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活在人民心间的郭随生。

虽死犹生的郭建军。

李秀生，我们不会忘记你。

王跃先/文

■核心提示

英年早逝，对于公安民警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罕见的新闻———仅2005年，我国因公牺牲民警就达414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4.8岁。

这是中国公安民警用伤痛、鲜血、生命书写的数字，这是警察遗属们用眼泪、孤独、痛苦来一生祭奠的数字，这也是足以让所有善良的百姓为之沉重的数字。但“牺牲”不只是“流血”、“搏斗”及刀光剑影。在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中，因积劳成疾而猝死在工作岗位上的人数，平均占全部牺牲者的三分之一强。去年，更是达到了37.2%的高比例。警察已经被公认为当今各类职业中最容易出现“过劳死”的职业。

2006年2月，在11天内，我省就有3名基层民警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的故事，再一次为警察的“英年早逝”和“积劳成疾”提供了新的注解。

我们要追问的是———这，难道就是警察的宿命？

从2月1日(正月初五)到2月12日(正月十五)，短短11天，我省有3名民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按时间顺序排列，是这样的———

2月1日，临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郭随生因公殉职，终年47岁；

2月4日，景县公安局民警李秀生值班期间发病身亡，终年43岁；

2月12日，邢台市桥东公安分局副局长郭建军工作期间发病身亡，终年44岁。

3名正当中年的警察倏忽离世，令人震惊。他们的牺牲，给家人带来巨大的打击和伤痛，也给战友带来深重的哀伤———除了一份共同战斗、日积月累的战友情谊外，还有“物伤其类”的感伤与触痛。

重述他们的死亡过程，无疑很残酷。但为了纪念，也为了探寻，更为了观照，让我们把时间回溯……

人生的最后时刻

郭随生：值班后的凌晨，倒在家门口

在临漳，熟悉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郭随生的人都称他为“老随”。1月31日(正月初三)本来是民警小赵值夜班，可当天晚上老随一直和刑警大队的民警在讨论一起命案，直到夜里11时才散会。老随让小赵回去，说：“大过年的，我离家近，我替你值班。”

老随家离单位确实很近，步行不到5分钟路程。

那一夜发生了什么人们无从得知。第二天凌晨6时左右，老随被早起的邻居发现倒在了距离他家门口只有一步的地方。老随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太晚，7时，他离开人世，医院检查的结果是突发心肌梗塞。

老随最后躺过的值班室的床上，被褥凌乱。战友们说，他平常值完班从来都是把被褥叠得很整齐，这次，肯定是感觉不舒服了，想回家，却没能回去。

小赵更是懊悔不已，“要是不让老随值班，也许不会出事……”他说，老随在除夕前一天说过自己“头木、发胀、发麻”，认为是血压高了，吃了点药，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趴在桌边休息了一会儿。当时小赵正和老随合审“2005·11·11”命案的犯罪嫌疑人。

小赵告诉记者：“要问老随是怎么死的，一句话，累死的。”

李秀生：倒在医院门口

景县刑警李秀生的死，和老随惊人相似。

李秀生在春节期间排的值班日期是正月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六(2月3日)是李秀生的最后一个班。早上8点他像前三天一样来到刑警队，同天值班的还有民警老牟和小苏。老牟离家近，中午回家吃饭，李秀生和小苏吃的是方便面，当日晚饭两人吃的还是方便面。

值班室有内外两间。晚上9点左右，小苏开始铺床，他想睡在外间，接电话方便。李秀生不让他在外间睡，说：“我是值班组长，我睡外边。你和老牟睡里边。”

次日凌晨2点左右，李秀生悄悄地叫醒小苏，说自己“胸口难受”。小苏知道李秀生有心脏病，让他赶紧吃药。当时李秀生身边带着5粒速效救心丸，他一口全吃下去了。

过了半个小时，李秀生还是难受，这时老牟也醒了，见李秀生开始干呕，劝他去医院看看。李秀生说：“过年谁不忙？不要去给人添麻烦了。坚持一会儿就过去了。”老牟和小苏就一直陪他坐着。5点的时候，李秀生实在坚持不住，说：“老牟你值班，小苏和我去医院。”他穿着一双拖鞋，说“不用换了，一会就回来了”。小苏开车，5分钟后就到了县医院。车刚停下，小苏要去扶李秀生，他自己下来了，但没有走出几步，就摔倒在地上。

