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关心过警察——民警过劳调查
下面仅是今年11月的一组数据——
11月16日,昆明。民警李文辉倒在派出所,年仅30岁。
11月17日,惠州。年轻民警高健因劳累过度不幸猝死在家中,年仅26岁。
11月20日,昆明。安宁市县街派出所副教导员盖迎昆上班途中突发心肌梗塞死亡,年仅45岁。
11月28日,奉节。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帅辉,连续工作劳累过度突患心源性心脏病因公殉职,年仅39岁。……
翻开这些讣告新闻,网友们都感慨,死亡率最高的是矿工,猝死率最高的是警察了。
正值盛年的他们,怎都英年早逝呢?加班、积劳成疾、劳累过度、一个个敏感的字眼让人揪心。
在许多民众的眼里,警察象征着正义,就像新警察故事里的成龙,柔情而又英勇,警察也被贴上了阳光的标签,交警的指挥手势和拿枪的姿势诠释着最美或者最帅。
但他们同样是最辛苦的那群人。
本网记者曾长期蹲点采访我省各基层派出所,发现在超负荷的工作下,民警的健康状况着实让人担忧。
“带病工作”,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警嫂的“诉苦信”
几天前,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局政委程毅收到了一份匿名信,落款是一名普通的警嫂。
信里说,丈夫是石桥派出所的民警,工作很忙,结婚几年,一家人没有安稳地度过一个假。
“我的丈夫,就像一个淡淡的朋友,交流往往是通过电话,短信更多,但是电话也经常匆匆挂断,短信也是很久才回,原因只有一个,他工作太忙……就连说梦话也是在办案子。”
“丈夫是主心骨,却总顾不上自己家里,帮群众、办案子,小病撑,大病扛,轻伤不下火线。不知他能坚持多久……能让他休息多一点么?”
警嫂这样写道:我哭过,累过,我也恨过,害怕过,但我不后悔。他偏偏选择了警察,我偏偏选择了他,我无法后悔。
对此,程毅似乎除了感动,也没更好的办法。基层警力不足、工作任务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石桥派出所教导员邱先德无奈地表示,他所能做的是,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尽量让民警能多休息,减少加班。
去年12月,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王辉忠做客浙江在线与网民互动时,透露自己常感愧疚:“民警常年加班加点,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身体透支情况十分突出。我省民警人均办案数、破案数是全国平均数的2.5倍左右。”
浙江在线记者曾用半年时间,蹲点采访过杭州30多个基层派出所,发现影响民警健康的主要原因确实是超负荷的工作,身体积劳成疾。
杭州石桥派出所,日均接警量在60个以上,但一线的警力不到40人。刑侦组民警路杰,一次端赌博团伙,从抓捕到审讯,再做笔录,整整70多个小时没合过眼。
据统计,1至11月份,萧山分局民警平均加班达1300多小时,相当于11个月做了19个月工作。景区交警大队的一名民警曾经一年加班达到1400多个小时。
中国前卫体协一次体检调研显示:大多数公安民警在工作上长期处于紧张疲劳状态,导致肌体功能紊乱、营养结构失衡等,是民警非正常死亡增多的原因之一。
去年,萧山巡特警大队机动中队副中队长沈国海患急性白血病病逝,年仅42岁。今年萧山新塘派出所副所长裘雄伟连续加班,突发高血压引起的鼻腔血管爆裂,经紧急手术才转危为安。
在记者的调查中,许多单位都婉拒了关于民警的患病率数据的公开要求,一些分局似有难言之隐,“怕数据公布出来,打击士气。”一位官阶处级的某政委如是说。

猝然长逝的胖子交警
丈夫李益波离开的日子里,邬南儿习惯在午后翻看70多本没有“休息”两字的工作手记。
“8月5日,晴,今天纠违45起、5件教育,晚上设卡加班;8月6日,今日值班、巡逻34线;8月7日,阴,上午巡34线,纠违20起,下午开会。”邬南儿喃喃地念叨着,日记上的字迹逐渐模糊。
成年累月的户外执勤,李益波的帽子几个月就得换一顶。在奉化交警大队江口中队,李益波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中队协警最怕跟李益波一起当班,说是与他一起上路执勤太辛苦了。协警毛志国说:“李益波干活,就是用绳子在后面拉,也拉不住。”
这个用绳子也拉不住的工作狂人,在8月29日加完班回到家里,把警服一脱,扔给妻子,走进浴室没五分钟,“砰”的一声倒在浴缸里猝亡。
过劳生疾不是孤例。杭州市交警支队2009年体检,1420人中所有体检项目合格的不到10个人;下城公安去年体检中,533名民警中只有6名民警全部体检指标正常。
