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普通的二室户，在卢湾区一幢老式公寓房的4楼，面积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穿过小小的饭客厅，便是卧室，床头的墙上，挂着个镜框，走近了看，是一张大世界基尼斯纪录的证书：“个人档案收集汇编之最”。

　　主人郭长根，卢湾公安分局退休民警，自1952年16岁起，就开始收集自己的档案。他把照片、奖状、证书……都贴在16开本大小的白纸上，然后用粗线装订起来，挂历纸做个封面。近60年来，积沙成塔，居然有了90多本……阅读这些档案，一个平凡上海家庭60年来的种种细节，历历在目。

　　1949年：“阁楼”的记忆

　　在档案的头一页，郭长根这样介绍自己的出身：1936年10月出生在浙江绍兴老城区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掮客，母亲是织袜工人。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孤身一人到上海的织袜厂打工。

　　父亲没有留下照片，我对他的印象很淡。母亲到上海后，我和妹妹跟外婆一起生活，生活费靠母亲寄来，外婆还帮人家洗衣服补贴家用，家里很穷，上了两年小学，我就失了学。为生活所迫母亲再婚，后把外婆、我和妹妹接到上海。

　　我们一家人住在泰康路石库门房子的一间三层阁楼，十几个平方米，人站在里头，腰也挺不直，进出要低头。但最开心的是，到上海后，我复学了，在向群小学读书。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下了课，我还做点小生意，拎着桶走街坊卖腐乳。

　　小学毕业后，我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那句名言对我触动最大：“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来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决心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一些可以证明自己人生轨迹的东西，希望到人生终端，能证明自己并未虚度年华。

　　1953年，我考进了向明中学。我记得，4000人报考，当年才录取了200名。

　　1950年代：参加首批义务兵

　　1956年，郭长根初中毕业，上海招收首批义务兵，共青团员带头，他报名参了军。当年2月4日，全班给他开欢送会，外婆、母亲、两个妹妹和小弟弟都参加了，大家一起拍了张黑白集体照。那个年代拍照的机会很少，这是档案里较大的一张———郭长根与母亲和老师在一起的照片。郭长根身穿中山装，戴着大红花，表情严肃。母亲与郭长根坐在一起，班主任朱雨亭老师手上抱着他最小的弟弟，周围是全班同学合影。

　　我所在的部队，在福建海防前线。一到部队，我就当上了文化教员。当时部队里号召学习文化，榜样是高玉宝———《半夜鸡叫》的作者，只上过1个月的学就写了长篇小说的文艺兵。我们这些上海兵大多受过初中教育。白天，我给士兵扫盲，教速成识字；晚上，给连队干部办提高班，争取能让他们的文化程度从高小到初中。

　　部队师部在马祖，金门就在对面。1958年，台湾方面不断出动飞机深入祖国大陆，对福建沿海地区进行轰炸。我军在8月23日发动了“炮击金门”战役。后来毛主席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我们都是中国人，36计，和为上计。”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我的亲身经历而言，我方军队的打炮都是威慑性的、象征性的。

　　本来，义务兵当了三年就可以退役，但我乒乓打得不错，在福州军区单打比赛中拿了亚军，加入军区体工队，于是超期服役了两年。

　　1960年代：学习马天明

　　回上海后，郭长根先被分配到上海光华仪表厂当工人，后来又调到卢湾公安分局嵩山路派出所。在档案里，有一张1965年12月31日的《新民晚报》，其中一篇报道，是专门表扬郭长根的，因为他帮助大庆人郑焕文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外甥女李玲娣。

　　1957年，在我服役期间，家里分到了顺昌路、建国东路口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房子，原来是一家米店的前客堂，七口之家，终于告别了阁楼。1960年，我复员回家，在光华仪表厂做工，工资是每个月39元，买米要凭粮票，购物要凭票证，全家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人工作，日子过得还是挺紧的。