抢救应该是及时的，但半小时后，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李秀生死亡。

郭建军：头一夜还在巡逻

郭建军的牺牲也没有任何征兆。就在前一天，他还带着几个人，从夜里11点多巡逻到凌晨4点。

邢台市公安局桥东分局民警陈振水回忆说，正月十四晚上11点多，是值班的郭建军副局长开车，拉着他顺大通街开始，在邢台火车站、站前南街、建华南路、民建路一线巡逻。他们发现街上行人比较多，还有几个醉酒的年轻人，因为担心一旦有情况警力不足，郭建军又先后叫来了分局经侦大队副中队长霍爱民、经侦大队副大队长王伟朴共同巡逻。转了4个多小时，见没什么情况了，郭建军先把霍爱民送回家，再拉着剩下的几名同志回到分局休息。当时已经是凌晨4点钟。

没有人知道郭建军睡得怎么样。只知道，上午10点，他就从分局赶到了在别处办公的刑侦大队。因为这天是元宵节，怕出事，他召集人重点说了巡逻的安排。他还告诉大队长路小利，下午两点开会讨论追捕在逃人员的事。

中午1点半，路小利在去分局的路上，同事打电话过来：“别来分局了，直接来医院吧———郭局心脏病突发，正在医院抢救。”

当日下午6点，郭建军抢救无效死亡。

危机四伏的警察生活

刑警大队大队长路小利和郭建军1987年认识，1991年成了上下级，个人关系很好，有近20年的交情。

路小利说，郭建军平常在家不抽烟，一遇案子就抽得厉害。他总结，郭建军遇到案子的时候有四个阶段：焦虑、兴奋、紧张、放松，都是抽着烟度过。

郭建军从1997年开始担任刑警大队主要负责人，当上副局长后依然主抓刑侦。他去世后，同事们对他1997年担任刑警大队主要负责人以来的成绩进行了统计———他先后带领民警破案2000余起，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750余人，而且2004年还取得了命案100%侦破的佳绩。

这样的一些数字背后，是郭建军和战友们的巨大付出。

路小利回忆说，2005年元旦前夜，晚上11点多了他还看见郭建军看着手表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当元旦的钟声敲响，郭建军兴奋地喊道：“这一年终于过去了，我们是命案100%必破！……”他招呼大家：“出去庆祝庆祝！”

桥东分局党委副书记吴进福谈到郭建军，忍不住掉下眼泪。他说：“我若是知道他有心脏病，就派民警把他押到医院看病。这几天，我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晚上睡不着觉，一躺下就想起老郭，他真是一个好同志啊。”

由于工作紧张，压力大，郭建军患高血压多年，去年年底又检查出有心脏病。有一次他曾经对路小利说：“我有时步行300米就上不来气，得赶紧吃点药才能缓过来。”路小利劝他赶紧治疗，他说：“这段时间事比较多，顾不上，过了年再说吧。”郭建军的妻子杜小平说：“正月初三，他心脏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建议立即手术，他说现在正忙，等过了十五再说吧。只输了点液，就又去工作了……要是知道他会出事，那天说什么我也要拉他去手术！”

和郭建军一样，临漳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郭随生也一直冲杀在侦查一线。郭随生2005年8月开始主持刑警大队全面工作，到他离世的2月，临漳县共发生8起命案，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临漳县公安局副局长陈中清说：“去年11月11日会漳村发生命案后，我们成立了专案组，老随和民警们吃住在案发现场，衣不解带，老随更是两个多月没有回家，直到大年初一才回家吃了一顿团圆饭。”

郭随生的妻子陈书芹说：“腊月二十八他打电话说从村里回局里了，有空就回家，结果没有回来。腊月二十九给他打电话，他说上午理发，下午回老家看看老娘，结果上午开调度会，下午追逃犯去了，那天晚上他们布置抓逃工作，一夜没回来。直到正月初一早上他才回来吃了饺子。”初二老随到亲戚家走了走，初三又上班去了。陈书芹痛心地说：“老随到死没有理了发。”

