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1日上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四名已经被判决的犯人执行死刑。当其中三人已经被押出死囚们视为“阴阳界”的监区两道门后，奇迹发生了：因抢劫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已经被砸开脚镣的伍继光又被重新戴上了脚镣，押回了监室。伍继光案也成为因深挖犯罪而被暂缓执行死刑的第一起“枪下留人”的案子。

　　2003年，伍继光因为2002年10月在陕西境内犯下的一起抢劫杀人案，被法院终审判处死刑。2004年3月30日，伍继光在接到法院对他执行死刑的通知当天，向管教民警反映了这样一起案子：1999年9月，他曾在四川省邛崃县投毒杀害了两名小女孩儿。监管支队得到这一信息后，立即与四川邛崃警方取得联系，确定了此案的真实性。经与法院紧急协商，才有了4月1日这样的“枪下留人”结果。此后，经市看守所审查中队和监管支队审查大队的深挖，伍继光又交代出2001年在江西九江将同伙蒋恩志杀害、并将其女友轮奸杀害等犯罪事实。

　　显然，如果伍继光不交代，他身上的三起共四条命案将耗费警方不知多少精力、财力。一名死囚，在即将被执行死刑前，为什么还愿意向警方交代自己的余罪？这就要说到西安市公安局监管系统近几年来在深挖犯罪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2002年，西安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成立了专门从事深挖犯罪的审查大队，当年，全市监管系统共深挖破获刑事案件46起；2003年，全市监管场所深挖犯罪破获刑事案件达到130起；至2004年，这一数字被改写为330起。监管支队审查大队被公安部授予全国深挖犯罪先进集体，并在重庆召开的公安部深挖犯罪暨管理整顿会议上，作为先进单位代表进行了大会发言。由监管支队审查大队深挖破获的代峥、姚红伟系列特大绑架、抢劫案，被西安市委、市政府列为西安市十大系列侦办案件。过去，从监管场所反馈出去的破案线索常常引不起重视，而现在，各级刑侦部门的同志常会主动向监管民警要线索。深挖犯罪正成为西安市刑事案件侦破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为有源头活水来

　深挖犯罪之所以能够成为西安刑事案件侦破的新增长点，与西安市公安局及监管部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陕西省公安厅及西安市公安局领导对监管场所深挖犯罪工作高度重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董军，省公安厅副厅长雷鸣放，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学新等领导经常深入监管场所考察、调研。

　　以监管场所夺标考评中的分值为例，2002年，深挖犯罪不占考评分，结果，这一年全市深挖破案仅64起。2002年底，公安部出台相关文件，将“深挖犯罪”与“羁押监管”、“教育转化”并列，成为监管场所三大职能之一。这一年，监管支队也因此成立了审查大队。2003年，支队将深挖犯罪列入目标考评内容中，当年此项占到总考评分值的10%%，结果，这一年破案130起；2004年，深挖犯罪占到总考评分的15%%，全年深挖案件达到了330起。2005年，市公安局党委在当年工作思路中，提出了深挖犯罪的新目标，即深挖犯罪破案要达到全市刑侦破案总数的5%%，监管支队也将全市监管场所目标考评中深挖犯罪的分值比提到了20%%。

　　除了压任务，监管支队和一些分、县局还建立起深挖犯罪的奖励机制，充分调动起民警对这项工作的积极性。支队出台了《深挖犯罪奖励办法》，对破获重特大案件的，由支队每年表彰一次。因为发现名医刘学典被绑架一案的破案线索，市看守所民警沈琪除了被荣记了个人三等功一次外，还受到支队和看守所的双重奖励，获奖金2000元；新城分局监管大队民警李世伟在2004年中，共深挖破案36起。新城分局按重大案件一起1500元、一般案件200元的标准，向他兑现了全部奖金，李世伟还被公安部授予“全国深挖犯罪能手”的荣誉称号。新城分局还因为深挖犯罪工作奖励了监管大队一台汽车。过去，除非制止了诸如自杀、越狱等重大事故，监管场所民警很难立功。而近年来，全市因深挖犯罪立功的民警就有七人。因为各单位将工作目标分解到了每个民警，深挖成绩纳入了民警的岗位目标考核，所以，除了破案有奖，不能完成任务的民警也会被毫不留情地扣掉考评分数，年终不能被评为先进。这样的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起民警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民警们常常会放弃休息、主动加班和在押人员谈话，发现线索。

