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宣誓：我志愿做一名人民警察。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公正执法，清正廉洁；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警察誓词

　   警察这一职业从未像今天这样饱受争议

　　人民不可能没有警察，但事实是，中国现有人口13亿，却只有警察160万名，中国以平均每万人12名警察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警力，应对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五个犯罪高峰。

　　警力不足、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户籍制度的名存实亡、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的加剧、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对原有社会体系的认同减弱、新价值观念尚未形成、法制约束力还未能完善、自然环境的恶化和自然灾难的产生……所有这些，都令警察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

　　警察这一职业易于辨认，便于攻击，容易导致敌意，却不容易获得满意。某种程度上，警察成了转型期民众不满情绪的重要出口与代政府受过的替罪羔羊。警民关系交恶，固然有警风粗暴腐败横行之原因，民众素质低下、有法不依或法治意识淡薄亦难辞其咎、不可推诿。

　　不再是《今天我休息》中对警察的理想化描绘，也去除了“好警察坏警察”辩论中的妖魔化趋向，同样要吃饭穿衣生儿育女，同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警察应该也终要被还原成一种人群、一种职业。(图—马岭/新周刊)

　　文/陈旧"46年前上海的一个星期天，忙碌了一周　　的人们，在充分享受着假日带给他们的快乐,而人民警察马天明值了一夜班后，在第二天休息日里，还在忙碌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六十年代的电影《今天我休息》中马天明的饰演者仲星火这么讲述这部当年使他名噪一时的电影的故事结构。他承认，他的成名，“完全因为观众将对人民警察的深厚感情转移到对我的个人喜爱之上”。

　　“我们现在所做的，只会比那时多，不会比那时少。”今年33岁但已从事警务工作14年的广州经济犯罪侦查民警符气龙说。他现在手里有十几宗案子，每天都要加班，无暇照顾只有2个月大的女儿。有调查显示，中国一线民警平均每天工作11至15个小时，平均3周才能休息一天。“当了一辈子警察，干了两辈子事，得罪了三辈子人。累了身子，误了孩子，苦了妻子”，这是9城市10警种调查中听到最多的抱怨之词。结果仍换来市民的不理解与不尊重——尤其在经历了广州孙志刚案、河北聂树斌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胥敬祥案和成都火车站警匪勾结案之后，警察的职业声望跌入谷底。

　　中国现有人口13亿，却只有警察160万名，平均每万人12名警察的警力配置仅仅是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统计表明，中国正以这样的警力，应对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五个犯罪高峰。而此高峰远非彼高峰。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涌来并持续到现在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发案率上升到80年代前半期的8倍！

　　警力不足固然是犯罪率高企的一个重要诱因。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户籍制度的名存实亡、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的加剧、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对原有制度体系的认同减弱、新价值观念尚未形成、约束力还未能强大、自然环境的恶化和自然灾难的产生等等都令警察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当年《今天我休息》的外景拍摄地上海徐家汇低矮的棚屋已成为鳞次栉比的CBD商圈，正如犯罪学家谢莉·路易丝说的，“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

　　好警察坏警察

　　太原警察打死警察案曝光后，太原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史水鸿说，个人修养不够和一时的激情犯罪导致了好警察打死另一个好警察的悲剧，有网民评论说，好警察都动不动打死人，那坏警察该怎样？

　　“大多数治安问题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治安恶化不能只归咎为某一个部门的工作，或者只归咎为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蔡立辉说。他举例说，警察这一职业在刑事诉讼中承载了太重的正义责任。维护社会安定、实现正义，这确是警察的主要任务，但这并不仅仅是警察的任务。在一些冤假错案中，起诉、审判程序并没有发挥应有功能，可是，板子最终却大都打在了警察身上。

　　警察是否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和被赋予了太高的职业要求？“让人民满意”、“命案必破”的承诺是否理性？在中国大多数地方，提高限期破案率和逮捕率、降低犯罪率仍然是考勤的最重要指标。“单纯从数字上求高,并不会解决实际问题，相反还会掩盖或者引发新的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说。

　　重重压力之下，理性的办案活动最后被种种非理性的数据、限期令和市民呼声所影响，办案者首先要让领导满意，其次是让百姓顺心，至于查明真相，倒可能是等而次之的任务。如此潜规则之下，湖北佘祥林案的发生一点都不奇怪。2005 年1月17日，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在向外界公布四川省破案率达39%后表示，这个数字“基本上接近真实水平”。

