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中央社会部办公室主任汪金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邵式平、叶长庚等同志带领由180名党政干部组成的南下干部第一大队从延安出发，赴华东天目山区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他们一行渡过黄河，正在山西晋东南桐峪镇休整期间，八路军总部保卫部长杨奇清飞骑赶赴住地，向全体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命他们转赴东北的紧急电令：“星夜兼程，一个不留，限二十天赶到山海关！”杨奇清向他们讲了进军东北是一场夺取革命全局主动权的严重斗争，激励大家要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昂扬的战斗意志，立即赶赴东北。于是，整个大队徒步出山西，下太行，入河北，转冀东，绕道山海关西面的九门口，在辽南前所车站上火车，直奔沈阳而去。

　　一、与东北地下力量会合

　　汪金祥一行住进沈阳西北郊马三家子村时，沈阳已经下过头场雪，纵目极望，皑皑银辉满视野，呈现出一派关外冬日肃杀的景象。11月7日，他们坐上东北独特的轻便胶轮大马车，全队驰过寒气重重的广阔雪野，直入由苏军军管的沈阳市区。这些北上干部初度领略北国风光，又为终于到达目的地而精神格外抖擞，都盼着早一天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沈阳，日伪时起用清代旧称，叫做奉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略者就向辽东半岛和沈阳以南地区伸进了魔爪。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它又取代沙皇割去我国旅顺、大连，设为关东洲，后又划归日本本土版图。在沈阳，则割租借地，兴工厂，办学校，勾结军阀、官僚培植亲日派，极力扩张自己的侵略势力。特别是建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鞍山、抚顺、本溪等钢铁基地，掌握和控制了沈阳以南、以东的交通命脉和经济命脉，使沈阳及其周围成了它侵略东北的一个有力的支撑点。“九•一八”日本侵略的炮声就是首先在沈阳响起来的。伪满傀儡政权建立，它更把多年扶植的大批汉奸扶上台，进一步建立了各种法西斯统治机构。显然，这些日伪势力，是蒋介石反动派借以利用驱使和我们争夺东北的一支天然的反革命力量。

　　东北局成立之后，已经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立即收缴敌伪武器，加紧剿匪工作，严厉镇压汉奸和敌特分子，捣毁日伪政权，建立民主政府，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

　　他们到沈阳的第二天，汪金祥就和邵式平、叶长庚等人到位于和平区三经路的东北局报到，要求分配工作。东北局书记彭真和组织部长林枫亲切接见了他们。彭真同志向他们讲述了当时的斗争形势，交代了任务和政策，然后又亲自到他们住处，向全体干部做了开辟东北根据地的动员报告。彭真同志的报告，进一步武装了他们的思想，激励他们以高涨的革命战斗精神，投入到开辟新东北的火热斗争中去。数天后，林枫就把他们这批干部中的一部分，分配到锄奸保卫战线上来了。

　　汪金祥当时被分配在东北局社会部任第一部长，并参加沈阳市委，兼任市委锄奸委员会主任。任务是暂带一批干部到沈阳市公安总局去坐阵领导，要求尽快把沈阳市内极度混乱的治安局面整顿出个样子来。同时要与地下工作领导人、已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接头，酝酿建立与充实东北局社会部机构，以便在东北境内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适应整个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汪金祥出身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贫农家庭，早在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作为中坚骨干，参加了方志敏发动的弋阳暴动。暴动成功后，他任弋阳县政府主席团委员；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历任赣东北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兼省政治保卫局局长、闽浙赣省组织部部长、福建省政府副主席兼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苏区中央分局成员兼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1933年到达延安，调入中央社会部任二室主任。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在现实斗争中，他善于从复杂纷纭的诸多现象中，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瞄准打击方向，部署斗争全局。在执行政策中，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分清敌我，防止和纠正错误倾向。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他和陈龙一起，对康生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并甄别了数百名被错误审查的同志，使毛主席制定的肃反审干九条方针得到了积极的贯彻。汪金祥的革命经历，证明他是我党在锄奸保卫战线上的一位有丰富经验和卓越功绩的优秀领导者。

　　随汪金祥一起分配到东北局社会部的还有王鉴、黄宣文、汪吉、王初、海伦等同志。东北局社会部到达哈尔滨后，这些同志大都是东北局社会部的处室领导，负责侦查、审讯、治安业务和机关人事等日常工作。

