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安部确定的“全国公安机关警察公共关系实践基地”，云南省沾益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和群众交朋友、收集社情民意、排查辖区可能发生的高发性犯罪和不稳定因素、及时化解各类民间矛盾纠纷，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地方党委政府和百姓的信任———

　　

　  警方“全程关注”烟农

　　

　　“本周发生烤烟被蓄意投放农药毁坏事件，大坡派出所已加大了各村的治安巡逻力度，疏导村民矛盾，加强法制教育。”

　　“大部分烟农对烤烟收购形势比较乐观。如期望收购价格与实际收购价格发生较大偏差，可能会出现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摘自2005年8月8日沾益县《警察公共关系专报》

　　“正值烤烟收购期，烟农、烟贩子与收购点之间出现纠纷的可能性较大。”

　　“县局主要领导分别带队深入到菱角、卡郎、拉土、大兴等烟叶收购点调研烟叶收购进度和治安秩序。”

　　“加强对民警和协勤人员的管理，杜绝发生参与倒卖烤烟或在维护收购秩序过程中的徇私舞弊行为。”———摘自2005年8月15日沾益县《警察公共关系专报》

　　“烤烟收购进入尾期，烟农前期囤积的烤烟进入出售高峰期，因烟叶定级经常会与烟点工作人员发生口角甚至厮打。”

　　“收购点关门之际，少数烟农为卖掉手中剩余的烟叶，在最后几天卖烟过程中可能会引发过激行为。”

　　“烟农手中放有大量烟款，如不妥善保管，发生入室盗窃可能性较大。”“大坡派出所组织民警下到法土村委会法土新村，组织38户村民召开以‘如何正确处理家中财物’为主题的群众会议。”———摘自2005年9月19日沾益县《警察公共关系专报》2005年12月19日中午，沾益县大坡乡万绿箐村的刘某等六位村民告诉记者，前些年出售烤烟时，也有警察维护秩序并告诉大家小心保管卖烟款，但今年出售烤烟时，警察对大家的关心是最多的，“你想到的地方他们都想到了，你没想到的地方他们也想到了，比如到村上来教大家怎么藏钱最安全……”从烤烟成熟到卖完烟叶，从点完卖烟款到如何妥善保管，2005年的烤烟收获季节，烟农们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程关注”。作为一个以烤烟、油菜、鲜花、蔬菜等经济作物为支柱产业的农业县，去年下半年以来，不仅仅是烟农，花农、菜农也体会到了警方前所未有的“全程关注”。

　　警察公共关系的实践由来

　　沾益县公安局的这些变化，源于公安部“全国公安机关警察公共关系实践基地”试点工作。2004年3月，沾益县被公安部确定为32个“全国公安机关警察公共关系实践基地”中的一个，也是云南省惟一的一个。当年11月16日，云南省公安厅、曲靖市公安局有关领导到沾益县公安局授牌。经过半年的调研和准备，2005年7月11日，沾益县公安局成立了警察公共关系科，并组织来自派出所、交警大队等基层单位的11名公共关系干事进行了为期12天的警察公共关系理论及实务培训。公共关系干事回到基层后，要按时到辖区开展警察公共关系工作，主要任务是和群众交朋友、收集社情民意、排查辖区可能发生的高发性犯罪和不稳定因素、及时化解小的民间矛盾纠纷、与居委会主任或村治保主任联合开展法制与安全防范教育……此外，必须按时填报《警察公共关系实践情况周报表》《警察公共关系调查情况记录》等表格，每周一次向县公安局上报。在此基础上，县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科编辑《警察公共关系专报》。

　　2005年8月1日，第一期专报出版。截至记者发稿时，共有近40期专报产生。专报分为“治安状况”、“舆论宣传”、“治安热点隐患”和“警情分析”等栏目，把公共关系干事们走村入户获得的社会治安状况、热点难点问题等反映出来，供局党委成员以及主要业务部门参考，作为研究下一步工作的依据。群体性事件、社会不稳定因素等涉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社会问题，局里还及时上报县委县政府，以引起重视。例如第五、八等期的《警察公共关系专报》多次反映：宣天公路竣工通车后，因附近村民自用车通行高速路的收费问题，施家屯收费站工作人员与司机经常发生纠纷。县局及时把该情况上报，并建议党委、政府、路政部门等协调处理。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轻派出所等基层单位的工作压力，专报涵盖了此前需要向县局动态汇报的其他内容，多表合一，信息可以综合利用。

　　除了公共关系干事定期开展警察公共关系实践外，沾益县公安局还在2005年下半年通过警察开放日、少年警校、春雨行动等方式，开展了一系列以公共关系为目的的活动，促进了百姓对警察的了解，也融洽了警民关系。

　　72位苗族同胞终于有了户口

　　2005年12月20日，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再加一个小时的山路跋涉之后，记者终于到达了沾益县大坡乡万绿箐村委会河西村民小组。村民小组长张学应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户口卡和居民身份证。2005年9月，他拿到了户口卡；2005年11月，他拿到了居民身份证。