　　监管场所深挖出的犯罪线索，归根结蒂来自于在押人员。如何调动在押人员提供线索的积极性，是民警们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西安市各监管场所十分注重对提供破案线索的在押人员的法律政策兑现。一方面，民警们向在押人员大力宣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检举揭发、坦白交代、自首立功若干法律适用的司法解释，敦促在押人员知法、懂法，向法律、向政府靠拢，检举坦白犯罪线索；另一方面，监管支队，各分、县局则出具在押人员检举他人或坦白自首的相关说明，及时交案件诉讼办案部门掌握。2004年中，仅审查大队就办结十名在押人员的法律政策兑现手续。支队还将五起政策兑现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在全市监管场所召开了两次“兑现大会”，在在押人员、收教、强戒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外，在政策兑现前，各监管场所对检举线索查证属实的在押人员还会给予一定的现金、生活用品等物质奖励。 　　

　一句话里挖出的系列汽车盗窃案

　2003年12月19日，西安市公安局戒毒所一个新入所的烟民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长安大学一个外号叫“钢蛋”的吸毒人员手上有辆汽车急于出手。这个线索靠得住吗？

　　找到这个烟民再了解，原来，“钢蛋”名叫李大庆，曾因吸毒多次自戒、强制戒毒和劳教，此人是长安大学的职工家属，但现在并不在那里住。至于他要卖的是什么车，这个烟民也并不清楚。就是这样一个很模糊的线索，民警也并没有轻易放弃。再次接触此人，民警获悉，一个外号“个子”的人跟“钢蛋”关系很好，应该和“钢蛋”有联系。12月23日上午，市局监管支队审查大队的民警们果然在东大街一家餐馆找到了在那里当老板的“个子”。

　　“个子”不吸毒，是个正经生意人。民警做通“个子”的工作，把他们想“买”辆汽车的信息传递给了“钢蛋”。结果，当天下午，“个子”就回话，说“钢蛋”马上要见买主。

　　侦查员郭小斌对汽车很熟，买主就由他来扮演，如约来到“个子”的餐馆会“钢蛋”。“钢蛋”是乘出租车来的，并没有开车。在审视了郭小斌之后，“钢蛋”说他的车是辆一汽佳宝微面，开价6000元。郭小斌坚持要看车、试车后再谈价，“钢蛋”与郭小斌约定一小时后在铁一中门前见面。

　　下午四五点钟，“钢蛋”果然开来了一辆一汽佳宝。在他下车准备往副驾驶座绕的时候，民警们将他抓获，带回审查大队进行讯问。

　　“钢蛋”多次跟公安机关打交道，果然坚不吐口，一口咬定车是借朋友的，他甚至能说对行车证上的人名儿。可是，他说不对“那个朋友”留在行车证上的地址，却编出一个“环城西路彩印厂”来。民警马上去调查，结果证实他在说谎。再问他车的牌号，他也说不准确。他云里雾里地一再狡辩，民警将他的谎话一一戳穿。当晚9时，他不得不承认，这辆车是他偷来的。他一口咬定，只偷过这一辆车。

　　不是已经知道他是个吸毒人员吗？民警暂时放下他偷车的事儿不谈，问他吸不吸毒。“不吸，我从来不吸。”“钢蛋”此时烟瘾并没有发作，当然不承认。可是，他没想到，审查大队隔壁办公的，就是支队的卫生队。医生立即就给他作了尿检，几分钟结果就出来了———尿检呈阳性。化验单摆在面前，“钢蛋”只得承认，自己吸毒。

