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去年12月开始，百万民警以各种形式走进民众当中，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整治治安隐患、攻克疑难案件。近日，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详解“大走访”给公安系统带来的种种启示。

政绩观变：让老百姓满意

地方社会治安好还是坏，谁说了算？现在是上级说了算。下一步谁说了算？让用户、服务对象说了算，让老百姓说了算。不要只看 “破案GDP”，单以抓人论英雄

孟建柱在特困户李家齐的家中，详细询问他的家境状况、工作情况

武和平

南方周末：一直有个定位，警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强调以人为本的情况下，对这个定位是不是也需要新的认识？几个月的“大走访”下来，能不能谈谈警察在理论层面的转型？

武和平：人民警察是国家刑事执法和行政管理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为生产力的发展、调节经济社会关系服务，即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保人权。这是民警通过大走访深化认识后的一个重要启示。

南方周末：它主要通过什么机制来体现？

武和平：这需要科学的绩效评估标准，主要通过新的警务政绩观来导向。如果警察只是专政工具，那么警察任务就是唯打击是举；考核民警业绩，首先看你破了多少案、抓了多少人，报检察院批捕多少、起诉多少，总之多是看你的立案数和破案率，以这些参数为考核标准，作为主要工作导向。

但这种评估导向容易偏颇：比如我的辖区治理很好，群众支持民警工作，“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确实很少犯罪，我岂不是无案可破？这算不算我的业绩呢？但它不考虑这个因素，只看破案抓人指标。结果我的辖区治理再好，也达不了标。有时没办法就只好到别的辖区去抓人；或者直接在数据上费心思、做文章，挤压立案数字，一些小案件就忽略不计，忽略了老百姓的感觉。我听有的群众说，你天天在搞行动，可我为什么感受不到呢？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思路，跟计划经济时期核销定产的思路是一样的。只是限定指标，完成任务，对上级负责。孟部长的要求不同，要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既要破大案，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又要管“小事”，有效治理盗窃自行车、公交车地铁上扒窃钱包手机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小案件。这里的核心就是服务老百姓，让老百姓满意。要以老百姓对执法绩效的满意度作为各种考核参数的出发点，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公安工作的第一导向。

南方周末：这就需要很多配套的机制。

武和平：对。比如说，他要求做群众工作获取信息做出贡献的民警与办案民警一样奖励，对接出警推诿拖拉、工作敷衍或瞒报、迟报、漏报重要信息导致重大案、事件发生的要严肃倒查追责。再比如把熟知情况、做好基础防范列为工作主要内容，看老百姓认不认识你这个警察，给你打多少分；比如你辖区的信访事件多不多，解决得彻底不彻底；比如公众安全感高不高，见警率、管事率和信息采集率高不高，可防性案件发生多不多，当然也包括对案件的查破工作。同时要求民警定期向群众报告工作，接受评议，实行“开门评警”，就是扭转你坐堂办公接警、坐等群众上门的机关化倾向，把民警推向社区、撒入社会、深入基层，把心思和精力用到老百姓身上。

另外，孟部长每到一个派出所，就要求所在地的局长们减少对基层所队的各种检查、考核、评比和达标活动，精简台账报表，并告诉所队的民警，说现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要给你们松绑，给你们减负，让你们有时间去做群众工作，去给老百姓服务，实行“民心警务”。

南方周末：对民警的工作绩效谁来评定？上级评定还是老百姓评定？这很关键。

武和平：公安姓公，民警姓民。要将业务考核与群众评议合理结合，科学评定。也就是说，服务质量最终要让服务对象参与评定，这才是回到本原。不像过去，只看“破案GDP”，单以抓人论英雄，将来这会是一个大的变革。

南方周末：新的符合科学标准的考核评价体系什么时候出来？有没有日程表？

武和平：最近，公安部党委专门研究了《关于建立健全公安民警走访群众工作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当地实际细化实行。这个指导意见共十项，包括建立执法办案的回访、告知制度，建立定期向群众报告工作、接受评议制度，还要不断推出受群众拥戴的爱民模范、爱民集体。总之，公安部正在总结、提炼基层的实践成果，抓紧研究制定新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这将会催生警务机制实现一个大的变革。

警务机制变：下沉警力，倚靠无限民力

后发型是警力跟着犯罪跑，很被动，是背篙撵船，成本很高。侦破了案子，但犯罪已经发生，危害已经形成。先发型是倒过来，建立打击、预防犯罪新机制，减少犯罪诱因，提高犯罪成本，警力跟着警情走

