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坊间还在争辩着什么性质的警察打死了什么性质的警察的时候，“成都火车站事件”曝光天下。紧接着，5月23日《新京报》又有报道：事发黑龙江双城市，交警追赶农车翻车，目击者称救援交警只救同行，受伤农民获救太迟致一死一伤。

　　周恩来总理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千百年来，人们之所以一直渴盼与呼唤着法律与秩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当人们受到不法侵害、尤其受到不法暴力侵害时，国家机器能利剑出鞘———老百姓之所以历来对“警政问题”苛责有加，乃是因为警察的作为与担责事关公众的法律信仰。无论是“猫鼠联袂”还是“猫猫相护”，不仅消弭了执法的公信度，更会加大社会的“鼠害”成本。

　　接二连三的警察问题，我们怕是不能仅仅当作个案来分析了。每当警察风纪案件被外界披露出来之时，也是“烂苹果理论”上演之日：即警察风纪\(尤指贪污渎职\)仅是单位内少数几个“烂苹果”的个体行为，而不是一种组织行为的异化。而“烂苹果”之所以能风云不止，在于老百姓和传媒根本无法透视出警纪问题的实质，加上“快惩”措施及时，往往能平息社会舆论压力。

　　握有公共权力的警察一旦被以刑罚和武力为后盾的恶性膨胀的特权观念所冲昏头脑，需要我们警醒。

　　“烂苹果理论”这一论点在于假定警察单位会存在着极少数行为缺陷者而致使偏差行为发生，所以一旦事发东窗，它（它们）就被硬性推定为一种概率范畴的个体行为———它是一种对事实真相了解的理论阻碍，这种借口事实上有“保全效应”和“转移效应”：可能保全了更高级别的问题，转移了公众对体制的反思。要命的是“烂苹果理论”还有“掩护作用”和“暗示作用”：掩饰了警察和其他刑事司法体系之间的某种不安关系，又暗示着部分问题的不可避免性。

　　惩前才能毖后，其实特权意识也好、霸王行为也罢，都是表象，“烂”出来的是几个苹果，但不代表这个“筐”就没有问题。苹果坏了，我们不能仅仅把原因都纠结到苹果的身上，因为，警察首先是一种社会角色，它呈现出的问题表征更具有标本意义：比如警察权限的问题；比如公务内外角色的错位的问题；比如正当程序理念的匮乏和司法审查制度姗姗来迟的问题。

　　丢掉几个烂苹果很简单，但是，要让其他的苹果健康下去，就不能仅仅把眼睛盯在坏了的苹果上。依法治警、从严治警、不害怕问题、不回避责任，以点带面地整饬警风警纪，这才能重拾公众对警察群体的敬仰、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制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