　　接下来，警察就问他吸毒的数量和经济来源。“钢蛋”自称钱都是自己攒下的，但无意间却承认，他这个十几年的老烟民，一天最多要吸500多块钱的毒品。

　　根据他供认偷盗这辆一汽佳宝的犯罪事实，民警们开出搜查证，对“钢蛋”在文艺路租住的房子进行搜查。结果，民警在他的住处除了发现了他用来撬车门的钢板等作案工具外，还发现了很多驾驶证、行车证、别人的身份证以及养路费交费凭证、小区出门证等东西。民警将这些东西提回审查大队，往“钢蛋”的眼前一摆，“钢蛋”大吃一惊。没等他一一细看，警察又收起了那些“宝贝”。“钢蛋”知道把戏穿帮了，却又记不住警察究竟常握的是哪些证据。

　　这时，“钢蛋”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中，警察知道他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因此不断地给他做思想工作。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沉默，“钢蛋”一声叹息，提出要喝水、要抽烟。民警将香烟和水递给他。喝完、抽完，李大庆终于向警方如实坦白了他疯狂盗车用以吸毒的犯罪事实。他交代，之所以大量偷盗微型车，是因为微型车用他自制的钢板好撬开，因为价钱不高，弄回去也好卖。而他是个吸毒的人，只要需要钱，再便宜也肯卖。

　　经查证，审查大队落实了李大庆偷盗一辆桑塔纳、一辆桑塔纳2000和21辆微型车的犯罪事实。追赃过程中，民警们还抓获了三名销赃、一名贩毒犯罪嫌疑人。2004年底，李大庆因盗窃罪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三名销赃人分别被判处三至四年有期徒刑；一名贩毒者被判刑八年。民警们追回了一辆普通桑塔纳、一辆桑塔纳2000和六辆微型车。 　　

　慧眼巧识雾里花

　深挖案件的线索来自监管场所的在押人员。与报社的自然来稿和特约稿件类似，破案线索也分为在押人员主动提供和民警选准对象主动深挖两种。

　　出于立功赎罪、减轻处罚以及讨好监管民警等目的，监管场所每天都会收集到一些由在押人员主动提供的线索，其中大量的属于道听途说的假线索。如何沙里淘金，从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破案线索，就需要民警反复和在押人员接触，通过落实时间、地点、人物、犯罪事实及证据等要素，确定线索的可查性。根据线索的分级审核制度，民警将获得的线索汇报给审查中队长或主管所长，经进一步与在押人员接触后，再决定是否立案侦查。

　　民警主动深挖的线索，一般来自过渡监室。新入监的在押人员，一般要在过渡监室关押七至15天。这个阶段，他们大多对环境不熟悉，情绪不稳定，特别是一些不曾被打击处理过的在押人员，更是急于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人，摆脱孤独感。通过谈话和生活上的关心，管教民警就很容易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促其交代自己和检举他人的犯罪事实。

　　3月3日，碑林分局监管大队民警刘昌华发现，新入过渡监室的在押人员“何康”神情可疑，有报假姓名、假地址的嫌疑。在刘昌华耐心的开导、教育下，“何康”交代，他的真名叫王某。3月2日凌晨，王某盗窃搬家公司电瓶后乘坐出租车逃离时，被司机发现，于是丢掉电瓶逃跑。为筹盘缠，王某跑回长安区炮里乡向他大妈耿某借钱，为此发生争执后，王某杀害耿某，抢走一些现金和物品后逃到西安。逃跑途中，他被碑林分局民警抓获。结果，一起杀人案，监管民警12小时后就破了案。

　　除了过渡监室，民警对因流窜作案、系列案件和团伙作案的在押人员会格外关注。有流窜作案、特别不是初犯的在押人员，往往不会只在一地作一案；系列案件在押人员一般在初被关押的时候，办案民警因办案时限原因，所掌握的情况，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至于团伙作案成员，他们在作案时利益相同，但到了看守所里，每个人考虑最多的，都是如何减轻自己的罪责。民警可以通过对他们分别单独做思想工作，利用他们之间因分赃不均、推脱责任引起的矛盾，深挖出新的破案线索来。