　　那时，邹大鹏已从胶东解放区先汪金祥2个多月来到东北，为共筹锄奸大计，他们会了面。邹大鹏是辽宁省辽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熟悉东北的地理民情，曾任过满洲省委委员和满洲共青团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救国军，领导过东北有名的反日筑路运动，活跃在南满安奉铁路沿线一带地区，给日伪以严重打击。义勇军受挫后，他转移到晋绥解放区，任中共晋绥分局调查局副局长，然后被分配到山东任中共胶东区党委情报部长，是东北沦陷区地下工作的领导者之一。汪金祥和他会面时，他同东北地下组织和从解放区单线派遣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接上关系，了解和掌握起日伪残余和国民党的基本动向；同时又同接踵回到东北的“东北救亡总会”中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高崇民、闫宝航、徐寿轩、车向忱等建立了工作联系，通过他们争取团结东北中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阶层，并协助推动了情报工作的开展。他地下斗争经验丰富，在情报工作上有卓越贡献，是我党在隐蔽斗争战线上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汪金祥与邹大鹏的协作共事，翻开了东北公安史的第一页。他们即将率起公安、情报队伍。在这部史册上，写下壮丽的文字，绘出灿烂的画图。

　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和民主抗日力量，本来是有雄厚的组织基础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地下党组织及其外围进步力量，遍及许多城市和农村。东北抗日联军在南满、东满、北满等山林农村地区。顽强地战斗着，严重打击了日伪法西斯统治。但是，由于日伪政权的残酷镇压和叛徒的无耻出卖，到1937年前后，我方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地下党组织几乎全被破坏，法西斯白色恐怖统治了整个东北。

　　就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火种不久又燃烧起来。一个受晋察冀边区社会部领导的地下组织正式建立。这支地下队伍，当时叫做“晋察冀边区东北救亡总会”，分布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四平等大中城市，并分别打进了伪满政府、军队、警察、银行、教育和协和会等机构内部，甚至在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周围，都布下我们的力量。他们巧妙地隐蔽者，积极地活动着，向我们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日本侵略者垮台之后，这支队伍又乘有利时机，在组织上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一些拥护我们党的合乎做秘密工作条件的进步知识青年被吸收进来，进一步形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地下尖兵队伍。象隐蔽在中长铁路沈阳站任站长的姚艮，打入蒋空军司令部任工程师的白浩，埋伏在蒋介石请绥靖第二大队任作战室主任的白山，以及打入蒋军要害部位的马范、吕天、兰中玉等同志，都是这时参加到情报战线上来的。他们或者猎取蒋军战略性、动向性军事情报；或者动摇、瓦解以至策反蒋军起义；或者协助人民公安机关破获潜伏特务组织，都在隐蔽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这些地下工作人员中，还应当提到张绍纪。他是伪满大汉奸张景惠的儿子，由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张景惠的汗奸卖国行为素有不满，在思想上产生了革命的要求。后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他的堂兄、中共党员张绍维的教育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工作，很快地锻炼成为一个理想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此，张景惠的官邸，实际上就成为我们地下工作人员联系接头和传送情报的最安全的据点了。这个据点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苏军进入长春后，卖国成性的张景惠和他属下的伪满大臣们，又从他们顽固的汗奸本能出发，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们暗中计议：“苏联要统治东北，还得像日本人那样，利用咱们这些人”，“多谢老天爷保佑，咱们的机会不是又到了么。”于是，他们决定由张景惠出面，按照蒋介石向日伪残余广播讲话的旨意，组织“治安维持会”，并试同苏军司令部联系，妄图取得承认和保护，以便顺线搭桥，易冠换冕，再次继续他们的傀儡生涯。然而，由于已被苏军司令部聘用的张绍纪得知他们这一意图，他们的黄粱美梦很快就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那时，张绍纪为了配合苏军逮捕汉奸战犯，按照长春地下组织领导人王耀纪的指示，利用张景惠这群汉奸们对苏军的错觉和幻想，以自己容易取信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出面邀请终日深匿待机的汉奸们，到苏军司令部去“商议大事”。这群汉奸们果然相信不疑，第二天就随他一起到苏军司令部去听候“佳音”了。苏军司令官似庄似谑地问道：“诸位不是想见你们的皇帝溥仪吗？”

　　“是的，想见，我们想要见见他。”汉奸们齐声回答。

　　“那好，就请你们一同上车去见你们的皇帝吧。”