绍兴越城公安分局全局400多名警力,体检全部正常只有5位,统计是按照医院反馈的信息,大部分民警的病症——心血管疾病、肝肺疾病以及视力差、腰肌劳损。
杭州市交警支队曾组织对民警血液中的铅含量进行调查,一线交警血液中的铅含量远远高于普通人。而血液中的铅含量一旦过量,就会出现铅中毒的情况。幸好,在交警队伍中,没有发现过有铅中毒的病例。
上城交警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王盛,40岁不到,但你跟他讲话要大点声,长期受路面噪音刺激导致听力下降。三中队20名民警中,体检项目全部合格的为0。甚至有一位56岁的老交警,每个体检项目都不合格,被人戏称为“十项全能”。


职业病年轻化
在法国电影《玫瑰色的死亡》里,一位女警察因警队内部人手不够,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工作,判断能力下降。
对于绍兴越城公安分局一基层所队民警吴天(化名)来说,也经常遇到茱莉?莱斯科一样的苦恼。
“我才30来岁,但经常感觉腰肌劳损,精神衰竭,心脏感觉不适。”吴天羞于启齿的,是他出现了“间歇性精神异常”。累完一天回到家里,他会有情绪就砸东西,控制不住,找了心理医生,医生说,是工作太紧张。
这样的情况,迅速被分局领导所掌握,随后被协调调离110岗位。
一位我省某地公安分局的政治处负责人给记者分析了民警的职业病特征——
一是疾病呈职业化特点。民警常常是加班加点,加之食宿没有规律,导致胃病、肝病、高血压病患者增多。患五官疾病、腰椎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多。
二是疾病呈多发性态势。在诸多警种中,交警、派出所民警、刑警的患病率名列前三甲。
三是疾病呈年轻化趋势。25岁至45岁的民警是队伍骨干,而事实上,这个年龄段的民警占患病民警总数大部分,患病年轻民警群体在逐年扩大。
倦怠率之忧
这些过劳现象,在浙江警察学院侦查系副主任周志涛来看,都属于自己一直关注的“职业倦怠”范畴。
去年,周志涛扔下教鞭,跑到杭州余杭公安分局蹲了几天。就为了做一个我省公安民警的倦怠率抽样调查。
结论是,指标超出了人力资源部网站公布的其他职业的倦怠率水平。
“重度倦怠一度达到了20%。”周志涛说,“抗压能力低一点的,就出现了过劳和突发危险情况。”而倦怠率的程度从高往低依次是派出所——刑侦——机关民警(记者注:交警未在抽样中)。
在各项倦怠成因里,“绝对工作物理量负荷大”是主要指标。
本次调查的公安分局管理常住人口80余万,暂住人口30余万,年立刑事案件7000余起,年接警数达1.4万余起。而该公安分局只有500余名警力,工作量明显超负荷。
周志涛认为,警察体验到了一定水平的工作压力是正常的,但对于因工作压力长期发展而产生严重倦怠的警察应立即干预。
在警察完成一项重大活动的安保任务后,或处置好一起重大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后,或侦破一起重特大刑事案件后,相关的警察管理部门可考虑安排有明显倦怠感的警察休假。
有研究表明,休假对于工作应激和倦怠具有显著改善作用,周志涛介绍,国外研究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休假对于干预突发性事件处置后导致倦怠水平上升的警察可能会比较有效。
从优待警以及科技强警
倦怠感、职业病,还是过劳死,向民警这个群体袭来,作为民警的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处综合科副科长朱凯军说,这些问题,一直在努力解决。全省公安机关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来缓解民警的工作压力,从优待警。
首先是落实民警的体检制度,定期体检可以做到重大疾病早发现,早治疗。省公安厅自2000年开始就推行民警定期体检制度,每年一次。在绍兴越城公安分局,还特意将“癌症检测”项目纳入了体检项目,一旦发现,就会立即给予就医安排和慰问。
其次是民警的休假问题。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采取措施保证年休假制度的落实。把民警休假情况纳入目标管理和考核内容,民警未落实休假的,当年该单位和主要领导不能评先评优。
记者在实际采访中发现,在具体落实中仍然存在困难。由于警力不足,任务忙,休假时间经常与一些加班任务、突发事件相冲突,许多休假只得作罢。一些派出所仍有将近1/3的民警因为抽不出时间没有休假。
考虑到基层警力不足,省公安厅每年也在逐步充实警力,争取将更多的力量填补到基层。
2006年,湖州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警力下沉运动,机关的上百警力充实到一线,与此同时,各地亦在进行。