　　警察是否拥有太大的执法权、太少的监督机制和太不规范的责任追究制度？国际范围内，警察的滥用暴力都是令市民不满令执政者头疼的大难题之一。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曾建议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应当分立，警察行政职权与警察刑事职权由不同的警察机关行使。他认为，警察行政职权与警察刑事职权由同一个机关行使，就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孙志刚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该案曝光之后，网民一片愤怒，泪水“一夜之间洒满了互联网”。后来该案民警被法办，收容站被撤消，这一事件严重打击了广州警察的士气。孙案处理之后的2004年，广州小额侵财案件升幅超过20%。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朱穗生不得不承认，“受法律滞后、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这些轻微违法犯罪行为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警方目前的执法手段也不足以给他们更大的震慑。”

　　警察潜规则

　　提到中国治安，不能不提中国的火车站。在各大城市，这是公安局长最头疼的区域与小偷骗子们最热爱的乐土。更离谱的是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察与小偷长期勾结，伙同盗窃乘客钱财，目前受到查处，约50名警察涉案，其中已有11人被捕，15名小偷被抓。

　　有趣的是，这样一个车站，在此案最猖獗的两年内，四川省纠风办和成铁局的一次调查中，旅客满意率达92.7% ；在成铁局出台整改措施以后，群众满意率达90%以上。这两个数据甚至比案件被查以后的85%还要高。

　　“毫不夸张地说，在成都火车站，这些警察被抓以前的一段时间，警察和小偷已经成功地造就了一个特殊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核心圈层是肆意妄为的小偷，紧密层是收取保护费的警察，最松散无助的边缘层才是每日里成千上万的流动乘客。这是一个稳定而又脆弱的生态圈，因为掌握公权力的警察已经与小偷达成默契，所以稳定。”《燕赵都市报》5月23日署名涂涂的文章评论说。

　　类似警匪勾结的潜规则在警力相对松弛的他城火车站、城中村与城市结合部并不鲜见。山东警察学院法学专家刘霞一针见血地指出：私售“公权力”换取私利，“体制内”的事到“体制外”解决是这些问题出现的实质。

　　在某些城市的城中村，各村自行组建的护村队或治安队等联防性质的保安队伍实际上承担了警察治理公共安全的职能。村治保会主任由村民选举产生，警方没有任免权。在这种公权力行使缺乏有效监督之下的权力真空地带，黑社会性质势力的蓬勃难以避免。

　　警察之累

　　电影《寻枪》里的警察马山丢了枪，第一时间跑去向派出所所长报告，偏巧所长不在，他就对着空椅子汇报丢枪经过。导演陆川说：“这是典型中国当代制度培养出的好警察的样子，谨小慎微、服从纪律。马山是时下承担着较重压力，为生活奔波、焦虑的中国中年男子代表，职业刚好是个警察，因此精神负担更重些。”

　　2004年5月中旬，福建省警方对厦门、三明两市的245名民警进行心理健康测查，发现有半数以上的民警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其中大部分表现为亚健康心理状态。

　　警力不足过度劳累是最主要的原因。上海人口1700万，警察总人数4万名，山东省9100多万人口，全省警力共有8万多，在广州，三元里一个派出所要负责20多万人的治安管理；河北省永年县临关镇派出所辖区有12.6万人口，却只有10名民警；在广西，有88个派出所仅有两名甚至一名警察。

　　其次是压力巨大，主要压力来自上级、公众与舆论。让基层民警最头疼的非警务工作来自传统“条块”管理体制：上级公安机关要求他们对群众“有求必应”，而地方政府只把警察当作看家护院的“治民工具”。新疆某县在调整产业结构时，为实现养奶牛9000头的指标，给公安局下达了养40头牛的任务。

　　来自公众的不信任与不理解显然更令他们痛心：在培养后辈学员的广东警官学院，年轻的小伙子们对于社会上警察的一些负面评价，感觉到委屈。“我看到的警察都挺和善的。”来自湛江的小伙子讲述他自己的经历。有一对夫妻吵架打110 ，他到场之后那对夫妻却说：“我们两夫妻吵架，关你什么事。”工作做不好，别人投诉、领导批评还有家庭的压力。“我觉得警嫂跟军嫂一样伟大。”今年才21岁，还没有女朋友的小伙子这样说道。