陈书芹是个下岗工人。临漳刑警队的民警说，老随一直想给陈书芹找个工作，但顾不上，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年10月份，陈书芹去外地学做兰州拉面了，一走就是几个月，春节前才赶回家。老随那个家，基本就空着。

景县刑警李秀生在刑警大队负责后勤工作，有时也协助破案。用刑警大队队长朱振清的话说是：“李秀生是我们刑警队的大管家，谁都不愿意做的事他都做。”

人到中年，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工作压力之外，还有生活的挤压。死的这3名警察，他们的妻子都已经下岗。李秀生的妻子陈容体弱多病，看病花了不少钱，一个5人的大家庭就靠李秀生每月1500元的工资度日，经济状况相当困难。他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记者在他家看到，里屋的门破了半边，就那样对付着吊着。陈容说，家里还使着刑警大队队长朱振清接济的桌子和床。他的妻子说：“秀生是家里惟一的顶梁柱，他活着时我们拖累着他，他现在甩手走了，我们这个家算是塌了……”

积劳成疾

警察之宿命？

临漳县公安局政治处梁军英主任提供了一组令人惊心的数据：从1997年到现在，他们县局只有一名民警是办了退休手续、平安离开岗位后去世的，其他11位同志都像郭随生这样死在工作岗位上，最小的只有36岁。

邯郸市2001年以来，有12名民警先后因公牺牲，其中，猝死在岗位上的7人，这12人的平均年龄是44岁。

44岁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我们勾勒一下这个中年男人的形象，他应该是这样的：从事公安工作在20年左右，经验丰富，能力娴熟，在单位是中坚，担当重任；父母年龄在70岁左右，儿女正读中学或者要考大学，他是家庭的栋梁……以这样的英年而离世，于公安机关是损兵折将，于个人家庭是塌了一大半的天。

但这样的“损兵折将”不只发生在河北“一地”，也不只是春节安全保卫工作较为紧张的“一时”。2006年2月23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05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负伤情况。2005年全国公安民警(含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因公伤亡4548人。其中，因公牺牲414人，负伤4134人(重伤872人，轻伤3262人)。

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副局长樊京玉介绍了民警因公伤亡呈现出的四个特点：

———主要集中在基层一线警种。派出所民警、交警、刑警、治安警四个警种伤亡人数占全部伤亡民警的75.5%，其中牺牲人数占全部牺牲民警的60.4%。

———中青年民警较多。因公牺牲民警的平均年龄为44.8岁。很多中青年民警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45岁以下因公牺牲和致残的民警分别占全部因公牺牲和致残民警的67.4%和89.4%。

———抓捕犯罪嫌疑人伤亡较大。在因公伤亡的4548人中，因抓捕犯罪嫌疑人导致伤亡的达1959人，其中牺牲27人，负伤1932人，共占伤亡民警总数的43.1%。

———积劳成疾情况比较突出。共有154名民警因积劳成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占牺牲民警总数的37.2%。发病类型主要集中在心脑血管疾病，占74.7%。

我省在春节期间猝死的3位同志，都是刑警，平均年龄44.7岁，死因也恰恰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简直是警察积劳成疾而牺牲的典型样本。

我们想追问：警察是在怎样的一种状态下工作的？为什么要“积劳”到了“成疾”的地步？那些逝去的战友生前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了解多少？有什么教训需要我们记取？有多少症结仍在困扰着我们的警队？

“顾不上”背后的客观与主观原因

邢台市公安局桥东分局副局长郭建军生前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当一位过从甚密的老战友劝他赶紧治疗时，他的答复却是：“这段时间事比较多，顾不上，过了年再说吧。”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因为心口疼去医院输液，却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留下来准备手术，理由还是“顾不上”。

为什么有病却“顾不上”治疗？分析一下，有客观原因，有主观因素。

客观原因是基层警力严重不足。一位乡村派出所的老所长对记者说：“我一个月回不了几次家，有时刚回到家电话就来了，干啥？有案子需要你签字、有紧急任务你得去开会、上级有关部门来检查，你不去行吗？只要不躺下，就得去。老伴和孩子们常嘟囔：一个芝麻大的所长，离了咋就不行？还真不行！一个所里就那么几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谁能代替谁呀，我们那里的户籍员结婚半年多，小两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个把月。有啥法子？她走了谁办户口？”