　　这标志着他结束了20余年来作为中国公民却没有身份证明的历史。在这片被他们称为“花沟村”的地方，和他具有同样经历的还有散居在周围山头上的另外71位苗族同胞。张学应告诉记者，他们是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移居过来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有四户人家搬过来。此后陆续有人搬迁至此。1986年，张的父亲来看亲戚时觉得这边“土地肥厚、好讨生活”，就和二哥一起搬过来了。原来住的地方“山坡太陡了，砍柴、吃水都要翻山越岭，日子太苦了……”至公安机关给他们办理户口时止，在花沟村生活了二三十年的人家共有16户72人，他们靠开荒、捡蘑菇、承包当地村民不愿耕种的土地为生。他们中的老一辈在贵州还有户口，而第二、三代就没户口了。故乡太远，他们没回去报过户口，而现居地觉得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他们不该在本地上户口。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们遇到了很多难题：全村14名学龄儿童上不了学，青壮年无法外出打工……

　　2005年8月，大坡派出所所长赵山把苗胞们的历史现状以及孩子不能上学等困难向局领导作了专题汇报。经多次协调研究，县公安局决定为他们办理户口和身份证。县公安局局长尹大宝告诉记者，作这个决定时，也有反对意见，认为给这些人办理户口之后，势必会挤占当地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土地、教育等资源；会增加当地政府对居民们通水、通电、通公路方面的压力……作为公安方面的代表，他力陈一个观点，不管愿不愿意承认，这些苗族同胞客观上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居住地，在沾益县居住生活了二三十年，事实上已经把花沟村当成了他们的家乡。不给他们办理户口和身份证，第三代小移民不能受教育，只会给沾益县增加素质不高的居住人口，更加长远地看，这些人不能受教育、不能合法健康地融入当地生活，只会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经过公安机关多方协调，张学应等72人的户口和身份证在两个月之内办理完毕。

　　随即，14名不同年龄的苗族孩子被万绿箐小学接收，分插在不同的班级接受教育。刘老师告诉记者，这些孩子对知识的渴望非常强烈，每天都早早赶到学校，比本村的孩子到得还早。由于缺乏营养和教育，这些孩子矮小、怕羞，有的还听不懂记者的问话。

　　刘老师还告诉记者，警察为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很令他感动。插班时，14名孩子没有课桌椅，公安局马上买了送来。看到孩子中午吃的是又冷又硬的自带饭，公安局就捐赠了一个食堂，让孩子们能吃上热腾腾的午饭。

　　户口和身份证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有多重要，仅从苗胞对记者一行的热情就可见一斑。看到“亲爱的公安大哥又进苗寨了”，他们唱着山歌从不同的山头上赶到张学应家门前的空地上，杀鸡宰羊欢迎民警。有的苗胞还拿来了自家掏来的野蜂蜜，有的拎来一兜兜鸡蛋……一位民警说，刚刚办下户口时，有苗胞捉了两只老公鸡送到县公安局，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只好按市价给“留下了”。

　　由于时间太紧张，记者一行没法在老乡家中吃饭，他们就派出两位村民，背羊腿和煮熟的鸡蛋送出了七八里山路。就在这段不通车的山路上，苗族老乡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申请修路了，乡里同意了，很快就会动工。闻此消息，县公安局又捐助了2000元资金专门用于修路。

　　镇领导每天必到派出所

　　

　　第一期《警察公共关系专报》记载：西平镇红星社区第一村民小组，对政府即将启动的“一号地”统征方案反映强烈，村民已经到县政府和市政府上访，目前仍有53户村民拒绝签字，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沾益乡水泥厂下岗职工集体起诉水泥厂案件已经审理完毕，判决尚未履行可能引发上访。盘江乡松林村因征地款引发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治安隐患突出。花山镇迤堵村、宴家塘村因集体征地30亩引发群体性事件，存在较大的上访隐患。

　　征地、修路、下岗等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以及事件的进程、警察成功处置的经验，在随后的多期《警察公共关系专报》中得到了连续反映。

　　尹大宝告诉记者，对处在单一依靠传统农业向农业、工业并重转型期的沾益县来说，不搞工业和第三产业解决不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闲置和转移问题，但一搞，势必会引发上述类型的社会矛盾。公共关系专报上记载的这些事件，基本上是目前党委政府正在着力解决的问题。在矛盾激化时，主要依靠警察参与处置，解决好了，对全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是贡献。目前看，警察公共关系干事在成功稳妥地处置这些事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通过耐心宣传法律知识、宣传全县的经济发展状况，动员涉及征地、拆迁的群众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维护权益，避免采取过激或暴力行为。由于公共关系干事说话客气、办事公道，很多群众非常相信他们，有委屈和要求愿意和他们讲。而党委政府通过公共关系干事，可以了解到这些群众的想法。