　　待遇与付出不成正比。今年1月初，湖南株洲刑警何松林结伙持枪抢劫三陪小姐时被抓获。提审中，何松林多次表示 “待遇太差”。在中国内地，警察经费至今没有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警察业务建设和基建经费要向财政专项申请，批不批，批多少的随意性很大，且警察机关实际经费开支远比财政拨款大，资金缺口方面，要靠警察机关自己“创收”来填补。

　　“警察自己收钱养活自己，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怎么能保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王太元教授质疑道。

　　不再是《今天我休息》中对警察的理想化描绘，去除了“好警察坏警察”辩论中的妖魔化趋向，警察应该也终要被还原成一种职业、一种人群。也要吃饭穿衣生儿育女，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警察也是人”，37岁的广州法警熊先生说。

　　重要的是警察不再是“叔叔”以后，这个群体在人们心中是否仍然拥有着“维护安全，服务公众”的形象；重要的是在“警察叔叔”成为历史的同时，几乎每一个社会群体的道德形象都在滑落。

   再见了“警察叔叔”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不记得我是怎样会唱这首歌的。我没有上过幼儿园，那时家里也没有收音机，而且直到我13岁到县城去读书，也没有见过穿警服的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警察作为“叔叔”先入为主地占领了我的大脑。

　　现在来做一个“主题分析”的话，《一分钱》这首歌可以说是对幼童进行道德教育的歌曲，主旨不是颂扬警察，而是颂扬拾金不昧的好精神。但在很短的歌词中，警察连续以“叔叔”的身份出现，塑造了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关于警察的初始印象。

　　“叔叔”这样一个称呼，表明了一种辈分，它属于长辈，但是一个最近的长辈。在汉文化中，所有长辈无疑都具有“ 应该尊敬”的属性，但叔叔这个长辈有着所有长辈中最弱的可尊敬性，却有着所有长辈中最强的可亲近性。在所有长辈中，一个人与叔叔的关系具有最大的透明度，你对“叔叔”的信任，甚至大过自己的父母，他既是长辈，又有一点像兄弟和朋友，他是一个可以与之完全“交心”的人。

　　从社会语言上讲，将亲属称谓用之于不具备亲缘关系的人身上，是汉语的一个传统，在农村或者城市的街巷里弄，熟人之间对年长者以亲属称谓加以指称，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拟血缘化”的语言现象，代表了汉文化在构造熟人社会上的一个特性。1949年以后，人际称谓的“拟血缘化”扩大到熟人圈子以外，显示出国家政治在人际关系上构造一个透明而亲近的“新社会”的努力，几乎所有“革命同志”后面都会跟着一个亲属称谓。农民是伯伯，老贫农是老大爷，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时成了“老大哥”，作为一个职业时是“工人叔叔”，同时成为叔叔的还有警察与军人。进一步的语言分析可以发现，被称为 “叔叔”的工人、警察与军人，都是被作为政权基干力量的社会群体。

　　“警察叔叔”这个说法，既可以让人通过联想而明白这个群体在国家政权中的位置，又可以使人通过情感投射而产生很高程度的亲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塑造使警察的社会形象变得如同他们的白制服一样光明，迥别于穿着一身黑衣服的 “旧警察”。在人们的印象中，警察是机智的、有力量的，足以轻而易举地对付一个又一个坏人(群体的坏人，在人们的意识中都交给解放军了)，当面对人民时，则是热情的、友善的、无私的、服务全面的。

　　这样一种形象何时开始动摇，何时被另一种形象取代，没有人能说得明白。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角色的形象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人、农民这两种身份让人很难产生力量感、崇敬感，而变成寄予同情的对象，警察与军人也不再对人具有“ 理想人生”的价值，将职业与亲属称谓连在一起的语言习惯已经改变，与之相应的，社会既没有回到传统的熟人社会，也没有向着“人际关系透明而亲近的新社会”发展，社会关系的“拟血缘化”过程基本终结。