　　汉奸们上了汽车，被苏军送上飞机，当天就押送到苏联去了。

　　这些地下工作人员多是出身于上层社会，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青年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他们秘密阅读了不少革命书籍，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并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浪潮中，自发地成立了“救亡会”、“救国会”等秘密的进步组织，决心彻底背叛原阶级，永远跟着共产党走。1935年，适值中共党员张为先、张鼎一也在东京留学，为秘密开拓抗日局面，他俩利用同乡同学关系，与这些进步留学生发生接触，经过长期的考察了解，肯定了这些进步留学生的革命倾向，遂逐批吸收他们参加了革命组织，这就是后来定名的由晋察冀边区社会部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后来，其中一些骨干还被发展为中共党员。1942年和1943年，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又派干部李振远和张有恒秘密去东北进一步考察，并参与领导这批地下力量。他们都做了肯定的评价，张有恒还向党组织写了考察报告，具体反映了这批力量的掩护条件和工作业绩。报告转到党中央，据说毛主席阅后很高兴，曾亲笔批道：“看来，东北并非铁板一块，东北工作是大有希望的。”

　　东北地下生力军受到鼓舞，于是进一步形成和壮大起来。

　　这些地下人员都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和掩护条件，长期周旋于敌人的刀林剑丛之间，保存和发展了自己的革命力量，在情报工作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后来，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已成了我们公安战线和情报战线上的重要骨干了。汪金祥为在东北有这样一支精干的隐蔽队伍，而感到十分欣喜和兴奋。

　　东北局社会部，是以关内来的锄奸保卫干部和从其他部门新调入的老干部为主要基础，适当选拔一些秘密工作的优秀骨干而健全和充实起来的。关内干部和东北干部的结合，公开干部和秘密干部的结合，对于完成锄奸保卫任务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就在东北各大城市张开了一面公开和秘密、内线和外线、进攻和防御紧密结合的锄奸保卫网，为后来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一系列对敌斗争，做了良好的组织准备。

二、打碎日伪警察机器

　　汪金祥一行进入沈阳之前，我冀热辽十六军分区的部队，在苏军军管的条件下，初步控制了沈阳的局面。但一些地下国民党分子和日伪残余们也纷纷露头，扬言接有蒋介石的委令，在市内公然成立“治安维持会”，挂上了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区党部的牌子，闹起所谓国民党接收的把戏来。

　　沈阳市伪满警察机关，自然是他们急欲首先抓到手的重点部门之一。日伪统治垮台以后，国民党地下人员罗大愚和张宝慈，走出日伪监狱，就到沈阳在建立国民党反动组织的同时，就脱去抗日外衣，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他们把全市的伪满警正、警佐们召集到一个叫做石警正的家里，开了秘密会议，会上把与会的警正、警佐们统统封为国民党员，并决定改奉天市警察厅为沈阳市公安总局，由石警正出任公安总局局长。一大批伪满警察就这样被罗致在蒋介石反动派的羽翼之下，继续把持起全市的警察大权。

　　这实际上还是那个伪满警察厅，不过是换个幌子、重新乔妆打扮一番罢了。广大群众清楚地知道，日伪政权统治东北人民的一个最直接、最厉害的手段，就是在各地遍设法西斯警察机构。这套警察机构，象一张又大又密的蛛网，紧紧束缚和吞噬着东北人民。在沈阳这个有160万人口的东北最大城市里，就设有1个省警务厅，1个市警察厅，20个区警察署，21个看守所和拘留所，21个侦缉队，1个警察装备大队，1个警察学校，3个防谍协会，129个派出所。在这个庞大机构内，充斥着各种法西斯警察6000余人，平均不到300名老百姓，就配有一个法西斯警察。沈阳市就是这样一个法西斯警察满天飞的鬼蜮世界。

　　法西斯警察中的许多官员和骨干，都是经过日伪特别训练的凶残的鹰犬。人民用血和泪、饥饿和死亡，记录下了他们所犯的种种罪行：摧残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和民主抗日力量，然后大施酷刑，致许多革命者惨死在日伪屠刀之下的，有他们；以“思想犯”为罪名，把偷看进步书籍或对日伪统治透露不满的青年抓走，送进暗无天日“思想矫正院”，逼使这些青年终生不得自由，甚至成批被折磨死去的，有他们；大批大批地抓“浮浪”，然后押去边境地带秘密军事工地，在度鞭下，在冻饿中，强迫从事九死一生的“勤劳奉仕”苦役的，有他们；配合伪满县、街、保政权组织，下乡搜刮“出荷粮”，强索各种苛捐杂税，逼得老百姓一年到头吃野菜、树皮、观音土、橡子面，而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有他们；对于违反日伪制定的所谓配给法规，或者逢年过节，谁家偷吃一点大米白面，就被作为“经济犯”抓去罚役罚款的，有他们；至于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打骂群众，横行乡里，那就更是他们平日的惯技了。

