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第一支，也是目前唯一一支专业缉逃刑警队伍。在云、贵交界的乌蒙高原，他们写下了新武侠传奇，人称“四大名捕”。

    “四大名捕”的故事，或许会让人们对中国基层警察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个比邱兴华更凶狠的角色

    穿着20多公斤重的防弹衣，倾盆大雨中，4名警察荷枪实弹，在悬崖边的树林里埋伏了两天两夜。他们在守候一个极其危险、狡猾的逃犯———周二全。

    这是一个比近日连杀10人的邱兴华更凶狠的角色。1990年，周二全成功越狱，此后连夺12命，伤24人，抢走几十个孩子换钱花，并强暴了近百名妇女。

    而埋伏的警察，就是后来被称作“四大名捕”的贵州省威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追捕中队的4名队员———王俊卿、陈文光、张美德、赵强，他们专门负责追捕逃犯。

    “周二全制造了一个无人寨。”贵州威宁县东风派出所联防员罗招举，指着各罗窝寨说。

    今年8月，记者走进了这个无人寨。面对一处失去房顶的废屋，罗招举脸上的肌肉扭曲起来———1998年的一个夜晚，周二全用杀猪刀捅死了主人杨兴华夫妇及两个儿子。起因是杨妻貌美，周二全要强行将其带走，而杨家人不从。

    “周二全作案后，被我伯父撞见。结果他把我伯父也捅死，移尸到这里。”罗招举指着门后的角落说。

    杨家右侧50米是一户崔姓人家，也被周二全灭门。寨子里的另外4户举家外逃。

    周二全常身背火枪、长砍刀、杀猪刀在各村寨出入，要吃要喝。东风镇刘、张两家人对周二全切齿痛恨。周二全曾多次当着一家老小的面，强奸他们的妻子、儿媳。更惨的是杨二保，一天夜里周二全把他从被窝里拎出，强奸了他的妻子，至天亮又强奸了他16岁的女儿，杨二保被活活气死。

    当地人说，这个恶魔让负责税收、计生的官员都不敢开展日常工作，周二全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一方的社会安定”。自1992年起，公安部、贵州省公安厅每年都将其列为重点抓捕对象，威宁、毕节及附近六盘水、昭通等地，先后出动了数千警力抓捕。 

    但大规模的行动每次都失败了。在当地人的描述中，周二全身高一米八五，力举500斤，能像豹子般在山间奔跑。此人身上、脸上长满浓密毛发，外号“毛公牛”。

    被追捕的周二全恶上加恶，只要怀疑有人给公安提供线索，他一律不留活口。1992年5月，采拖村村民邓运光和警察打了个招呼，就被砍死在家中，死者还包括他8岁的儿子。

    云、贵、川三地警方再次调兵围捕，但周二全消失了。

     冒死扑倒“毛公牛”

    1999年10月，威宁县公安局追捕中队成立半年后，正式接手周二全案。这时，他们还没有拿到凶手的照片，他们在云、贵数十县市穿梭，艰难地收集证据。

    他们从2000多条线索中筛选出一条最有价值的线索，要向某村民求证，对方却死活不开门。为此，抓捕中队在雨里往返十多次，执着的精神终于感动了村民。

    村民提供的这条线索把周二全锁定在云南宣威鸡公山。“捕快”们决定在周二全的必经之路——母鸡沟设伏。1999年11月18日晚，天空终于放晴，星光下，一个粗壮的身影走了过来。“捕头”———追捕中队长王俊卿，起身拦住了这个人。王俊卿怀疑这人身上装着炸药，伸手去摸，碰到了一根断指。

    手上有根断指是周二全的身体特征。中队长断定，此人正是杀人强奸狂魔周二全。 

    王俊卿一把抱住他，张美德等听到动静，马上扑了上来。

    中队长抱着周二全摔倒在地，“毛公牛”猛地挣脱，从怀里抽出杀猪刀。生死关头，王俊卿抓住了对方的下阴。此时，张美德扑了上来，抓住周二全的胳膊；陈文光和赵强扑上来，每人按住周二全的一条腿。王俊卿腾出右拳，猛击周二全的头部，打歪了他的鼻梁；张美德用膝盖将其肋骨顶断了两根。陈文光则掏出手枪，朝他的脚踝射击。