　　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表明中国社会在人际关系上的一种现代性转变。然而，无论哪一种职业，现在都没有向其职业本身的社会形象回归，而开始了一个社会评价迅速下降的过程，仍然令人始料不及。现在，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于以各具特色的恶劣行为来猜度每种职业，而且这种猜度不断地得到事实的印证。想到医生，你会想到有医术、收红包、乱开药、赚回扣等等。想到教师，你会想到有文化，但乱收钱、搞补习、借助学生拉关系等等。想到警察又是怎样一副形象呢？除了幼儿园小孩，还有几个人会将之与“叔叔”联系起来？

　　如果说新闻是时代的记录，那么不妨回想一下，你读到了怎样的警察新闻，记录下了怎样的警察行状？是的，你读过了“110迅速赶到”、“毒贩(或者小偷、凶犯)束手就擒”的报道，这样的报道也是汗牛充栋，无日无之。然而，越来越多的“当场击毙”，是让你产生了警察神勇的印象，还是让你知道了社会控制的乏力？越来越多公共场所挂上“谨防小偷”的 “警察提醒”，是让你明白了警察的好意，还是让你感叹起治安形势？不用特别提醒，你还会记得读过处女被认定为妓女、夫妻看影碟被抓、青年在收容遣送中被打死、无辜公民被屈打成死刑犯之类的报道，当然还有警察从车站小偷手中按月拿钱、警察充当势力保护伞、警察一个电话招来几个社会人员打死另一个警察等等。

　　如果硬要有一个称呼来指代警察，你会使用“叔叔”这个称呼吗？网络上可以看到，有人已经将“老大”、“大爷” 之类的称呼用到了警察的头上，而前者是人们称呼黑社会头子的习惯说法，后者是人们对那些惹不起的街头混子的一个称号。现在，《一分钱》的手稿已经进入了上海公安博物院，国家文物局还鉴定《一分钱》的手稿、曲谱为“现代革命一级文物”。无论如何，文物总是让人想到“过去”，也许会让人觉得“警察叔叔”这个称呼已经多么遥远。

　　仅仅“警察叔叔”成为过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重要的是警察不再是“叔叔”以后，这个群体在人们心中是否仍然拥有着“维护安全，服务公众”的形象；重要的是在“警察叔叔”成为历史的同时，几乎每一个社会群体的道德形象都在滑落。 

   九城市十大警种调查

    不是所有的警察都会遭受误解或诬蔑，却是所有的警察都认为自己备受压力。被称作人民警察的他们一度感到与人民的距离在疏远，他们在BBS上灌水，渴望被理解、被接受。

　　调查涉及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武汉、昆明、乌鲁木齐、东莞九城市。调查涉及警种：特警、交警、治安警、防暴警、刑警、乘警、狱警、法警、缉私警、缉毒警十警种。

　　调查执行：夏楠、岑茵、周逸、陈漠

　　特注：被访者看法不代表本刊观点

　　狱警张先生：对警察的负面说法，是个人问题

　　21年来，我都是当狱警，但都是在机关科室里工作，工作不怎么危险。按照全国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我就1000 多块钱一个月吧。在新疆这样经济不算太发达的地方，算可以了。

　　干我们这一行，肯定有危险。犯人服刑期间情绪不稳定，都会造成突发事件，而这些，你都要控制住。只要他们出现打架受伤、逃跑等事故，我们就会负上全部责任，我在努力避免这样的事故发生。还好，我所管辖的监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别的地方就发生过。有人对警察有一些负面说法，我觉得这还是个人问题，有的警察在说话方式上不是很符合群众的要求，造成误解。

　　(50岁，乌鲁木齐，警龄21年，一级警督)

　　法制警察熊先生：普遍的警察家庭关系比普通百姓要差

　　我所在的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部门，不像在一线的同事辛苦，也没有他们危险。但我还是想说，每个月拿那3000 多块钱的工资，显得有点少了。我们当警察的，既没有相关的机构保障我们的权益，也没有《劳动法》所保障的一天工作8小时，几乎都是24小时工作，很辛苦！

　　我们平均每个月有6—7次夜班。在派出所里工作的更辛苦，每周有4天夜班，逢年过节更是紧张，根本就没时间陪家里人。再加上社交应酬、自己跟朋友出去喝酒放松，一周能回家吃上一次饭的就已经很好了。在值班的时候，精神都是绷紧的，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晚上值完班，早上睡半天，还不知道能不能睡着，下午又要上班去了。这样折腾，才拿30 元一晚的补贴，就算给我200元，也是觉得不值。