　　广大群众对这些伪满警察恨之入骨。背地里给他们起了“大巴掌”、“大马棒”、“阎王”、“剥皮”、“蝼蝼咕”、“蝎虎子”、“大狼狗”等丑恶的绰号，无不侧之以目。对于这样一个依然存在的日伪法西警察机构，我们必须取得苏军的配合，采取打碎的断然措施，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冀热辽十六军分区队伍进入沈阳之后，沈阳市委马上派赵濯华、张华东为市公安总局局长、副局长，从国民党手里接收了市公安总局，并派人到各区去，接收全部日伪警察机构，由我们掌握起领导权。当我们把红旗插向警察大楼上空的时候，石警正及其一伙早就夹着尾巴溜走了，剩下的是些一般伪满警察。于是，我方严正宣布：自即日起，正式成立人民公安机关，所有伪满警察机构，一律予以废止和取消；一般消防、交通等警察和检验、法医等技术工作人员，准予留在原岗位上，继续从事工作；其他一般警察，也留在原岗位上待命听用，但必须重新做人，以求正确出路；所有人都必须交出武器，徒手服务，老老实实地听从人民政府的领导，遵守人民公安机关的纪律，维护好社会治安，不准再有不法行为，否则严惩不贷。显然，这还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行动。但由于当时我们干部很少，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许多情况又不熟悉，不得不暂时采取这种过渡性的有条件的留用政策措施。

　　如何对待这些留用警察？汪金祥一行进入沈阳市局后，在我们内部出现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当时，市局个别领导提出了一个“化反革命为革命”的主张。他认为，我们进城了，胜利了，力量大了，已经有可能把这些留用的伪满警察化为革命的力量了。同时制定了一个三等九级的警衔制，准许这些留用的伪满警察享受这个警衔制待遇。

　　汪金祥站在正确立场上，坚定地认为东北是个新区，在我们还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前，在国民党反动派张牙舞爪正图进犯之际，那些没有从思想上真正缴械投降的伪满警察，我们一时是“化”不了的。他们在正统观念的支配下，当时只会投靠蒋介石，而不会追随共产党，离开现实主张化进来，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像前者那样做，势必混淆人民公安机关与反动警察机关的本质区别，不能保持人民公安机关的政治纯洁性，从而招致脱离群众和损害自己战斗力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许多留用的伪满警察都在暗中另打着政治算盘。他们或者向国民党分子送情报，当内奸，勾勾搭搭；或者向我们的反映假情况，报告假成绩，企图骗取信任；或者照旧在群众中作威作福，假公营私，趁机捞取“外快”；或者用花花绿绿，引诱我们干部下水，蓄意涣散我们的公安队伍。在沈阳市公安总局就发生过这样一些事：一天，一个青年的总务干部找汪金祥来了。他哭着说：“我受不了啦，也干不了啦，请组织上另给分配个工作吧。”问他为什么？原来是一些留用警察象苍蝇一样终日追逐着他，并教给他贪污的办法，引诱他一起去干坏事。他感到长此下去有危险，所以才要求摆脱开这个可怕的包围。还有一次，一个留用警察向我们报告：铁西区某个地方有一伙国民党匪徒正在开会密谋暴动。市局即派人去抓，但到了那里，却早已人去室空，原来他是假心向我、真心向敌，事先又通知国民党匪徒逃散了。这些事例，清楚地说明了“和平化入”的主张是不行的。相信伪满警察能在当时就服服贴贴地转化为给人民办事的革命者，那无异是与虎谋皮。

　　经过讨论，在事实面前，干部的思想统一了，步调也随之一致起来，并且取得了下面一些共同的认识：坚定地、彻底地打碎日伪法西斯警察机器，并由人民公安机关取而代之，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区别首恶和胁从、骨干和一般，分别予以捕办、清洗、留用等不同处理，警长以上人员不留用，只对个别没有什么罪恶民愤，并肯于为我们工作或有技术专长者，才予留用，这是我们对待日伪警察人员的政策。接收是为了打碎，留用要过渡到逐步改造，这是我们纯洁和强化公安机关应当采取的步骤。在严格控制下，加强教育考察，促进思想向革命方向转化，然后根据表现甄别去留，这是我们使用和改造留用警察的措施。

　　由于他们在沈阳的时间短，许多设想还没有完全变为现实。但在这次接收实践中，能认识到这几点，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后来接收其他城市，大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走过了同样的道路，并且用这种思想，逐步地整顿和加强了人民公安机关。从这，也使领导干部进一步考虑到：必须尽快开办公安训练班和公安学校，从工人、农民、知识青年中，选拔和培养我们自己的公安人员，改变入城后力量不足和成份复杂的局面；必须不断深入地在公安系统中，反对旧警察作风，防止和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使人民公安机关发扬自己固有的优良传统，更好地担负起党和人民给予的重任。这应当是今后建设自己队伍的两个重要的课题。


