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甲总办锦瑞光绪初，满人锦瑞任保甲总局总办。某街一商家有女甚美，在一次夜巡中被锦瑞发现，心羡不已。以后查夜经此商家，必借清查户口入内一饱眼福，随从人等也蜂拥进屋搅肇。店主气愤不已，而又无可奈何。一夜，锦又至，店主乃令人趁仆从等拥锦入内屋之际，将事先准备的一包衣物秘置于锦瑞官轿坐垫下。锦将离去时，店主上前挡驾说：“总办清查户口，职所当为。但前几次清查中，敝店财物已小有损失，因所值不多，故未作声。今夜敝店又丢失一些东西，不得不请总办主持公道。”锦闻之大怒：“难道随我来的有盗贼吗？”店主仍坚请。锦无奈，乃命其跟同检查，从者身边，均无所得，至轿内，则赫然俱在，与所报式样、件数均相符。店主不依不饶，声言要去督署鸣冤。锦大窘，只得一个劲地安抚店主，既退还衣物，又答应回局追究行窃者，事乃罢。此后，锦瑞再不敢过该店。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皇太后死，是为“国丧”。清制，凡遇“国丧”，官民百日内不得剃发。自来在官者严守此制，而民间则逾二十七日就有剃发者，官府亦不深究。此时，锦瑞仍为总办，他下令百姓必须严守百日之限，违者严惩不贷。于是局丁四出搜访，肆意磕索。锣锅巷居民相与密谋，先以剃头匠数人立于门首为饵，待局丁四人至，剃头匠们便分道逃匿，局丁亦分道追赶。于是伏者齐出，缚住四人，剃其头发，然后放掉。局丁欲归向局里报告，但身无寸伤，不足证辨，只得脱下制服逃跑了事。闻者无不喷饭。上述两事，周询《蜀海丛谈》有载。

二、成都警察倡办者岑春煊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四川各地义和团起事。总督奎俊因“剿办不力”罢官，清廷另调在北方镇压义和团最酷而受慈禧宠信的山西巡抚岑春煊（字云阶，广西人）入川署理总督。岑春煊于８月２６日来蓉接印后，即调兵遣将，运用剿抚两手，镇压和分化义军，同时提出“非开办警察无以戢民之不致为乱”。奏请清廷批准在成都试办警察，以维持省城治安，保护洋人教堂，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岑春煊首先开办警务学堂以培训骨干。同时开办巡警教练所，招选1000人编为两营入所受训。他把办警察当作支撑摇摇欲坠的清政权的灵丹妙药，在正式成立省城警察总局之前４个月，就大造舆论，以他的名义向全城人民发了一道白话告示传单，主要宣传办警察的好处和军民人等应遵守的事项，同时也承认过去的保甲局名声太坏，干了不少“敲钉磕捶，作威作福，胡说霸道”的坏事。告示最后说：“此次办警察，全是国家爱民的好意思。本署督部堂因此不敢不淘许多神，费许多日子，开学堂筹款项，以待开办的一日。……只望一开办之后，家家的财产安稳，人人的身命安全，上头对得起国家，底下对得起你们众人。……如有哪一个办事的，或官或兵，不照章程，扰害良民，哪一个不好的官士商民，不遵章程，故违禁令，本署督部堂决不肯宽放的。现在四川神拳虽称平静，匪人却潜藏不少，加之省城人烟稠密，向无规矩，害身体的东西货色，处处皆有。……想得保护，警察之外，实无别法。将来通省都要办，如今先就省城紧要地方试办。恐怕你等不知警察的意思，警察的规矩，所以先用俗话，把大略的意思规矩，明白刊刻传单分送。凡所属文武官吏，士绅商民，上宜感激国家的德意，次宜体贴本署督部堂的苦心，下宜各人自护身命财产，等到开办，共守章程勿违。