　　尹大宝的总结，在一个民警的描述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花山派出所公共关系干事李开武给记者讲述了一件事：一拆迁户对拆迁不满，镇里给找了房子后即强制拆迁。在搬家过程中，赶猪圈里的猪上车时，这家主人拒绝了其他参与拆迁的工作人员，指名道姓地非要他去赶。因为他发现“民警连拿一个火钳子，都要小心地在车挡板边靠好了才放手。”事后，这家主人对他说：“小伙子，他们（拆迁工作人员）要是都像你这样，（拆迁）早就好说话了。”这位干事对记者说，在日常工作中，“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公共关系干事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要时刻想着警察的美誉度、知名度、定位度”等教育的确让他言行慎重，不敢粗声重气地对老百姓。另外，要搬走的家当都是人家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那种感情和心疼他能体会到，当然得小心对待人家的东西。但他做梦都没想到，对待一支火钳子的细微动作，会赢得这家人的信任。这，教育了包括这位民警在内的很多民警，也感动了他们。

　　白水镇党委书记朱寒告诉记者，现在搞警察公共关系建设，民警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注意执法的公正客观，好多事情只要民警出面，很快会得到当地居民的理解和配合。作为沾益县工业企业聚集地的行政负责人，四年来，他一天不到派出所了解治安情况，心里就不踏实。

　　群众的信任是踏实的工作换来的

　　在两天的时间里，记者走访了大坡乡、白水镇的部分村民和居民，发现开展警察公共关系建设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提高民警素质、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

　　白水镇三轮车司机张绍全告诉记者，他2000年从贵州省盘县来到白水镇，开三轮车谋生。五年间，警察帮助他追回过被抢劫的摩托车，他也帮警察抓过好几个坏人……他不知道什么叫公共关系，但现在的警察对他们这些搞三轮车运输的司机更加尊重了，“每天巡逻时遇到，警车总会远远地就踩刹车，叫我们跑车时注意点，还问有没有什么要反映的。”陪同采访的民警告诉记者，县公安局对公共关系干事的基本“公众形象”要求，逐步扩展到了窗口民警、交警、巡警等警种中。

　　大坡乡德威一村村民小组长高建保告诉记者，派出所的民警一次又一次地下到村里，走访村民问有没有夫妻打架的，给邻里吵架的调解纠纷，组织160名村民讲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讲钱存银行最安全等等。“人家那么热心村民安全，自己作为村民组长也有责任。”他在民警的指导下组织村民“夜防”。

　　在大坡乡派出所，记者碰巧遇到天生桥村委会第四组组长解乔红等人，他们是来领县公安局奖励的3500元钱的。2005年5月13日，一名村民把平素积怨过深的另外一名村民及其女儿砍死，还拎着锄头四下寻找受害人的儿子。接报警后，民警赶至现场最短也得40分钟（由于山路太多）。情况紧迫，派出所商请村委会先期尽量疏散村民并尽可能控制凶手。解乔红二人按照平常下乡民警传授的经验，在不激怒凶手的情况下，劝解说服他把锄头放下。23分钟后，两人把凶手的锄头夺下并将其胳膊一左一右紧紧扭住，三人夹坐在一条凳子上，直至民警赶到。

　　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的厂子和另外两家的墙相连。“每家厂子也就雇得起三四名保安，真正发生盗窃或抢劫案件时，这点保卫力量是不够用的。在辖区公共关系干事的协调下，现在三家厂子把十多名保安组织起来搞大巡逻，气势足了，震慑作用也强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菱角派出所的公共关系专职干事沈家顺告诉记者，2005年7月开展公共关系实践以前，进村了解情况比较难，有的线索村民明明知道，但是不愿意告诉你。“后来去的次数多了，帮助村民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小困难，解答一些有关的农业政策和法律问题，慢慢熟悉起来后，你问什么，村民都愿意讲了。”另外，他发现，给上学的孩子们讲解法律知识，再去影响他们的父母，是一个很好的普法途径。

　　白水派出所公共关系干事尹党清说，在一星期一次的公关走访中，他发现老百姓是非常容易被感动的，通过发放警民联系卡、告知治安防范重点等工作，百姓对他们产生了信任，发布建立自愿消防队的消息后，群众踊跃报名。他还隐约发现，广大群众对民警的定位，在于希望更多预防侵财型案件的发生。

　　庄稼湾小学法制副校长卢本绍（民警）、西平分局高波等公共关系干事认为，要搞好警察公共关系，最为重要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了，执法公正有威望，再去做公共关系工作，人家就认可。人家认可了，群防群治工作就好开展。“有的商户主动找到民警，要求一起建立商户联防组织。”

　　当然，也有那么一两位有些内向的公共关系干事，对于自己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这项颇具开创意义的公安工作，不知道怎么理解表达。这正如警察公共关系试点事件本身，需要假以时日的实践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