    搏斗持续了40分钟，双方几次滚到悬崖边。力大无穷的“毛公牛”几次甩脱对手，但抓捕中队———加上当地警官李彪强等3人，最后全部压在周二全身上，终于将其制服。

身怀绝技四捕快

    他们体会到了“一战成名”的快感。这4个身怀绝技的警察，让当地人联想到一部武侠小说———《四大名捕》。

    威宁，是乌蒙高原的中心。它位于贵州最西部，与云南、四川接壤，地形复杂、人口贫困、文化素质低，使得此地的治安一度处于混乱状态。

    而威宁警力严重不足———全县共360名警察，只有逃犯的一半；另外是无经费保障，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两个难题，导致很多大案经年不破。

    缺乏安全感的公众对警方不满。有人举家搬迁，更多的人———比如周二全案中的受害人———数千村民集体上访。

    县公安局长林科俊决定成立一支专业队伍追捕逃犯。他精挑细选出16名警察，组成4个追捕小组，以3个月为限，考察其能力。4个小组捷报频传，久抓未获的杀人嫌犯杨永泰在“实验”中被捕。

    4个小组中，王俊卿和陈文光带的小组抓获逃犯最多，林科俊让他们“强强联合”，1999年4月，“追捕中队”成立，共4名成员。这是中国第一支专业缉逃队伍。 

    现年44岁的王俊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兼追捕中队中队长，是灵魂人物。他当兵时就练就百步穿杨的枪法，同时擅长谋略。由于领军者的勇气和智慧，在几千次追捕行动中，中队无一人牺牲。

    白皙敦厚的陈文光，也是一名神枪手。“实验”3个月内，他率两名刑警抓获重大逃犯13名。

    张美德是“大力士”，能双手各夹一个体重150斤的逃犯奔跑十余公里山路，背负50公斤重物翻越2500米高山。他能用十余种方言唱山歌，化装后，他曾高唱山歌进入寨子，迷惑逃犯。此人一顿最多能吃5斤面条，或几十个鸡蛋。这也给他带来麻烦——1000多元工资根本不够养活自己，妻子不得不蹬三轮车挣钱维持家用。

    赵强被称为“飞车王”———可以在陡峭的山路上只用两个车轮着地前进。当车的某个地方出现损伤，他凭听觉就能查出问题。 

    “我喜欢虎的猎杀”

    温瑞安笔下的“追命”，是四大名捕之一，他的绝技是千里追踪术。而威宁“四大名捕”也把“盯”发挥到了极致。王俊卿说，只要任务一下来，他们就盯着不放，直到拿到逃犯的线索，锁定他的行踪，“他走路我们也走路，他攀崖我们也攀崖，追他到天涯海角。”

    当追捕中队盯住越狱5年、一路抢劫强奸的顾稳才后，双方在交火中跑出10多公里。“四大名捕”追得兴起，索性甩掉鞋子狂奔———田地刚被翻过，土质特别松软，总是钻进鞋里。逃犯最终被击毙在一座小山上。

    另一个抓逃犯的诀窍是，不给对方任何机会。“名捕”们的行动中，很少有长时间打斗。那种出手时的迅猛，如同扑向猎物的虎。

    “我喜欢虎这种动物，它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雷霆一击。”王俊卿说。

    为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手段是，在逃犯将要出现的地点设伏。这是耐力和毅力的比拼。

    而在每次行动前，四人都要权衡利弊，制定周密的方案。“要分析逃犯的文化结构、心理素质、家庭成员结构及在当地的人缘。”王俊卿说。

    威宁县公安局提供的数字称：7年来，“四大名捕”共抓获逃犯1400多名，其中重特大逃犯429人，包括公安部、贵州省公安厅及各地公安机关督办的69个凶徒。

    此间，“名捕”已历三代，但始终保持着4人编制。赵强、陈文光先后调任他职，宋杰和金云赛接替了他们。宋杰是新“飞车王”，金云赛擅长格斗。

杀人犯也是人

    又一个逃犯落网了。

    今年3月，云南某火车站，人们看到一个胖警察背着一个戴手铐的人走进车厢。

    “你背的是谁？”好奇的人询问。

    “一个杀人在逃11年的疑犯。”警察回答。

    “杀人犯你还背他？在地上拖着走不就是了吗？”