三、粉碎敌人的反扑

　　当时，沈阳市内冒出来两个国民党组织。一个是以罗大愚为首，叫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另一个是以李光忱为首，叫做“辽宁省党部”。这两个蒋家党棍，为了抢头功，独占鳌头，摆开摊子之后，就各以“正统”标榜自己，彼此揭短拆台，竞相在沈阳以至东北各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时内讧连连，矛盾重重。然而，在对付我们这方面，他们却保持了一致性。他们都是为蒋介石牵动和驱使的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

　　在我军接收市内军政机关的同时，就以迅雷式的行动，接收了他们曾一度到手的警察机关，这就剥夺了他们向蒋介石邀功取赏的资本，摧毁了他们立足盘踞和招降纳叛的阵地。他们怎肯自认失败，从此善罢甘休呢？于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这两个蒋家党棍，立即摆出誓不两立的姿态，分别在社会上成立和驱策各种反革命组织，提出“把八路赶出沈阳去”的反革命口号，搞起了一系列反扑活动。

　　开始，他们采取暗杀政策。一些反革命暴徒，公然在马路上、市场中从街隅巷角放黑枪，暗杀我们单独行动的干部和战士。后来，他们竟然发展到把几颗手榴弹拴在一起，从衔旁楼上向我行驶的汽车投掷，连我们公安总局长赵濯华和副局长张华东乘坐的汽车，都在行车中被炸毁了车轮。他们狂妄地叫嚣：“专杀穿灰军衣的老八路”，“要让八路军的血流遍沈阳！”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自然更是他们急欲杀害的重要对象了。这种暗杀恐怖活动使我方伤亡三四十人之多，一时对我们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为了把敌人的反革命气焰打下去，市局及时配合卫戍部队和工人纠察队，采取控制制高点、加强巡逻纠察、捉获凶犯即时正法等强力措施，一些反革命暴徒被我们擒获了，枪毙了。暗杀气焰开始有所收敛，治安局面比前稍稍有了一些起色。然而，这不过是表面的平静，一时的缓和。一定有什么人在后面兴风鼓浪反革命暴徒一定同某种危险的反革命势力联系着。市局组织干部循踪追击，并取得地下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很快发现兴风作鼓浪者，就是那些国民党组织搞起来的反革命暗杀集团和反革命地下军；持枪行凶者，就是它们属下的反革命暴徒。

　　活动最凶的是“铁血锄奸团”。团长齐觉生是沈阳市伪满警察学校的教官。日本侵者投降不几天，他就接受罗大愚的指令，把他所教的那班警察学生拉出来，全部编为“铁血锄奸团”成员，专搞暗杀活动。这个团分为六个组，组长都由伪满警察厅特高科的特务骨干担任。他们不仅猖狂地杀害我方干部，而且扮成八路军，杀害市内某些资本家，然后放出“共产党杀人”的谣言，妄图嫁祸于我，破坏我党的政治影响。当时根据调查所提的地址，终于捕获了这个团的六组组长陈伟烈及其属下暴徒十数人。齐觉生闻迅逃跑，其他几个组都分散隐藏到更黑暗的角落里去了。还有一个以伪满军官王书籍为首组成的“三青团行动委员会”。这个反革命组织在市党部书记长张宝慈的指使下，成立“武装行动队”，专门从事暗杀、骚扰等反革命活动。一天，他们正在集合，准备行动，市局事先获知，及时派王鉴率队赶去现场，捕获暴徒三十多人，缴获全部枪支，给了这个反革命组织以摧毁性的打击。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也积极拼凑和驱动他的人马，准备与我一较高低。当获知他在城内泰山玉商店召开骨干会议、即拟采取行动的时候，马上制敌于先，出动围捕，共捕反革命暴徒20多人，将他们的这次反革命阴谋粉碎了，但狡滑的李光忱却漏网逃逸。

