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新京报》昨天社论《居民身份证更是公民“权利证”》，我对社论观点基本赞成；此外，我认为有必要进行补充。

　　允许警察随时查验身份证，认为有利于社会秩序管理，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面对社会形态变迁，民众应该适应和方便警察管理，而不是警察适应新的形势改变管理方式，因此，警察需要行使这项权力

　　应该说，社会秩序确实是民众和警察协作生产的过程，没有两者的协作生产，不可能有良好的秩序。不过，这种协作生产是基于自愿合作，而非以一方强制另一方为前提，否则就背离了“协作性”。其实，市场自由交易必然决定了社会的流动性，城市流动性人口是现代城市化的一种常态，与传统社会的静态形成鲜明对比，面对社会变迁，警察应该寻找新的管理方式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是削足适履。

　　允许警察随时查验身份证，认为不行使这项权力就会削弱社会管理职能，是基于这样假设，即警察查验身份证是社会管理的惟一有效方式，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面临着社会良好秩序和公民权利的损害，我们只能够选择社会秩序，即赋予警察绝对的权力。

　　其实，社会秩序的良好构成，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而不是外部强加的结果。相反，如果人为地认为只有加强警察查验身份证权力等强制性权力，那么只可能导致警察的权力秩序观，即认为只有拥有足够的权力，才能够维持秩序，而忽视民众自觉和自发维护秩序，更不利于警察通过非强制性手段形成秩序；只可能导致警察推卸责任，即一旦社会秩序没有管理好，将责任归咎于没有足够的权力，而忽视和忽略自身努力，不利于发挥警察的主动性，也不利于强调警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

     新闻连接：新京报： 居民身份证更是公民“权利证”

    昨天，有人大代表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有“新意”、实则很“老”的建议，认为身份证只是一种身份证明，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应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建议赋予警察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

　　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个老话题，是因为在2003年6月《居民身份证法》通过前，身份证是否包含“权利”含义，已经进行了不少的讨论，最后的结果是上下认可了这一理念。因而，在最初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身份证法草案，名叫“公民身份证法”，随后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认为，草案规定的公民身份证，仍是以户籍管理为基础的，与原来的居民身份证没有区别，因此，建议仍沿用“居民身份证法”。

　　所以，从“居民身份证”的名称来看，尽管看起来只是一个身份证明，表明一个人的户籍所在地，但是，其仍然是以“公民”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身份证首先明确了一个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然后才能通过身份证件表明这个公民的户口所在地。没有“公民”的前提，就谈不上“居住地”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把“居民”和“公民”割裂开来，只认可“居住地”身份而忽略“公民”的身份，这是公民意识淡漠的表现。

　　既然认可身份证中的“公民”身份，那就必然要认同其“权利”含量。公民是指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有详细的规定，公民领取了居民身份证，表明其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时也应当享受相应的权利。

　　《居民身份证法》之所以对警察查验公民的身份证进行了限制，正是尊重公民权利的表现。只有对执法者的权力进行制约，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真正呵护。从实际情况看，《居民身份证法》规定警察可以查验身份证的四个方面，尤其是有了第四款“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的宽泛性规定，完全可以涵盖查验身份证的必要情形。

　　执法者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有着“彼消此长”的关系，权力扩大一步，就意味着公民权利缩后一步。在向法治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趋势是，一度膨胀的权力在渐渐后退，公民权利在更多地受到保护，最终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如果警察随意对公民身份证件进行盘查，势必会有一些公民正常的生活受到干扰，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

　　还有一种理由，认为目前国家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人员流动，扩大查验身份证范围是“加强社会管理的手段”。

　　的确，流动人口的增加为社会管理增加了难度，普遍查验身份证也可能会有助于侦破一些犯罪案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牺牲全体公民的权利来实现。要看到破案背后给公民带来的不便和影响。长期以来，有不少人有这样的误区，认为法律就是用来打击犯罪的工具，而不是保护人权的武器。因而，为了加强管理，首先想到的就是扩大国家机关的权限。

　　公民不需要在自己的国土上随时证明自己的身份。在特殊情况下接受盘查，只能是一个例外。查验公民身份证，实际上是表明该公民与某个案件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这样的“嫌疑人”的标签不应该强加于守法公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