述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近日，随着佘祥林冤案大白天下，最高法、最高检负责人又多次强调，要坚决排除非法证据。

但从实际执行看，上述要求并未切实落实。在上面提及的诸多冤案中，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口供，不仅没有排除，还成为定案的直接证据，以致冤案铸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司法独立缺乏保障，法官判案往往受到党委、政府及社会舆论的多方干预，特别是政法委直接协调定案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价值取向错位，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甚至为了破案而不择手段、不计过程;三是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多发生在封闭性、秘密性较强的侦查程序中，且系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所以往往难以查实和证明。

解决上述难题，涉及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诉讼观念转型、诉讼程序完善等诸多方面，绝非一日之功。但从当前实际看，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废除政法委直接协调定案制度，把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回归到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的正确道路上来;二是禁止下达各种侦查破案指标，更不能不切实际地要求“限期破案”“命案必破”;三是完善非法证据证明规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合理根据主张存在刑讯逼供行为时，应由公安、检察机关对不存在刑讯逼供承担举证责任，以此来推动侦查、控诉机关逐步接受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等。

为彰显程序正义，杜绝冤假错案，我们期待着真正告别非法证据的那一天。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