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警民关系成为了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在基层公安局长眼中，警民关系到底怎么样？构建和谐警民关系难在哪里？执法规范化对警民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2月24日，新华网走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全国县级公安局长专题培训班，采访了来自公安工作一线的六名县级公安局长，为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把脉问诊。

    2月24日，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局长助理兼尖草坪分局局长杨梅喜接受新华网采访。 新华网 文涛摄

老百姓就是公安民警应该求的“神”拜的“佛”

记者：具体到你们的工作中，怎样才能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

杨梅喜(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局长助理兼尖草坪分局局长)：和谐警民关系首先是要为百姓创造一个平安的环境，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要把涉及到群众利益的小事做好，辖区治安稳定了，老百姓起居生活就有了安全感，满意度肯定就会提高。大的案件我们要破，小的案件我们也要去跑，不能忽视了跟老百姓切身利益关系更密切的“小案”。

    李希瑞（河南省信阳市公安局平桥分局局长）：这需要我们明确执法目的，要从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立场出发，不能忽视群众的感觉，不能忽视群众的利益。

在执法过程中要注意方式、方法、态度，要按规定执法。现在，老百姓对公安机关的期待很高，有时对我们的要求已经超出了公安机关的职责范围，但是公安机关也不能完全不管，而要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老百姓开不了门打110，虽然开锁不归我们管，但是我们能办就要力所能及地帮群众去办。

杨立东（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公安局局长）：以前群众看到警察可能更多的是冷峻的一面，很难看到警察温和的一面。过去说“警察不可能捧着鲜花去执法”，微笑执法在面对歹徒时确实行不通，但是在正常管理和平常执法中完全可以，这是执法方式的一种改变。我们的管理不是在“求神拜佛”，但是在新的理念和要求下，人民群众就是我们应该求的“神”拜的“佛”。公安工作如果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无土之木、无源之水。

孙亚平（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副局长、浔阳区区委常委兼公安分局局长）：警察日常执法的态度很重要，遇到问题要平和处理、冷静处置，一言一行要文明，既不能随心所欲乱来，也不能太程式化。

尚爱军（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公安局局长）：首先要关心老百姓，要心系老百姓，为老百姓办小事、不起眼的事。有时老百姓认为最关键、最急切、最难办的事情，在公安机关来讲可能就是举手之劳。把小事办好、把简单的事情办好了，老百姓就会信任你、认可你，警民关系也就更近了。其次在管理、防范、打击犯罪方面，要多为老百姓着想，消除一些不好的评价。

                 2月24日，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公安局局长尚爱军接受新华网采访。 新华网 文涛摄

执法不规范症结在民警素养

记者：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执法规范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也是“三项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目前执法不规范现象依然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您觉得执法不规范的症结在哪里？

杨梅喜(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局长助理兼尖草坪分局局长)：主要还是民警的执法素养不高，内部的规范也做得还不是很好。比如警察违章纠章应该对执法对象说：“对不起，你违法了交通法的第几条，按照法律规定……”。现在我们有规章有制度，但是没有很好的操作规程，所以需要一整套很规整、便于操作的规程，这样民警执法的时候也就好依照规定去操作了，不规范的问题也就很好解决了。

李希瑞（河南省信阳市公安局平桥分局局长）：我觉得还是素质问题。尽管这几年又是培训、又是教育、又是管理，但是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各地经济水平不一样，民警的素质也不一样。执法规范化要解决，首先是要树立执法规范意识，得让警察意识到如果执法不规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其次是要注意提高业务素质；第三就是解决民警的群众观念，要正确处理办“大案”与“小案”的关系，要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现在我们有些案件的处理可能只注重了法律效果，忽视了社会效果，而我觉得社会效果更重要。

孙亚平（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副局长、浔阳区区委常委兼公安分局局长）：警察的职能是有限的，不能包揽替代其他部门的工作；警察资源也是有限的，必须优先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我们首先是要解决命案，做好打黑除恶，再多破一些“小案”，为群众多做小事多做实事。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让群众对我们工作满意，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尚爱军（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公安局局长）：我在县里任公安局长七年，这七年来我们在执法过程中没有败诉的行政案件，也没有其他执法过错的案件，但是也有不能严格公正执法的个案，有伤害老百姓感情的事情。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症结就在于公安队伍管理教育抓的力度还不够，一些规章制度还不够健全，尤其在监督机制方面还不是很完善，导致了一些执法问题发生。

  2月24日，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副局长、浔阳区区委常委兼公安分局局长孙亚平接受新华网采访。 新华网 文涛摄

跟老百姓关系密切的“小案”不能不管

记者：孟部长在这次培训班上说，公安局长“要正确处理‘大案’与‘小案’的关系”。很多网友反映，一些比较小的案子报案后公安民警不管。请问您怎么看待“小案”与“大案”的关系？

　  杨梅喜(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局长助理兼尖草坪分局局长)：中国的公安机关破案率平均达到30%左右，西方发达国家要达到这个水平也很难。我们现有的警力不可能管所有的案子，因此我们提出“串并案”，就是把小案大案串联在一起，破大案的同时还破了小案。比如说，有人在某个地方丢了钱包，那么是就一个人丢钱包还是好多人都丢钱包？是一伙人作案还是一个人作案？我们通过搜集、共享情报和信息，采取措施来破这些案件，就能“大案”“小案”一起解决了。跟老百姓关系密切的“小案”不能不管，但是如果单独去解决一个一个的小案子，警力和精力根本就顾不过来，所以我们通过串并案、信息化措施系统地解决一些案件，

杨立东（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公安局局长）：坦诚地就，我们更重视大案的侦破，在一个地方比较有影响的杀人案或者系列盗窃、抢劫案件，我们必然要重视，要投入大量的警力、人力、物力去攻坚，这是老百姓非常希望的，也是老百姓检验公安机关的试金石。但是，大案不是每天发生在老百姓身边，小案却是老百姓时时能感受到的，所以我们要对小案重视起来，而且要下大力气攻破小案，让老百姓确实感受到公安机关在做工作。

孙亚平（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副局长、浔阳区区委常委兼公安分局局长）：发生在群众身上的“小案”，对他本人来说就是大事，是他最关心的事，因此对我们来说，既要用活用好现有警力和有限资源侦破大案命案，又要最大限度查办一些“小案”，尽量让群众满意。

尚爱军（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公安局局长）：泾川县在甘肃东部，是一个纯农业县，多发性的侵财型犯罪占了全部案件的60-70%。但是这些所谓的小案子就是老百姓最心急的事情，所以我们基本上70-80%的警力都在处理这些案子，刑警大队搞一些所谓的大案子，派出所搞一些小案子，这样就都兼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