南方周末：你前面讲到，大走访要走出一个好的警务机制来。请问这个好的警务机制是怎样的机制？

武和平：一言以蔽之，是科学的警务机制。必须承认，我们过去粗放式用警的情况较多，习惯于人力密集型的粗放运作方式组织工作。比如一旦发生刑事大案，动不动就搞拉网式排查、地毯式搜索，我把它叫做“抽干河水找河鱼”，追求表面声势，注重外延扩张。这种传统警务模式不科学，成本高。

出路何在？在于警务信息化，即在第一时间掌握动态信息，通过警务综合信息平台实现全警共享，才能快速反应，先发制敌。那么，信息从哪里来？仍然从群众中来。大走访的明显作用，就是兵至一线，将至壕边，将警力放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好钢用在刀刃上。

过去我们多研究犯罪后我怎么抓你、判你。现在要更多研究犯罪前怎么制止预防。后发型是警力跟着犯罪跑，很被动，成本很高。侦破了案子，但犯罪和侵害已经发生。先发型是倒过来，建立打防犯罪一体化的机制，减少犯罪诱因，提高犯罪成本，使警力跟着警情走，即信息指导警务，用孟部长的话说，就是依据犯罪信息，要积极主动地打，“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哪里治安混乱就整治哪里”，叫做有目标地防，形成全社会的治安防控体系，将工作资源更多地移向犯罪之前，实行严管、严防、严治，从源头上遏制犯罪，树立人是世间最宝贵的社会资源的理念，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发展中的成本消耗。

南方周末：也就是精确制导，精确打击。但这不是现在粗放式的警务机制能够胜任的。

武和平：所以警务机制需要改革，需要在信息化引导下，警力使用变粗放型为集约型，将分布警力能够快速转变为集群警力，强化单位时间内局部区域对犯罪的打击震慑力度。具体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警力结构型资源配置走内涵式发展之路。我国警力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世界上较低，但目前不可能一下子配备很多警员，总量增加是有限的。重点要放到怎么发掘现有警力，集约使用。过去的警力配置是桶状结构，机关和基层实战单位警力配置一般粗。现在明确要求压缩机关，基层警力要占到85%，这就能够形成警力配备的正三角结构。基层有了警力，就可以大量深入社区，大走访就可以持续发展，走下去并且常走下去。

开展走访群众工作，下步必须与专门工作结合起来，公安部要求基层把走访群众与警务信息源头采集结合，与排查化解矛盾、解决信访问题结合，与解决治安突出问题结合，与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结合，与宣传发动群众结合，与倾听意见改进工作结合。

但最重要的，还是开发型的警力资源配置。正如孟部长讲的，要把有限的警力与无限的民力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新路子。这一点，奥运安保工作给我们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思考空间。奥运会为什么能让人感到安全？因为它不单靠警力，每天有200万治安志愿者，你想想这个力量有多大？哪个国家做得到？咱们的奥运会举全民之力才那么成功。这可以为新型的警务机制改革提供镜鉴。

所谓科学的警务机制，要义之一就是紧紧依靠群众。很多人怀念1950年代，那时年发案数一直很低，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专群结合的“东方经验”。那时为什么安定？群众和你一条心。辖区来个生人，他马上就会报告民警；犯罪一发生，马上就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所以那时民警也不多，但有群众的支持，警察就成了千里眼、顺风耳。如果我们把现代高科技与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相结合，那就不难形成“敌动我动，快速反应”，“警察冲在前，百姓做后援”的良好局面。

现在存在一种思维误区，似乎警察只要依靠现代化装备、计算机、GPS定位系统，就可以取代过去的群众工作，实则大谬不然。有一年，德国警察总监曾对我警方代表团说，“中国警察机关现在所做的，正是我们二十年前所力争达到的，比如说加强汽车、通信装备等。可当我们达到这一目标时，突然痛苦地发现，我们现在失去了很多。现在必须运动双腿到民众中去，才是警察效率的出路。”

美国警察机关也遇到相同的窘境。上世纪50年代将徒步巡逻改用警车出巡后，失去了与居民的联系。由于对地方治安情况疏远，犯罪上升。纽约等130个城市恢复了步巡，行走在民众中。他们称，“这使我们有了归属感。”外警的警务革命进行了五次，他们非常羡慕我国的社区警务，佩服我们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方法。

开发型资源配置，当然还要包括科技强警，实现信息化。像邯郸盗窃金库5000万元买彩票的犯罪分子马某，逃到江苏就被网上查获，这就是警务工作信息化的“神通”。

总之，中国警务改革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归，而是螺旋式的升华。孟建柱同志将其综合为“信息化、执法规范化、和谐警民关系”的三项建设。