　　那时，国民党还到处收罗日伪军官、警察、宪兵、特务之类残渣余孽，大建所谓地下军，妄图用武装力量夺回沈阳。最大的一股，是孔宪所拼凑的反共地下军。这个土匪出身的反动分子，“九•一八事变”后曾在高涨的抗日浪潮中，混迹于抗日救国军招摇一时，后动摇逃离抗日队伍；现在则凭着他与国民党的老关系，与还未到任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挂上钩，并接受他的委令建起军来。他同沈阳国民党头目勾结串通，收罗匪徒，活动在铁西、窑地和苏家屯一带。号称兵力几千人，实则不到三百人，而且官比兵多，人比枪多，没有肩章、帽徽，就用硬纸剪制成形，涂上色彩，佩戴起来，招摇过市。群众见了，莫不掩口嗤笑不止。市局发现了他的活动，就派兵围歼，部分击溃了他的反共地下军。当时我军有一个保安二旅。那是在沈阳东北郊辉山整团收编的北大营伪满陆军军官训练处的部队。他们本来就怀有二心，后来在罗大愚、李光忱的分别策动下，准备叛变，冲进沈阳。当得知他们正在市内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的时候，市局派王鉴率侦缉队及时赶赴现场，捉获与会军官五十多名，缴获全部枪支，并用缴来的短枪，武装了我们一个警卫排。从此，我方才有了自己兵器齐备的警卫武装。

　　国民党一面搞暗杀、建军活动，一面利用舆论工具，大搞文的一手。罗大愚、张宝慈一伙，当时以国民党市党部名义，派亲信文人沈原一主编，办了一个叫做《东北公论》的地下刊物。其中登有蒋介石的指令、国民党“进军”的消息、辽宁省国民党的组织发展状况等等。他们的组织并不严密，市局趁机派人打进去，控制了这个刊物印刷发行的重要环节，因此每期刊物都源源不断地送到我们手里。还有一个中统特务刘载，以“拥护苏军”为幌子，办了一个美其名曰《中苏日报》的报纸。这张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反共反人民的消息和文章。亟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报社里又麋集了一批特务，以报社为掩护，从事各种特务活动。对于这类反革命组织，市局只逮捕了其中个别首要分子，其他都暂放在我们视线控制之内，以便适时一网打尽，只是由于着手准备转移，才没有彻底予以破获。

四、在反革命暴乱面前

　　通过这段实践，认识到沈阳社会治安的混乱，是由于国民党反革命顽固派的存在，是由于正欲投向蒋介石怀抱的日伪残余势力的严重存在。可以说，初入东北的汪金祥一行正处在敌人的包围中。虽然敌人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但是气焰仍很嚣张。不少国民党头目还未抓获，许多反革命组织和地下军武装仍在暗中活动，大量日伪残余流散在社会上，构成了蒋介石反动派借以勾结利用的雄厚的社会基础。在蒋军北犯，内战即将爆发的情况下，他们正进一步暗中勾结，酝酿着新的反革命阴谋，反革命暴乱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不久，一个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果然发生了。

　　11月20日夜11时许，寒风吹得正紧，马路上寂无行人。只有街灯在夜雾中闪烁着。突然，二千多名反革命暴徒分几路涌出来，包围了座落在中华路和南京路交叉口上的和平区公安分局。暴徒们手持战刀、木棍、铁棒，有的拿着长短枪支，封锁了周围路口，并把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横架在分局门前。暴徒们狂声嘶叫着：“快出来投降”、“快交出公安分局”、“不投降，今晚就把他们剁成肉泥！”叫骂声中夹杂着许多日语。前面几十个暴徒头缠着写有“敢死队”三个黑字的白巾，在机枪掩护下，疯狂地持枪冲向分局大门。一时枪声、喊声、风声搅作一团，刺破了寒夜的寂静。

　　分局长程强与驻在楼里的苏军宪兵密切配合，沉着地命令战士：迅速关上铁门，落下铁窗，坚决守住，击退敌人。那时分局干部很少，由苏军宪兵班十余人凭借楼顶防守前门，分局公安小分队几十人以严密看守监狱为重点，居高临下地布置起一道严密的防线。顿时枪声大作，苏军宪兵班和公安小分队开始还击了。只见枪声响处，“敢死队”的暴徒们纷纷倒在分局的门阶下，后面的暴徒鸡飞狗跳，阵脚即刻大乱起来。敌人的第一次冲击被击败了。

　　前门冲不进。暴徒们吼叫着，一窝蜂似地冲到后门。分局后门两旁墙角的炮楼上，早已分别架好了机枪，一声令下，机枪愤怒地射出雨点般的子弹，暴徒们扔下一片尸体，又嘶喊着奔向前门。就这样，敌人连续冲击，我方靠着坚固的楼房建筑，靠着苏军宪兵班和我公安小分队的坚决抵抗，局面进入了胶着状态。

　　当市局接到程强的电话报告，时间已近午夜了。汪金祥当时考虑：从分局角度看，是敌众我寡，我在敌之包围中；而从全市范围看，则是我强敌弱，敌在我之掌心内。所以有力平暴解围，应当鼓足胜利的信心。然而，事发在我初入沈阳不久，我军兵力又远在郊区，一时不能很快调来，只宜坚守待援，不可冒然出击。于是，指示程强：“一定要和苏军宪兵班紧密配合，坚决守住，力争击溃，在援军