三、锡良与成都警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继任总督锡良（字清弼，蒙古镶蓝旗人），原任热河都统，是慈禧“新政”的积极推行者，对于办警察也倾注了很大的热忱。他认为，警察办好了，可以“内靖闾阎，外弭灾患，上辅庶政，下范群伦，诚内治之本原，民事之总汇也”。又鉴于“川疆僻远，民间风气未尽开通；且创办之初，筹费不易”等原因，主张“先办城乡以立基础，仍将要四乡团保切实整顿，与警察相辅而行。”并强调“警察以卫民防患为旨归，尤以易俗移风为效果”。在经费上，当时清政府由于庚子赔款以及开办各项“新政”，财政已相当紧张，但他仍决定每年拨银４０万两作为成渝两地的警察经费（成都２２至２３万两，重庆１７至１８万两）。在警察执行任务时，鉴于有些人依仗权势，不服警察约束；而有的警察又怕结怨，对这类人多半敷衍了事。为此，他便于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五月专门发了一道“申明警政”的白话告示，用以支持警察的工作。告示说：“警察的界限，包得甚宽，总而言之管束坏人，禁革坏事八个字，地方上才保得平安。如果无过，管人的人自然不准以势欺人；如果为非，受人管的岂可恃强犯法？从此以后，凡在警察所管地段以内的人，务必各守本分，各遵禁令。有敢在街面上横行霸道，妨害众人不得安宁，不问何项人等，警察官兵都得照章程，依道理禁止他，告诉他不得因他横行，怕他不管他。”“受警察官兵禁止的人，如果自己觉得有些委曲，尽可详细说明，巡兵不公道，可以告诉分局，分局不公道，可以告诉总局。既经几番审问，是非万无不明。有理的自然能申，无理的就当受罚。如敢照前不服道理，任意抵抗，那就是有意妨害地方安静，万难教化的人。有此等人就该从重惩办，使那些害地方害众人的看个榜样。如其是营里衙门里的人，该管官长既有统辖他的责任，务必从重约束，万不可在平日纵害他，更不可在事后袒护他。本部堂整肃地面，惟有秉公执法，不问是什么人，只问犯罪不犯事，切勿故犯，自取后悔！”

四、周善培事略岑春煊筹办警察之初，委任候补道李光觐（字黼青，云南人）为警务学堂总办，而李对警政却一窍不通，直到民国初年还有人挖苦他“尸其位而已”。真正襄助岑春煊开办警察的，是浙江诸暨人周善培（字孝怀）。周出生在四川，对川情十分熟悉。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在湖南任试卷评阅时，曾与黄遵宪相过从，向黄请教过办警察及其他新政的经验。戊戌政变后又东渡日本考察军事、警察、教育、实业。他起草了警察章程四百三十多条，并亲手训练了警务学堂第一、二班学员共百余人。但由于他只有副榜功名，资历太浅，故其实际职务仅为警务学堂教习而已。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周善培随岑春煊调广东。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他已捐得了“候补道”功名。乃从广东调回四川任通省警察总局总办。到任伊始，他就在总局门前悬牌整顿警察风纪：“严谕各路官兵不得吸烟、赌博、冶游。总局为本原之地，虽本总办犯之亦请各员纠举，自请督宪（总督）参处。在事人员有犯此者，速图自新，毋贻后悔。”周善培办事有一股闯劲。时人评他“性酷而刻，然施政不无善者”。他任职期间，发布保安禁令２２条、正俗禁令１５条、卫生禁令４条。他所倡办的事业，时人常以“娼厂唱场”四字概言之。“娼”指对娼寮的管理。晚清时，成都娼妓甚多。一种是公开的妓院，妓女可以应召去餐馆旅馆陪客；一种是“私台基”，秘密卖淫，专接熟客，不外应招邀，多处于僻静街道；另一种下等妓女，多聚居于城西北武担山（今洛阳路）、城东柿子园天涯石一带，昼夜接客，甚至还有在门外公开拉客的。周善培的办法是：先命各分局摸底调查，把前两种进行登记，纳入监视范围，并在门枋钉一“监视户”木牌，只允许嫖客入内嫖宿，不许妓女应召去餐旅馆。同时，把柿子园改名兴化街，将武担山及附近的“监视户”一律驱入，列屋聚居，只许嫖客入内，不准在外拉客。还颁定“监视户”规则，严禁士兵、学生及青年子弟嫖妓，“娼家如敢私留，查出一并治罪，如有地棍痞徒借词滋扰，该户可密报警局拿办。”兴化街一带还派有警兵常驻，设卡稽查。据统计，当时全城“监视户共３２５家，警察局按月向其征收“花捐”，作为正项收入之一。几年后，警察局又创办济良所，各型妓女有犯规生事或不愿继续为娼者，一律除去妓籍，收入所内，择配从良。“厂”，指的是创办乞丐工厂。这是收容改造游民乞丐的一项措施。