执法理念变：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

过去确实存在以政策和行政命令为执法依据，现在必须转到以宪法和法律为执法依据。严峻的法律外壳下应当蕴含着人文关怀，对有轻微犯罪嫌疑的人，不妨拉一拉

南方周末：你说到三项建设中包括了规范执法的内容，是否意味要求执法模式从过去的行政主导，转变到法治主导？

武和平：孟部长最近提出，要着力在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上下功夫，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真正融法、理、情于一体，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安机关的公平、公正和关爱、温暖。我理解这属于执法理念的革新，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们的执法方式。

我们过去确实存在以政策和行政命令为执法依据，现在必须转到以宪法和法律为执法依据。以宪法和法律为执法依据，就要重点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我理解现在的刑事政策，包括法律资源配置要城乡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要兼顾。总之在执法问题上，不能一味强调打击力度、惩罚功能，还要宽严相济，还要强调预防和减少犯罪。比如，对初犯、偶犯、未成年、老年，罪行比较轻微的，处理要轻，尽量教育、感化，这样做对违法青少年尤其必要。

充分考虑到执法对象的正当权利，尊重其人格，维护其权利，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他就会服罪，他出来之后，也能较快回归社会。如果因为我们执法不当，或者把他看成有腥味的人，一旦贴了罪犯标签就永世难以翻身，那他会不会走极端？

这里就有一个综合社会成本的问题。我们通过大走访更加坚定了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一方面，严格执法，坚决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另一方面，对有轻微犯罪嫌疑的人，不妨推一推、拉一拉，比如他可能是初犯，而且可能是一念之差，那就不妨给他个机会。丹东巡警五大队抓了一个自行车盗窃者，他因为家贫，孩子考上学没自行车骑就偷了车。 民警对其进行了必要的处理，但没有告诉他的家庭，还给孩子买了一辆新自行车，这件事所包含的执法理念太丰富了。

南方周末：充分尊重执法对象的合法权利，尽量不给这个社会制造更多的敌人。

武和平：不仅如此，也达到了法律惩戒与教育的效果。归根结底，惩罚不是惟一目的。要注意发挥刑罚以外的教育及感化功能，让违法犯罪者真正悔过，重新融入社会，不至于重新犯罪。当然，我们不是法律虚无主义，还必须严格执法，决不能纵容犯罪，即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这就要求在当前复杂的执法环境下，一定要准确把握社会心理和群众情绪的变化，统筹考虑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避免因执法方式不当引发、激化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在进一步提高侦查能力、办案质量的基础上，有效提高保障人权的能力。

还要规范执法行为。对民警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要使民警的行为做到法来法去，使民警的用语做到法言法语。要挤压执法随意性的空间，不仅做好执法的“论述题”，还要做好可操作性的“填空题”，便于民警依法作为，做到程序公正。所谓程序公正就是两句话，一是程序一个不能少；二是一个不能打颠倒。如果先处罚后告知，那就是程序违法。为便于群众对我们执法工作的监督，进一步提高公安机关执法的透明度，下步还要推行刑事案件立破案告知制度、重大疑难信访案件回访反馈制度。目前，各警种的执法规范正在进一步的完善过程中。

公安机关应该是一个开放系统

信息时代，“天下媒体一网收，上天入地遍全球”。加上国门洞开，个案就可能成为全球皆知的大问题。原来是关着门，咱们的媒体不说没人说，现在是你不说别人说，媒体不说网民说，国内不说国外说。警察必须学会面对镜头工作，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媒体

南方周末：大走访的核心是解决警民关系。但另外有个问题值得重视，就是警察和媒体的关系。普通老百姓了解警察无非两个渠道，一个是切身体验，一个是看新闻报道。跟公众交往的能力如何，往往主要看跟媒体交往的能力如何。长期办案需要的保密观念，不愿意和记者打交道的职业戒备心理，在警方来说应该比较普遍。这一点以后如何改进？

武和平：这次大走访，全国有十个厅局长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并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和多家商业网站与网民交流互动，每次点击量达到一二百万以上。自大走访以来，各地公安机关通过新闻发布会、吹风会、提供新闻稿、组织记者采访、网上在线交流等多种形式，在各界媒体朋友的鼎力支持下，共刊发大走访的新闻信息四百余万条。多角度展示了公安民警大走访的效果，赢得了民众对公安机关的赞誉和好评。可以说，公安民警的千军万马走入百姓的千家万户，使大走访深入人心，新闻媒体功不可没。这也正是部党委高度重视警媒关系的结果。孟部长特别指出：要实现公安机关与新闻媒体的良好合作，构建互信、互助、互动的和谐关系，主动公开相关情况，尽可能为采访报道提供便利。

