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作者系蔡定剑教授博士生，现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蔡老师已经走了两天，我的泪珠不停在眼中打转，双眼迷濛，可是一直还没有痛哭过。因为我至今还没完全醒悟过来，未真正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只有当后天追悼会我见到您时，我才能承认您确已离开，永远永远......可是要知道在十几天前，11月5日下午5点钟，我和师弟方明还坐在您的身边，聆听您的讲话啊。

　　那天我是专程请假去北京探望蔡老师。从5点到6点，蔡老师倚在沙发上不停地和我们谈话。他面容消瘦，腹部肿胀，盖着毛毯。他强忍着剧痛，声音时大时小，有时声音微弱到只有呼吸的声音，有时闭上眼睛和我们说话。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久久不忍离开，可又担心他说话疲累，不敢久留。他不时落泪，悲叹生命的脆弱，为民主宪政的心愿未了而难过。但更多的他还是很投入很深入地谈拆迁条例、谈车船税法案，沉浸在思考之中，此刻他似乎忘了自己的病痛。

　　那天，蔡老师已经清楚知悉他的病情完全无可挽回，不再相信任何关于疗效奇迹的劝慰。他无奈地说：“我大概过不了今年了。”但他仍祈求上苍再多给他一点时间，让他为这个国家再多做点事情。他的头脑异常清醒，说自己还有很多文章和著作要写，很多会议要出席，很多活动要开展，说得十分具体。我劝慰老师要宽心，中国的事情急不得，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共同努力奋斗.... 我对蔡老师说：“您的心愿也是我们大家的心愿，我们会努力的，您放心。您付出的已经太多了，现在不要再为国家忧虑，别再操劳，把一切都放下，静心养病吧。”

　　临别时，他执意站起来，吃力缓慢地送我们到门口，庄重地握手。他的手仍然温暖而有力。我不忍松开，但有无可奈何。因为那就是最后的握别...

　　周一凌晨，我梦见蔡老师病故了，我感到很心慌。我迷迷糊糊，想坐起来，但困意沉沉，我又接着睡去。早上醒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找人询问蔡老师的病况，未想竟一梦成真。

　　中央党校蔡霞教授说蔡老师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打了一个败仗”。我听闻此言，真是万分悲伤，知道这就是老师的性格，老师的语言。哪怕到了临终，蔡老师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直面死亡，接受命运，绝不回避，不欺骗别人，也不欺骗自己。

　　去年7月5日下午，我回南京前，专程到蔡老师家中，听老师的教诲。很奇怪，我发现他头发几乎全剪掉了!我们谈了很多事情，临走时，他似乎有话还要说，但又有些犹豫。走到门口，他突然问我：“你看我身体怎样?”我说很好啊。他平静地说：“我得了癌症。”

　　“什么?!怎么可能?!是不是搞错了?!”我愣住了，无法相信。

　　他说已经确诊是胃癌，而且是晚期，无法手术治疗。蔡老师自己也感到纳闷，他不抽烟不喝酒，无任何不良嗜好，怎么会得这种病呢。蔡老师说还有一半治愈的希望。那天他头发剪短就是为了周一住院接受化疗。为了不影响工作，蔡老师特地嘱咐我不要外传他生病的消息。临别时，他送我到电梯口。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在走进电梯那一刻，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对他说：“愿上帝保佑您!”他说：“好的，我要争取打赢这场硬仗!”

　　蔡老师是位坚强的战士，有着超强的意志力和战斗力。他与病魔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宪政事业。他苦苦奋战了将近一年半时间，在精心养病的同时，仍日日为这个国家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然最终他的身体在病魔面前“打了败仗”，但他所献身的民主宪政事业将永存、将必胜。

　　著名诗人北岛曾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而今在这市侩和犬儒泛滥的时代，蔡定剑老师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做一个英雄，以至成为当代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殉道者。他的英魂值得我们所有的后人景仰追随。如果我们每人付出一点，哪怕只是蔡老师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中国的民主宪政都不再是难题。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上世纪早期另一个英年早逝的理想主义者高君宇的自题诗。蔡定剑老师固然是把锐利的宝剑，但我知道蔡定剑教授绝不愿意死如彗星之迅忽，因为宪政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如今蔡老师走了，带着沉重的遗憾，也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哀伤。但我相信在未来宪政中国的星空上，一定有颗特别耀亮的星星，它的名字叫蔡定剑。它将是不朽的。

　　蔡老师的英魂将激励我们后人继续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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