　　到来之前，千万不要出击突围，以免落进敌人圈套”，“一定要高度警惕，控制住内部的危险分子，防止有人与敌策应”。同时报告市委，通知苏军司令部，并派市局警备科长夏经典带领市局公安大队，速去救应和支援。

　　这是武力对武力、更是意志对意志的突发性战斗。敌人为攻占分局急于速决，已经露出躁进急乱的弱点；我方则宜于坚守，必须沉着冷静而又坚定果断方能战胜敌人，关键是要有遇变不慌、临阵不乱、见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程强传达了汪金祥的指示，告知大家要勇敢迎敌，勿慌勿躁。但苏联宪兵班长却按耐不住，他粗暴地命令他的宪兵班从前门出击，但刚一出门，就被暴徒们的机枪扫射回来，一个苏联宪兵当场中弹牺牲。这时，苏军宪兵班长才冷静下来，经过研究，进一步严密了作战部署，同时将两名平日与国民党有勾搭、这次又有内应活动嫌疑的留用警察软禁起来，不准出房门一步。干部和战士们听到市局派人增援的消息，个个精神振奋，斗志倍增，都勇敢地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准备迎接更严重的战斗。分局和苏军宪兵班于是又连续组织了三次密集的火力射击。一部火力指向包围着分局的一般暴徒，堵止他们继续向大门冲击；重点火力就集中射向敌人架在分局门前的三挺机枪，消灭敌人赖以滋事的主要军火支柱。敌人机枪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哑巴了。我方的火力，愈加显得猛烈，愈加威不可当。在顽敌面前，我方终于夺取了战斗的优势。暴徒们看到攻不进，占不了，伤亡又多，更怕援军来到，开始陆续逃散。等到夏经典带队赶到，现场上已经荡然无敌。这时已快佛晓，我方胜利了。

　　与此同时，铁西、大东区几个公安分局，也有少数武装暴徒去袭击骚扰。显然，这是敌人的一个有计划的配合行动，但都被我方一一彻底击退了。

　　紧挨和平分局后身的一条街道上，住着我军保卫部的一些同志。当夜，他们电话请示怎么办？汪金祥答复说：一面做好战斗准备，顶住暴徒们可能的袭击，一面加强隐蔽，注意不被敌人发现；不到援军到来，绝对不要出击，以免力单势孤，徒遭敌人毒手。由于这是一个保密的地方，暴徒们误以为是普通住宅，没有前来围击，这些同志们都安全地渡过了险关。

　　第二天，清理暴徒尸体，发现几个受伤未死的暴徒，追出一些线索，并即进一步组织力量，进行全市性的搜扑，捉获了为首闹事的暴徒骨干数十名。经过审讯，查清这次反革命暴乱，原来是辽宁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李光忱勾结日本关东军上校军官中川成作在幕后策划发动的。他们妄图先夺占分局，再攻取市局，再袭击我军驻地，然后把全市政权夺到他们手里。他们啸聚的暴徒成员，主要是日军流散官兵，也有建军土匪和社会流氓，都是一些一哄即起、一击即散的乌合之众。李光忱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显露了他善于勾结日本法西斯的反革命伎俩。他在市内的号召力，虽不如罗大愚、张宝慈之流那样大，但却野心勃勃，总想自成系统，搞出点名堂，以便博取蒋介石的青睐，给自己搭好爬上辽宁省高座的阶梯。他和罗大愚、张宝慈之流一样，必将是我们未来战斗的凶恶对手。为了逮捕他们，市局又组织力量抄查了两个国民党指挥机构，抓获了十几名国民党骨干，查获了全部党员名单，但李光忱、罗大愚、张宝慈却狡兔三窟，藏匿他处，暂时逃脱了人民的法网。

　　这次反革命暴乱，说明了敌人的一个动向，一个蒋、日、伪合流的很值得注意的动向。蒋介石命令日伪残余“就地维持地方治安”，就是这样一个推进反革命合流的鼓动书，一个严重违背人民意志的暴乱动员令。敌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就在这里。看来，在日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暴乱和反暴乱将是敌我斗争的一个重要形式。必须从这次事件中汲取教训，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五、实施战略大转移

　　这时候，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蒋家嫡系军事头目孙立人，驱着他的全部美械装备的新一军，已经攻占山海关，窜到锦州附近，正沿着中长铁路向沈阳方向北犯。蒋介石签字的墨迹未干，就撕毁“双十协定”，积极挑动内战了。