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信息通信时代，具有“天下媒体一网收，上天入地遍全球”的信息快速传递功能。加上国门洞开，个案就可能成为全球皆知的大问题。原来是关着门，咱们的媒体不说没人说，现在是你不说别人说，媒体不说网民说，国内不说国外说。所以警察必须学会面对镜头工作，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媒体。

去年，公安部党委委员、部纪委书记，公安部督察长曾专门接受《南方周末》的专访。这次，我作为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接受你的采访。这些都说明，公安机关重视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并且积极通过媒体作为桥梁纽带，满足广大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向媒体敞开大门，自觉接受媒体的监督，越来越成为公安机关广大民警的共识。

南方周末：媒体有时爱以挑剔的眼光看待问题，有时的批评也相当刺耳，作为发言人你如何看待媒体？

武和平：首先，我们国内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信息传播者，是社情民意的表达者，是公民实现知情、参与和监督权的平台，作为公安机关至少有四个“离不了”。

第一，提高执法为民的能力离不了。媒体的号召力、影响力、公信力、说服力和整合力可以成为公安工作的倍增器，可以有效动员组织群众实现治安工作社会化。第二，政务、警务公开透明离不了。公安机关承担大量的行政治安管理任务，其服务工作涉及千家万户，面向利益群体履行告知和承诺，共创良好执法环境，媒体是现代信息社会不可或缺的依赖力量。第三，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树立我警方良好执法形象离不了。开放发展的中国，需要创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奥运期间，我警方体现的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形象，就是通过媒体广泛地宣传塑造的。第四，妥善处理突发敏感案、事件离不了。事件发生后，需要媒体全面客观报道事件动态及处置进程，披露真相，驳斥谣言，增信释疑，宣传法制、稳定人心，把社会舆论引导到健康、理性的轨道上来。

媒体的批评和监督是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要自觉接受自身监督、上级权力部门的监督和司法监督，同时还处在社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下。舆论监督说到底，还是人民的监督，这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制度设计，是表达公民意愿、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制约产生行政腐败的有效手段。这次大走访的重要内容，就是深入基层，问计于民，倾听批评意见，改进各项公安工作。不少地方公安机关走访了当地媒体，了解到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公安部党委历来重视来自媒体的监督和批评，并将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批评作为推动队伍自身建设、提高执法水平的强大动力。最近，针对基层看守所出现在押人员死亡的严重问题，部党委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要求迅速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加强整改，同时要求举一反三，吸取教训，遏制类似问题的发生，并将此项工作作为执法监督和警务督察的重点，自觉接受检察机关对监所的法律监督，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新闻媒体，包括在押人员家属的监督，增进社会各界对看守所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同时，还就监所进一步加强和解决保障问题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

南方周末：透明度决定公信度，传播力决定引导力，现在已经成为体制内的主流话语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赢得全社会对公安工作的支持？

武和平：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公安机关由其职能所决定，它应当成为一个开放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因为依据警察法规定，它承担着刑事司法和行政治安管理的双重职能，其中，相当多的任务是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公安机关应树立管理就是服务，将服务寓于管理之中的意识，一切方便群众，而不是方便管理。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文明管理。

公安的户籍、治安、交通、消防、出入境、边防管理连着千家万户，称得上“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从出生到报户口，上学迁户口，领取驾照，办理护照，出行红绿灯，遇事110，可以说人人都要和警察打交道。反之，公安机关是直接为群众服务的部门，要继续推出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把公安工作治安成果更多地体现在改善和保障民生上。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对公众敞开大门，通过政务、警务公开，满足群众对警务执法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去年奥运会期间，北京鼓楼发生唐某持刀伤害美国游客案件，北京警方立即通过相关部门通报美驻华使馆和国际奥委会。半小时后，美使馆安全官、领事官、安全参赞抵达现场。办案人员无保留介绍案情，并让美方查看现场，对受伤人员实施人道主义救治，同时，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公布了情况，赢得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好评，美方称我“对此事的处理堪称完美，无可挑剔 ”。这次大走访中，英国《泰晤士报》一名女记者要求到基层采访“公安民警大走访”活动，我们即联系河北保定，由《泰晤士报》记者一行四人赴保定，随社区民警赵甜甜深入群众，走访了整整一天。这位女记者撰写专稿，对民警大走访工作给予了好评。她深有感触地对当地民警说：“在中国工作多年，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警察，从对贵国警察的了解中，认为警察应该是很严肃的，可通过跟你们的接触，我发现你们有很强的亲和力，而且你们是在用真心和群众沟通、交流。十分感谢你们给了我难得的体验机会。”

目前，公安机关已建立起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大约400个发言人活跃在各级公安机关，全方位地与社会各阶层进行沟通交流，树立警察的执法权威和现代警察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