　　我只要一有时间就回家陪妻子，两周才看望一次父母。家人都对我表示理解。但根据我从属下那里调查所知，普遍的警察家庭关系比普通百姓要差。由于平时没时间，疏于管理，他们子女成才率比别人的要低，素质也相对要差。我们的牺牲是很大的。但我们的牺牲，却换来百姓的怨言。不可否认，警察中确实有很多败类。外国警察是我们警察的几十几百倍。我们人手不够，管的面也很广。“有事请找110。”一次，一位老太太打电话让我们帮她搬煤气罐，晚了一点到就被她埋怨。当我们将煤气罐送到她家楼下的时候，发现原来她的儿子在楼下打麻将。那位老太太还要求我们帮她搬上楼。我们说，您儿子不是可以搬吗。她马上就发火了，说要投诉我们不尽职。我们维护了老百姓的权益，谁又来维护我们的权益呢？

　　现在广州老百姓接触港台文化比较多，讲究人权、法律，动辄投诉警察。我们也因此怕做错事，什么都不敢管，做起事来总觉得绑手绑脚。在国外，警察喊了“不许动”，嫌疑人就真的不动了，因为警察有开枪的权利。而在我们国家，喊了不许动，那人还是动，你对着他开枪，那就得负很大的法律责任。万一他掏枪了，我们还不知道开不开枪好呢。唉，只能说我们是国家改革时期的牺牲品吧。

　　老百姓总是问：街上怎么这么多贼？为什么你们不工作？老实说，在孙志刚事件之前，要是在车站上遇到偷东西的可疑人物，我们可以带回去盘问，或给予相应的拘留。

　　但现在盗贼都来到广东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看见这里没有任何证件，警察都拿他们没办法。就算偷了东西，价值少于1000块钱，他们被关十几天后就可以再出来作案了。而且，说上海和新加坡好。但这是无法借鉴的，因为他们对户口管得严。广州则不是，那些作案的发财了，回老家招来一个村的继续作案。这些我们都无法管到，因为要注重个人隐私啊，人权啊，什么都查不了。

　　中国的贫富不均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警察是解决不了的，况且很多实际情况造成有法不依，让法律没有严肃性，百姓都将这一切推给我们了。

　　不说了，讲多错多，做多错多！

　　(37岁，广州，警龄15年)

    为什么中国警察没有心理卫生科

   在中国的公安局，你能看见治安科却看不见心理咨询科。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警察在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同时，自身难以享受到相应的心理补偿。

　　陈永仁躺在长椅上，女医师坐在一旁和他交谈，纤细的声音消除了所有的警戒。“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要告诉别人，其实我是警察。”这是电影《无间道》里的一个经典镜头，也是众多香港警匪战题材电影中常见的场景。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警方就已经设立了心理服务组，通过咨询和电话热线，专门为警察及其家人排解心理障碍。欧美警界在心理服务方面的机制有过之而无不及，“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纽约市警察局下令全市5.5万名警察接受心理咨询。

　　与这些相对应的是，直到2001年9月中国内地才有了第一例警察在处理突发事件后48小时内强制接受心理服务的记录。2003年全国治安压力最大的广东省才建立了第一个面向公安民警的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而警员在处理警务后进行专门心理干预的机制在国内目前还基本上是空白。

　　“我自己不会去看心理医生，中国人都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饰演陈永仁的香港影星梁朝伟在参加《无间道》宣传活动期间曾这样表示，而这也几乎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

　　心理失调之惑

　　符气龙是珠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优秀干警，曾经破获过当时全东南亚最大的假信用卡案。他经办的案件，案值动辄千万，而

　　这宗让他获得个人一等功案件的奖金是1万元。“经济罪犯往往都是有钱、有背景的人，一句话就能翻江倒海。”符气龙说。那些想通过非正常渠道来“解决”问题的人或许会惊讶，拒绝他们的警官从来没有参加过相应的心理辅导班，“全靠自觉抵制这种诱惑。”

　　与“诱惑”相比，各类刑事案件给刑警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却往往很难“自觉抵制”。前有在遗书中写下“亡命工作、无愧于心。留给妻儿之少，来生再报”后饮弹自尽的张争振，继有因为工作累及生活，相约互相射击最终两亡的无名警察们。去年重庆有三个年轻警察因为过度劳累或者心理原因在十天内相继去世，直到今时今日案中案里最后的牺牲者还是警察。一幕幕由痛苦、失望、冤枉而引发的悲剧在上演，一些平常人最多大哭一场了事的缘由，让很多警察选择了结束生命的不归路。他们究竟是钢铁战士，还是内心柔弱的一群？

