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最令我反感的是出门随时可能遇到警察检查身份证。

香港法律规定出门50公尺就必须带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否则被警察查获就会罚款甚至带去警察局盘问。


来香港三年多，遇上警察查身份证至少有20次。我还是个不太出门的人，因为在报社任新闻编辑，晚上上班，白天睡觉，一星期只休息一天。假如我是白天工作，一星期休息两天的话，一定远远不止这个数。

查身份证倒没什么，我反感的是警察的态度。他们在盘查行人身份证时，很少有人表现出有教养和彬彬有礼的态度，多半是冷漠的，有些警察甚至十分无礼，恶意刁难行人。你正兴冲冲去见个朋友或去买一样你很喜欢的东西，突然遇上个警察查你的身份证，粗暴无礼地盘问你一些问题，把你的好兴致全打消了，还窝了一肚子火，你说气人不气人！

几次三番遇上这样的事后，我对香港警察产生了反感。尤其我观察到香港警察盘查行人身份证，多半是挑看上去像大陆人的查。我从未见过香港警察盘查洋人身份证。这就更增添了我对香港警察的反感，甚至对他们有了敌意：“殖民地奴才！”我心里骂道。

香港严查身份证制度的理由是：香港是个偷渡人口很多的地方，不如此严查就难以有效遏制偷渡。我认为这种理由不是很充分的。美国偷渡人口也很多，但我在美国三年，从未遇到被警察查身份证。美国法律着重打击雇佣非法劳工的雇主。雇佣非法劳工，一经查获，罚款五万美元，甚至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

既然香港是个高度西方化的社会，为什么不学学美国着重打击雇主的制度呢？据此，我认为香港是个保护富人、刁难小民的社会。

再说，即使为遏制偷渡，需要严查身份证，警察又有什么必要除了查身份证之外，还可以随意盘问行人呢？

在美国，警察分工很严格，只有移民局警察有权利问你是否合法居住者。如果交通警问了这问题，他就逾越了权限，触犯了法律，你就可以侵犯人权罪告他。

我在美国有几次因为驾驶违章被警察截下，他们都彬彬有礼地请你拿出驾照，告诉你，违了什么章款，然后开个罚单，客客气气地说声再见。

在香港，把身份证给警察看了之后，他还问我是干什么的，住在哪里等等，我就很不习惯，觉得尊严受到了侮辱。遇上心情好的时候，我就尽量克制自己的反感，彬彬有礼地问警察：按照香港的法律，我是否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遇上心情欠佳，我就挑衅地问是否我的身份证有问题？

遇上火气冲天，我就愤怒地说：如果我的身份证没问题，我干什么工作，住哪里，管你什么事？

还有更严重的。

一天我出外回到自己住处，楼下门厅里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还有两个穿便服的，估计也是警察。看来这栋楼出了什么事。我正掏出锁匙，想打开信箱时，穿制服的警察要看我的身份证。我给他看了。旁边穿便衣的问我包里是什么，打开看看。我顿时火冒三丈，问他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查看我的包？他说他就是有这个资格。

“你凭什么说你有这个资格？”

旁边穿制服的警察看我们顷刻之间势不两立，就打圆场，说他是警察正在执行公务。我反问：“他执行公务要查看我的包，为什么不出示证件？”我转过脸，要求这便衣把工号告诉我，我要告他。这便衣大概没遇见过我这种刁民，气愤地用广东话骂了一句，就掉头走了。我不会讲广东话，可是听得懂。无端受了这些狗崽子侮辱，上楼进门后，想想气不过，就抓起电话打999紧急报警电话，告诉他们，我被不明身份的人士拦截，搜查我的包。几分钟后，警车呼啸而至，上来四名警察。他们听取了我的陈述，作了笔录，我提供的证人有两名，一是门卫，另一就是穿制服的警察，我记下了他肩章上的号码。警方按我提供的号码，用对讲机和那位警察联络，弄清了原委，告诉我可以去警察投诉科投诉，并把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我。

我投诉后，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作为正式投诉还是一般投诉。我问有什么差别。来电者说在处理上没什么差别，只是正式投诉，我需到投诉科作一次正式的投诉笔录。我说我需要考虑一下才能答复。

询问报界的一位香港朋友，他劝我不要作正式投诉，说警察都是互相包庇的，你作了正式投诉，他们就吃饱饭没事干，三天两头打电话给你，问这问那，故意弄得你烦，逼你放弃正式投诉。因为正式投诉是必须要有一个处理结果的。这对被投诉的警察和警方的形象都不利。

我想我每天上夜班，哪有时间精力和警察周旋，就打电话答复仅作一般投诉。事情的最后结果，果如那位朋友所料，一个月后，投诉科来了一封信，说已把我的投诉意见转告了当事人，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件事使我了解了香港所谓人权是怎么回事，也使我看到了香港普通人对捍卫自己人权的态度。

大约半年后一天晚上，我去上班路上，在铜锣湾遇上一警察查看我的身份证，又是一位穿便衣的在旁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反问他是什么的。穿制服的警察帮腔，说他是警察，你还问他是干什么的。我说既然是警察为什么不出示证件。我告诉这便衣，你显然违章了，请把你的工号告诉我，我要投诉你。

那便衣比较年轻，没料到我有这一招，就强词夺理，说他和这位穿制服的在一起，还用得着出示什么证件。我说不管你和谁在一起，既然你要盘查我，你就必须先出示证件，你执法犯法，我就可以告你。

穿制服的把身份证交还给我，拉走便衣，说别理他，这人有神经病。我说你侮辱我，我要连你一起告，我叫他别走，我要抄下他的工号。他们见我难缠，就分头走了，我跟随那便衣，坚持要他的工号，谁知他越走越快，最后奔跑起来，我追赶了一阵后，被他混进人群逃跑了。

下次让我逮着，决不放你们过门！

一年多后我在旺角购物，遇上两位年纪很轻的警察。其中一位十分无礼，不但问我是干什么的，还问我既然在香港工作为什么不会讲广东话，我警告他这是公然的歧视，我反问他作为警察为什么不会讲国语。“你会不会问洋人同样的问题？”

这警察被我责问得恼羞成怒，就伸手到我的上衣口袋，要搜我的身，这下我勃然大怒，一把推开，说和他一起去警察局，找他们上司弄个明白。

另一位见势不好，把身份证交还我，就把他的搭档拉走了。这次两人的工号我都记下来了，立即向香港警务处长作了正式投诉。

一个月后，旺角警务署有了处理结果，请我去一趟。接待我的督察向我表示歉意，说一定会处分那位警察。我趁机教训了一顿警方，我说你们香港警察学校和警察局是怎么训练警察的，他们难道连起码的人权知识也没有吗！查纳税人身份证，居然还责问为什么不会讲广东话，这种公然的歧视行为，不但侵犯了纳税人的人权，也严重损害了香港警方的形象。

最后旺角警察局长出面向我正式道歉，承认香港对警察的人权知识教育做得不够。我看见这位局长的眼眶乌黑乌黑的，这是长年累月熬夜的后果。体谅到警察的辛苦，想起每当问路时，香港警察的态度多半很好，火气也就消了大半。

执法时崇洋媚外，不能平等待人的殖民地恶习，不是一两天就能根治的。香港警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才能逐渐养成尊重基本人权的习惯。

香港警察，好自为之吧，如今这年头，像我这种努力捍卫自己人权的刁民可是越来越多了。

（摘自中新网。原载《崩溃的脸皮》广西师大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