民警的伤亡险制度在浙江顺利建立。比如2003年开始,嘉兴市警方与卫生、医疗等部门协商沟通,为民警因公负伤救治开通“绿色通道”。在绍兴,还建立了民警互助基金。
为减轻民警工作量,杭州市交警支队在中队建立电子警务室,通过监控可以科学有效地安排警力。
出入境大厅,市民一个IC卡就可以轻松办理出入境手续,高速公路上,看着LED上的提示牌就有天气预警和超速提醒,在浙江公安浩大的科技强警中,民警的一些警务因为数字化“电子警察”的普及而得到有效缓解。

剥离非警务和财政放权
或许,在我们一味要求民警这样那样的同时,还可以做些什么,从深度去体味他们的不易。
一位老公安指出,要想改善这种局面,科学合理地配置警力是最重要的。不解决民警超负荷运转的问题,就难以保证民警的身体健康。
其中,大量的110警力被占用甚至滥用。许多地方的非警务报警占了接处警量的1/3,周志涛给出的数据是一半以上,而嘉兴,无效接警量一度高达60%。
公安部2003年5月就下发了《110接处警工作规定》,绍兴公安局次年公布的110受理范围,已经涵盖了其中的全部内容,当地媒体报道,只是明确地对外界公布,这在全国公安机关尚是首次。
“买早饭油条打110,民警可以不去了。”此后110对要求警察帮忙买早饭这样的“求助”,可以明确拒绝。而此前,令民警啼笑皆非,苦不堪言的是,许多市民滥用警力,经常打110就为了让民警买早餐。
多数网民认同绍兴公安局的做法,认为这样可以使110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求110买“早饭”的要求是不妥的。而许多民警,也希冀通过呼吁,让百姓们认同有限的警力应该更多地投入到防控和打击犯罪上去,而不是在非警务事件上。
朱凯军说,现在,让110民警更疲于奔命的,不是买油条,而是求医、开锁,夫妻吵架,劳资纠纷等原本并不属于110职务范畴的求助,针对不断攀升的非警务报警、无效报警以及骚扰报警,公安机关也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予以拒绝,同时呼吁广大市民给予110最大的理解。
现在基层所的一个困扰是,许多地方的派出所长兼街道、乡镇的党委委员,地方财政为公安警务提供帮助,比如,在杭州,实力强的街道,由综治办出面,招的协警力量多,买的设备多,辅助了派出所警力。反过来,地方上的一些庆典安保等,又耗费了基层大量警力。
“不去做,工作得到支持力度不大,有的时候公安不想去,管那么多太累。”杭州城东某城郊派出所所长道出苦衷。
周志涛提出了一个思路,财政放权,公安机关独立财政,不受制于地方街道乡镇,剥离许多地方非警务工作。
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建华教授说,他们曾进行过一次大范围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老百姓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亲朋好友,其次就是警察。
“有事找民警”,一方面是对警察的认同和信赖。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不完善。民警在忙于应付非警务事件的同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和效率势必会打个折扣。
而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应该是每个事情都有专门的部门和组织来管理,来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因此,发生民警累死的悲剧,不仅是公安管理部门的责任,政府和其他部门都有一份责任。
杨建华认为,政府应当加大社会建设的力度,推进为社会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组织机构的建设。
这当中,社区服务建设显得尤为必要,但是从调查结果显示,寻求社区帮助的人还不多,这就需要在社区服务机制、服务内容、服务体系上下功夫。因为很多事情都可以在社区得到解决。
杨建华说,只有全社会形成完善的社会服务网络体系,警察的功能才能得到彻底的释放,很好地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
累死的民警是可敬的,但也是遗憾的。在浙江公安内网上,一位民警如此在论坛抒情。
(省公安厅宣传处金立操、杭州市交警支队宣传处张谆、绍兴越城政治处徐凯等对本文完成亦有贡献,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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