　　心理研究表明，在所有的应激性职业中，警察心理压力最大、心理障碍最多，属于高风险、高负荷、高强度的“三高 ”人员。广州和上海的两位治安民警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每天能看见的、听见的东西，一般人根本难以想象。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黑的白的正的反的，媒体能报道出来的只不过冰山一角。”而锻炼身体是他们最常用的排解渠道。

　　2001年9月4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一巡警在击毙挟持幼童的歹徒之后48小时内接受心理专家询问，是为全国首例。这个被评断为“心理素质好，事后应急状态与高适基本到位”的狙击手坦陈在任务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就在同年，深圳警方共发生了5起警察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开枪的个案，仅一例在事后接受了心理咨询。

　　被冷落的心理咨询热线

　　在种种压力没有渠道排解的情况下，脾气容易火爆、容易嗜酒嗜烟。张先生家住广州某著名国际社区里，他经常跟几位警务人员一起在社区打篮球，但警察球友浑身酒气、穿着Police制服就上场的情形他已经碰上了好几回。“这时候我挺担心他们的。”张先生说，“或者是他们的工作压力太大吧。”

　　2001年前后，全国范围内开始关注警察的心理健康问题，各地陆续建立了面向警察的心理咨询站和心理热线，全国九大警官学院的公安类专业中，也开设了相应的心理学课程。咨询站和热线的辅导人员通常由各个院校的心理系教授兼职。服务的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据了解，生活压力的倾诉要比工作压力多许多。

　　2002年12月，珠海警方成立了国内第一支较为系统的谈判专家队伍。今年上半年，南京警方的首批“谈判专家 ”也正式诞生。“谈判专家”又叫“心理咨询员”，和一般认为的有所不同，除了调解纠纷之外，他们的另一重要任务是为警察进行心理疏导。

　　2004年，公安部对在职民警进行一次心理健康普查，计划以地市级公安机关为单位，建立民警心理健康档案；在新警录用和公安院校招生中增加心理素质测试，有心理疾病和心理障碍的人员原则上不得录用、录取；力争3年内建立一支专业心理健康咨询员队伍。有趣的是，心理咨询热线经常遭遇“沉默”的尴尬。很多警察打入了电话，却难以启齿。在心理学家百般疏导下，最后还是选择挂上电话。“我认为要打心理热线来调节的人不适合干警察这一行。”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察这样说。他所在地区3年前就开设了相关心理服务内容，但即使在“非常郁闷”的时候，他跟身边的同事也只是互相聊聊天来调节心情。

　　缺席的心理咨询科

　　在中国的公安局，你能看见治安科却还看不见心理咨询科。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警察在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同时，自身难以享受到相应的心理补偿。

　　2003年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知：“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领导同志切实把关心、爱护民警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探索尝试，逐步建立起公安民警心理健康医疗制度，使他们能够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刚刚起步的心理咨询站和心理热线制度更趋向于对应这个通知的探索式关怀。

　　香港有专门的“压力管理”机制，香港《警察通例》明确规定：凡是警员在执法公务中受到刺激、或受到压力的冲击，如开枪，或击伤、击毙人犯，或身处险境而未受伤害等等，都必须在事后咨询心理医生，以确认是否心理正常，并运用科学方法排解心中的焦虑和障碍。自设立心理服务组以来，香港警队中精神有异常仍持枪执行公务的警察被及时诊断出来，获得了及时援助，自杀率、事故率大幅度降低。而广东省的警务心理热线今年才刚刚开通，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条热线，广东警官学院的很多教授需要轮流去那里提供兼职服务。

　　问题还不仅如此，在心理服务机制失位的背后，是学科化的心理研究缺失和制度化的心理管理失位。作为曾亲身参与过咨询热线服务的教授、北京大学心理系博士生导师钱冰怡认为：目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警察部门都设有专门心理服务机构，以培养和训练警察更好地适应本职工作，高效率地履行其职责，解决因压力导致的各种心理性疾病。国内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钱教授呼吁：“警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意味着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