    “他的腿断了，不能走。背他也是我的职责，他也是个人。”

    这个胖警察就是张美德。他回忆说，最后一句话刚说完，背上的人抖颤起来，他朝人群笑笑：“警察背杀人犯，我康忠华总算享受了。”

    “我们不会让他们饿着，我们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张美德说。他常常和逃犯手铐着手睡在一张床上。逃犯戴着手铐———特别是被反铐着时，上厕所很不方便，名捕们不知给他们擦过多少回屁股。

    王俊卿对逃犯作过研究，发现很多人原本朴实，但贫穷和文化低毁了他们——某一天，可能为了1元钱就杀了人。所以当他们被抓后，警察们心里常常泛起一丝同情。

    “一个个生命死在他们手上，他们又一个个‘死’在我们手上，不能不令人生出很多感触。何况，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我们的老乡和邻居，我们几乎是一起长大的。”王俊卿说。

    九死一生的荣耀

    王俊卿、张美德及第二代“名捕”王文贤、第三代“名捕”金云赛，都来自农村，中队长的4个弟弟至今务农。王俊卿是“过着苦日子过来的”，高中时，他要自己挣钱交学费，挑一担煤炭走30公里山路才挣几分钱。

    “所以，我们知道老百姓希望我们做些什么。”王俊卿说，“他们也从不来虚的。”

    名捕们常接到一个刚摘下的苹果、一根煮熟的玉米棒，又或者一个烤焦的洋芋……某个清晨，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警察们，被露宿农舍里传来的嚯嚯声惊醒。

    王文贤透过门缝往外看去，农舍主人正在磨刀。王文贤警惕地叫醒了其他人———他们刚从这个村子抓走了两个逃犯。但结果是，农舍主人杀掉了母鸡，想用这个方式表达对警察的心意。

    在很多时候，村民会充当他们的向导，陪他们走一晚；涉江时，人们会冒死提供渡船———稍有不慎，老百姓就可能被激流冲走。

    “四大名捕”曾多次受奖，也有人不平：他们已经很“风光”了。公安局长林科俊说：“我们给不了他们别的，精神上的鼓励总得有吧？”

    如今，“四大名捕”威名远扬，贵州、云南、四川交界的地区已形成一种默契，遇有棘手追捕任务，就请“四大名捕”出马；甚至再远的一些地区在拿不下逃犯时，也请他们出山。

    2005年，贵州省委及公安厅召开“英模事迹报告会”，王俊卿作为8个英模之一出席。但他没有看到战友杨昌齐、张双全———他们已经牺牲了。

    王俊卿下意识地摸了摸后颈的伤疤，那是一个杀人逃犯留下的——对方开枪打断一片厚瓦，瓦从几米高的房上掉下来，砸中了他。

    “会不会有一天，我的事迹也由别人来作报告呢？”王俊卿说。

    逃犯抓不住，公安局就是“粮食局”

    访贵州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杨广生

    记者：在公安机关的工作中，逃犯问题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杨广生：逃犯，尤其是贵州的逃犯问题，一直是困扰公安机关的大难题。案犯逃跑了，在途中还可能继续为恶，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仍然受到威胁，公安机关拿什么向党和政府、向人民群众交代？

    我们曾经想了很多办法，也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效果都不好。老百姓只认一个理，案犯抓不了，公安局就是“粮食局”，派出所就是“粮管所”。这个称号长期以来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记者：是否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都有一个像追捕中队这样的专业机构？

    杨广生：威宁追捕中队的出现，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亮点，它把打击和追逃结合起来，本身是一种创新机制。

    据我所知，这种专门追捕逃犯的机构我们是首创，最近一些地方向我们表露了要仿效的意向。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经验推广开来。

    威宁所在的毕节地区，前两年有几个县也仿效威宁成立了追捕中队，但因为效果不好而流产；最近毕节地区公安局决定在全地区每个县都成立一个这样的小分队。

    记者：贵州公安厅对“四大名捕”作何评价？

    杨广生：我们为有这样的警察而自豪。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取得的业绩是非凡的，他们被称为“四大名捕”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

    他们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用行动实现了警察的自我价值。一句话，“警魂”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了，全省的警察都应该向他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