警力严重不足，承担的却是极其繁重的工作压力。公安机关是政府机关之一种，但一般的政府机关，工作按部就班的多，可以预见的工作多；而公安机关是一支武装性质的国家刑事司法和治安行政执法力量，肩负着打击敌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公安民警不同于一般的公务员，公安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其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风险和压力，工作的突发性、紧急性、危险性、不可预见性，使他们几乎随时处于临战状态，一有情况，抬脚就走，身心的焦虑、紧张、劳累，远非其他职业可比。

就像临漳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郭随生，2005年秋冬，为了一起杀人命案，他带着队伍打着背包进村破案，几十天不曾回家。副局长陈中清说：“临漳县经济条件差，所以我们有个传统，一有大案，警察卷起铺盖吃住在现场，可以节省不少经费。”有时候甚至“自己带锅”。我们在采访郭随生的事迹时，正好有些民警从刚发的“2·13”命案现场回来，一个个蓬头垢面，让人难以辨认他们警察的身份。他们说，12个民警组成的专案组吃住在现场，住在一处没人住的旧院子里，找了个当地人做饭。三间屋子只生着一个蜂窝煤炉子，取暖不能保证，晚上屋子里都能看到星星，所有人病了一个遍。“但是还得坚持啊，不干不中。”在开过座谈会的当天晚上，他们吃过饭，又匆匆融入黑夜里，赶往30公里外的案发现场。

“我国公安机关以其他国家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相对警力，在保障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2月23日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副局长樊京玉介绍，目前，世界发达国家警察与人口的平均比率达万分之三十五，而我国约为万分之十二，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在河北省，这个比率更低，不到万分之十。以至于2004年河北省“十七公”提出的警力配备标准是：用三年的时间，赶上2002年的全国平均水平。如果想一想河北省担当的首都“护城河”工程，这个数字并不让人欣喜。

“警力不足导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人均工作量不断增加，民警身心健康严重受损，极易导致疾病突发；办案人手不足，民警疲于应付。”樊京玉说。

警力不足，负担过重，使得民警们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问题。孰不知，疾病正在悄悄侵蚀着他们的肌体，摧毁着他们的健康。

从主观上分析，我们也遗憾地发现，警察队伍中普遍存在着忽视健康的习气和行为。也许是我们这个队伍太过于强调勇敢无畏、奋不顾身的作风，也许是对以往英雄的赞美过多地停留在他们的无私奉献、带病工作上，也许是我们的战友习惯于冲冲杀杀，而把对自己身心的关爱视为“婆婆妈妈”的事……总之，在警队尤其是基层，人们习惯甚至热衷于粗糙豪放的生活方式，似乎只有忙到晨昏颠倒、废寝忘食才是警察的生活。对健康毫不在意，甚至当身体已经发出“警报”时，还讳疾忌医或者满不在乎，结果，被突然爆发的病魔给予了重创。

从春节期间我们失去的这三个战友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教训。

比如郭随生。他患有高血压。老战友陈中清买了一个便携式血压仪，戴到手腕上就显示血压数据。所有的人测压都很准，只有郭随生带上不显数字。大家很奇怪，劝他到医院看看。郭随生也说：“一定要去医院检查检查。”但到死，也没有去检查。事后人们猜测，他的血压一定是高过了那个便携式血压仪的限度。

郭随生早就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可是一次次耽搁了最佳的治疗和恢复机会。他妻子陈书芹谈起2004年“三赴南京”的情形时，仍然掩饰不住对丈夫的“抱怨”：

“当时听说南京有个医院专治这种病就去了，治疗效果也很好，医生说一定要好好休息两个月，可是他只在家里待了四天就嫌闷，第五天就上班了。正赶上下雪，他在回家的时候滑了一下，腰椎又出来了，没办法，我又陪他到了南京。治疗归位后，医生千叮万嘱说一定要注意，不然就难治了。结果回来还是不听话，休息了十多天就又上班了，到了年根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只好第三次去南京……我和他过了20多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被抬回来三次，前两次是硬撑着工作犯了病被同志们抬回，最后一次就是今年的初四那天啦……”