当时，成都市面秩序不好，有一些孤贫青壮年和儿童，冬季衣食无着，仅以一片草席掩遮下体，夜则露宿城门洞和桥头，人们呼之为“干鸡子”，经常在街巷以乞讨和偷窃零星小物为生。过去政府置若罔闻，及保甲总局成立，间以十数人组一小队巡行街头，遇见则以鞭驱走了事。市民以其只窃小物不犯大案，虽恨恶亦怜恕之，只互相警惕而已。这种“既害治安，复乱秩序，且于都邑外观亦甚不雅”的状况，周善培认为应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经他呈报锡良批准，乃于四城各设乞丐工厂一所，凡乞丐游民均强行收入，令其学打草鞋、编竹器等粗艺，或派往各公所搞土木杂活，以其收入６０％充公，４０％作为该乞丐存款，四年期满，把这笔钱发给他，令其自谋生计。年幼乞丐则收入幼童工厂，待遇与前者相同。鉴于有的人“懒惰成性，既得饱暖，不甘劳作”，常有私逃情事，便决定把所有收容人员的发辫去掉，额前故留一短发，借作标识，警察发现这类人，便立即抓回继续改造。有人写诗称赞说：“乞丐人多数锦城，厂中教养课功程。从今不唱莲花落，免得街头犬吠声。”这种以工代赈的措施，既救济了贫民，又安定了社会秩序。以后又陆续开办了苦力病院、老弱废疾院、罪犯习艺所。未逾年盗风大息，城乡十里外乞丐绝迹。事见《清朝野史大观》。“唱”，指改良戏曲和开设戏园。成都自来戏班较多，常在各会馆、寺庙交替演出，秩序既不好，收费也较高，观众咸称不便。同时，演出的剧目也有过于淫荡之处。当士绅刘紫骥（曾任内阁中书）等人向警察总局呈请开设戏园并成立戏曲改良公会时，周善培即予以支持；并延聘著名剧作家黄吉安等到公会创作、整理剧本，还把各戏班演唱的剧本调去审查，又随时召集演员训话，纠正舞台上的不良作风；经警局批准，城内相继开设了“可园（在今忠烈祠北街）、“悦来茶园”（今锦江剧场）、“万春茶园”（今人民公园内）等专业剧场。其中以悦来茶园条件最佳，由戏曲改良公会逐日调动各班轮流演出。悦来茶园还专设有女宾厢和女宾入口处，准许妇女入园看戏。此一措施使封建闭塞的成都社会大为震动。直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在籍侍讲学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等人还为此上书护理总督赵尔丰，要求“取消戏园女座，以正风俗”。“场”，指兴建劝业场（今商业场）。这是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周善培调任商矿工局总办和劝业道时办的事，与警察总局无关。周善培总办通省警察总局时年仅３０，是清末四川历任警察首脑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处事锋利，甚少顾忌。曾因处治讼棍郭美堂、蠹役董鸭婆结怨群小，又以亲往藩署抓赌、杖责川边大臣赵尔丰舆夫得罪同僚。他管理娼寮的办法，也引起一些人的非议。原来，有一些卖淫人家，属于贫困潦倒的小官吏和破落户，无法谋生，不得已而使妻女操此贱业，及至“监视户”门牌公开标出，面子更加难堪，常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甚至还发生过羞愧自尽的事情。故这些人对周更加嫉恨，有人甚至秘密在他住宅门首钉一“总监视户”木牌以泄私愤。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在任仅一年就被护理总督赵尔丰削去警权，调到商矿工局去了。周交卸后，赵即下令纠正在私娼门前钉牌的做法，并指责说：“……虽加以重辱，果于政治何益？更于本人何益？夫身为民上，奚忍以人为乐？”１９３７年，周善培曾针对别人指责他办事过严著文申辩，对这段经历有如下叙述：“一年警察，未得一夕安枕，凡大风雨之夕，多余冥步查街之时。劳诚余职，然以‘昼绝乞丐，夜绝穿窬’八字报成都市民，其亦可稍减严之罪乎?”可见，他对当年主持警政时的作为，是颇为自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