　　一些因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重特大暴力犯罪而入监的在押人员也是民警深挖的重点。今年腊月廿九，犯罪嫌疑人周为民因抢劫杀人被刑事拘留，关押进西安市看守所。谈话中，审查中队民警沈旭敏发现，此人长期不在家，流窜在外。经过反复耐心的开导教育和生活上的照顾，周为民交代，他于1993年8月28日，曾伙同他人在宝鸡市火车站骗乘李璞驾驶的红色南方125摩托车，在宝鸡金台区长寿沟将李璞用刀捅死，抢走摩托车。至此，一起12年前的命案才终于被画上了句号。

　　西安市公安局监管场所还通过网上比对识别漏网在逃人员。他们根据公安部在逃人员信息网，对新入所在押人员进行大面积身份比对，从中发现一些在逃人员以及一些在押人员的积案、隐案。网上没有的，民警也会通过电话与在押人员的原籍警方联系，以确定在押人员真实身份、是否在家乡有案底。2003年，监管支队还给在押人员最多的西安市看守所和西安市戒毒所配备了活体指纹采集仪，及时采集所有在押人员的指纹资料。通过网上比对，2004年中，西安市监管场所共抓获网上在逃人员16名，其中包括公安部网上通缉的山西霍州杀人案、银川系列持枪抢劫案等要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2004年9月29日，雁塔分局监管大队通过对吸毒人员曹建勇进行CCIC信息比对，确认此人系网上通缉的持枪抢劫犯罪嫌疑人，同时缴获他藏在家中的六四式手枪一支、弹夹一个。 　　

　监管工作的又一新亮点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毕惜茜认为：从西安市监管系统取得的成绩可以看出，监所深挖犯罪已经成为公安机关破案的重要途径，监所“违法犯罪信息库”和“打击犯罪第二战场”的职能作用，已经成为当前监管工作的又一新亮点。

　　监管部门深挖犯罪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监管部门将深挖犯罪提高到了监管工作职能的高度，即“深挖犯罪、羁押监管、教育转化”并重，改变了以往监所“一看二守三送走”的监管模式。另一方面，监所是犯罪信息的资料库和信息源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监所羁押人员的特殊性，具有特殊的信息优势和人员优势。监所在押人员中，一人多案、一案多人的现象十分突出，这些人被羁押后，往往不会交代其全部犯罪事实，这就给监所深挖犯罪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近年来，监管工作实践中破获的大量刑事案件表明，监所深挖犯罪工作中采用“以人找案”的破案新思路，是对传统的“由案到人”的侦查思维模式的有力补充。犯罪嫌疑人在经历了与办案民警的紧张对峙后，面对全方位管理自己生活起居的监管民警，心理防范、戒备意识减弱，思想上更容易沟通。加上处于一种高墙电网下的封闭环境内，在押人员对监管民警有着特殊的畏惧和依赖心理。从时间上讲，受法定时限所限，刑侦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接触时间不能超过两个月，而管教民警与一名在押人员的接触时间却可以长达九个月。何况刑警因现案很多，警力紧张，没有精力对嫌疑人进行进一步深挖；而监管民警每天都和在押人员接触，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开展此项工作。这种模式获取的线索准确性高，查证速度快，工作主动性、针对性强，投资少、见效快。

　　虽然监管部门深挖犯罪工作成绩显著，但有一些问题也制约了该项工作的开展，如民警业务素质不高，线索传递环节多、周期长，侦查部门不反馈、不及时反馈、不如实反馈等。所以笔者认为：监管部门应当重视看守民警的业务培训，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涉及深挖犯罪的业务培训，培训内容要涉及犯罪心理学、证据学、讯问学等相关学科和办案业务基础知识，以适应监所深挖犯罪的现实需要。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深挖犯罪机制，内容应包括线索发现机制、线索初查机制、跟踪督办机制、政策兑现机制、奖惩激励机制等。在完善的深挖犯罪机制的制度保障下，将深挖犯罪纳入监所警务规范化轨道，才能确保监所深挖犯罪任务的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