我们相信，对工作的热爱是郭随生们这样做的深层次原因。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他们对身体健康抱有的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态度，最终坑害了他们。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有病。但如果警察们对健康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对身体的警告能高度重视、及时治疗，那可以肯定地说，悲剧不会这样迅捷地发生。

基层民警在困境中艰难支撑

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曾经说过，从世界范围看，中国警察编制最少、工资最低、工作量最大。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结果就是民警的身心疲惫。尤其是一线民警，处境艰难。

仅在涉及“年休假”这个最具体的问题时，来自20多个基层所队的50多位民警战友，对此的回答几乎是众口一词：“假不可能休”、“没法休”……

为什么？

派出所的同志们说，基层有相当数量的3人所、5人所，警力严重不足，而工作任务又相当繁重：辖区发案你得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每天24小时得有人值班而且至少要两名民警、对受理的治安案件你得办结、调查取证等许多环节都不能由一人完成，频繁检查、各项战役、非警务活动都要占有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能休吗？”；刑警队的同志们说，案子一个接一个，“命案必破”、“严打”战役都要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常常是破一起大案，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一起案子就来了，总共就这么三五个人，你去休假，战友们的压力自然就加重。“谁忍心休？”……

一位派出所长说，他们县已经有85%以上的民警充实到了基层一线，但全县人口30多万，正式民警编制才90多人，万人口比例才勉强够3人。他们派出所，有三名民警，而辖区常住人口有26个自然村、5万多人。大到凶杀抢劫，小到夫妻吵架，只要群众一报案，他们就得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平均一个月接处警50多次。有些报案根本就构不成案子，最小的一次，是处理一起因轧死一只母鸡而起的纠纷。“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电话响，最盼着的是早点退休……”

一个“老刑侦”坦言，连年严打、鱼贯式的“战役”“行动”、硬性分解的“任务”“目标”，一年都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大家苦不堪言，身心十分疲惫。

经费也成了悬挂在基层公安机关和基层民警头上的一把“利刃”。就拿刑警来说，外查、取证、追逃，只要一出门就花钱，可办案经费捉襟见肘。要办案，只能自己垫钱。郭随生死后，战友们在整理其遗物时，就发现了一大堆条子，都是他在以往办案中垫付的费用……

过度劳累得不到正常休息，身体和精神上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现在，许多基层警察明显表现出易怒、莫名的狂躁等异常反应。而这些，也会影响到工作效率、工作作风、对群众的态度……

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县，民警的医疗毫无保障。河北省肥乡县有3位分别患尿毒症、肺癌等重大疾病的民警，住院治疗均花去了数万元的医药费，由于县财政拮据，这些钱几乎全部由民警自己垫付。因公负伤、腿被摔断7截的民警张大勇，1.5万元的医药费，至今条子还放在抽屉里。在鸡泽县，一位患尿毒症的民警花干全部的积蓄后，家人正在盘算变卖惟一的房子……在基层所队，有的民警居然会害怕体检，犯了“体检恐惧症”。因为“不到医院检查，不知道自己有啥病，心里还挺轻松；要是万一查出个病来，那可就苦了一家老小了……说到底，咱是怕病、也病不起。”

……

“艰难”，成了现今警察工作中的突出心理体验。当人们赞美警察的奉献和牺牲时，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们承受着警力短缺、身体透支、家境堪忧等等压力？当人们讴歌警察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时，有多少人会细心体察他们心底那份深沉的苦涩？

几年前，就有媒体称“中国警察是疲惫之师”，现在，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变。就在这个春节，我们送别了3名正当壮年的警察弟兄，但愿他们的死，留给我们的不只是痛惜和怀念，还有教训和警醒———这样的悲剧不该再发生了！

生命只有一次，健康至关重要。当社会唱响“以人为本”的主旋律时，我们的警队必须唱响“以警察为本”的管理理念。爱护警察，以警察的生命为重，想尽一切办法维护和保障他们的健康权，这，应该成为所有公安机关、所有公安民警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