　　苏军司令部为了履行他们将政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的承诺，一面释放在押的国民党人犯，一面通知我方立即撤出沈阳。在这种形势下，沈阳市内那些刚被打击的国民党党部，锋芒暂有收敛的反革命地下军，已被我们取缔的治安维持会，又都纷纷伸出头来大搞宣传攻势。什么“新一军是国民党的头号王牌军，曾远征过缅甸，所向无敌”啦；什么“八路军根本不是新一军的对手，共产党要跑了，在东北呆不了几天”啦；什么“老毛子承认的是国民党政府，也要办移交，准备撤军”啦；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一时像瘴烟迷雾般地弥漫开来。一些有正统观念的人们，也在新一军假象的迷惑下，在反革命舆论的欺骗中，盲目地跟着准备“迎接中央军”的到来，局面顿时进入更加紧张混乱的状态。

　　东北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实行转移，决定东北局社会部同东北局一起转移到本溪去。

　　汪金祥一行在沈阳这段短短的历程中，虽然没有廓清那种群魔乱舞、兵荒马乱的局面，但是在打击敌人和建设自己方面，却无疑取得了有益的经验和收获。我方从工人、学生中，补充了新的血液，使队伍有了初步的发展。侦查保卫队伍，我方吸收了数十名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本地青年，他们在侦查破案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负责护厂、巡逻、维护市内治安的工人纠察旅和公安武装，已经发展到数千人。撤退时，工人纠察旅随辽宁省委书记陶铸转移到辽西，成了我党在那里开创新区的一支可靠的力量。关内来的同志们经过初战，也对东北的风土和人情、历史和现实、敌人和群众开始获得了一些感性知识，摸到了一些开展对敌斗争的门路。他们的能力和信心，都有了提高和增强。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军初进东北，事情千头万绪，从何抓起呢？就要在打击敌人中，从建设队伍、加强战斗力抓起。如果锄奸保卫机关始终注意抓好这个问题，那么，就一定会在东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一定会赢得群众，战胜敌人，扭转局面，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干部思想的主流是健康的、坚强的，他们始终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但是，这二十多天的城市生活，也在少数干部中引起了一些思想波澜：留恋城市生活的思想情绪，厌倦做艰苦群众工作的思想情绪，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思想情绪，开始有所冒头，有的同志听说要撤出沈阳，思想上一时接受不了，滋生了消极埋怨情绪。这些，是入城后不可避免的思想现象，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我们占领的城市越来越多，这种思想情绪可能还会有所滋长。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要求我们必须管好干部的精神世界，使之抵制住资产阶级思想的引诱和侵蚀，永葆革命青春，迎接未来更艰巨的战斗。

　　在沈阳战斗的短短历程，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群众都有一个现实的比较法，他们拿我党干部战士同伪满时期的官兵警宪做比较，都把我党干部战士那艰苦朴素的作风和肃正严明的纪律看在眼里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这些对于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很平常的行为，必将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在群众心目中发生良好的影响。他们即将用同样比较法，看穿蒋介石反动派的真相和本质，从而决定自己的政治取舍。

　　在这短短的战斗中，党的地下组织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在一个生疏的城市里，在群众还未发动的情况下，这一份份情报该是多么珍贵啊。它使我方在了解日伪机构的组成及其内部情况上，在掌握敌人动向和搜捕重要人犯上，在观察社会各阶层的动态上，都耳聪目明起来，瞄准了打击方向。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力量，东北局社会部又进一步部署了地下工作，为最后配合收复沈阳做了一定的准备。

　　这一期间，一共逮捕了200多名罪大恶极的日伪战犯、汉奸特务、蒋家党特骨干和反革命地下军匪首，押进苏军管理的监狱里。转移前，我方要出来一批。对于这些案犯，有的同志单纯从甩掉转移包袱着眼，主张一律拉出去枪毙。汪金祥认为，他们虽是罪不容诛的犯人，但又都是一些未被打开的大大小小的“材料库”，一批查实其他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活字典。如果能把他们装在脑子里的材料挖出来，那对于深入开展今后斗争，还是大有用场的。这也是一笔反面的财富，万万不能浪费。因而还是深入审理，然后再分别予以处理为好。最后统一了看法，在转移之前把他们押到北满佳木斯去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东北局社会部于11月26日实行转移。出发那天，天正飘着雪花，国民党又组织暴徒妄图伏击和骚扰，但我们事先已接到情报，转移的队伍绕过敌人伏击点，安全地走上了冰封雪冻的沈郊公路，回首再望沈阳，整个城市已经隐没在雪影寒雾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