　　1962年时，卢湾公安分局到厂里招人，我是金工车间团干部，又是复员军人，身体条件好，就被挑中了。我先在嵩山路派出所做户籍民警。有部电影《今天我休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应该都有印象。电影的主角是个民警，叫马天民，休息天也忙着做好人好事，结果耽误了和女朋友约会。为民服务，这是当时民警的主要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帮人寻找失散的亲人。那个时代不像现在，当时既没有身份证，也没有网络。要找人，必须到市公安局的“口卡科”，核对常住人口的户籍信息。有些人提供的亲人信息还是解放前的，那就要去档案馆翻解放前旧警察局的资料，寻个人非常不容易。有一对父女俩，骨肉分离43载，经我们深入查找、多方联系，方得重逢。父女俩送了我们派出所一面锦旗———“爱民新风惠载门庭，骨肉团聚阖家感激”。

　　有时，也有些案子要破，大部分是弄堂里的失窃案。一次，一位居民失窃一只金戒指，还有现金35元、工业券13张，总共价值300余元，当时算是一桩大案了……那时流窜犯较少，民警破案基本靠群众工作。辖区里哪些小青年作风不好，民警心里有数，到时候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排摸对象；掌握情况后，针对性用政策做思想工作，一般就能把案子破了。

　　1966年：结婚只请了一小时假

　　1966年，郭长根与爱人张懿德结婚，没有婚礼，没有结婚照。直到2007年，街道搞“夕阳红”活动，为老人免费拍结婚照，两人才补拍了一张，放到家庭档案中。照片上，郭长根穿着黑西装，老伴张懿德穿白色婚纱，化了淡妆。张懿德说，放在1960年代，这是资产阶级作风，要受批判的。

　　我的爱人是比乐中学的地理老师，我们俩通过比乐中学人保科一位保卫干部介绍认识，1966年10月6日喜结连理。单位分配了一间住房，7平方米的亭子间，没有独立的煤卫设备。

　　我们结婚的时候，“文革”刚开始，很多单位忙着搞运动，日常工作大受影响。我们派出所原来三十几人，当时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六七人留在所内做日常工作。记得结婚那天晚上，我照例要上班。吃过晚饭后，我便请了一个小时的假，请家人、单位领导以及几个要好的朋友，到新分到的亭子间坐坐，一人一杯清茶，大家聊聊天，就算见证我和爱人的结合了。晚上8点钟，送走了祝贺的人，我还得赶回去值班。

　　1967年11月，我儿子出生在南洋医院。从他出生到上小学，主要是靠外婆照顾，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和爱人都很忙，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文件。我记得有一年到崇明参加党员学习班，一去就是数月，白天开河挖泥、挑土劳动，晚上汇报交流思想。爱人呢，当时学校都不上课了，学生到农村“学农”，到工厂“学工”，接受“再教育”，她是班主任，要带队的，在农村一待就是半年。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不大讲私人感情，忙着工作、学习，连夫妻感情都变得陌生。最愧疚的，是我们对儿子的关爱不够。

　　1980年代：有了台9寸黑白电视机

　　在郭长根的家庭档案中，记录着1979年和1980年两起普通盗窃案的资料。一起是1979年，延安中路527号居民丢失自行车两辆；还有一起是1980年，马当路一位居民丢失天津牌手表一只。这两起案件都顺利破获，物归原主。在那个时代，自行车、手表这样的商品，已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活条件逐渐好了起来。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单位发了张电视机票，我们家终于有了第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那一年，我爱人单位搞摸彩活动，中到了一张三明治烘烤机的票，这台机器买回家后，让全家新奇了好几天。当时很多商品都是凭票供应，像自行车、手表这些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东西，如果丢失了，就是桩大事情。

　　那个时代，不少里弄里的偷窃案，是社会青年所为。这跟十年动乱有关系，他们大多失去了正常受教育的机会。粉碎“四人帮”以后，公安等部门和各级党团组织开展了对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挽救工作。1978年初，我和居委会的同志一起，把管辖区里有轻微违法劣迹的青少年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对外叫“永红居委会生产加工场”，聘请了退休教师，组织打乒乓、阅读书籍等活动，并进行加工生产。办了10个月，效果很好。青年们不仅有了收入，觉悟也提高，有一位学员交出了撬窃案的作案工具，还提供线索，协助我们破获了三起盗窃案。

　　1983年，全市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战役，我们先后进驻区交电公司、服装公司、搪瓷配件厂等企业，召开群众大会，发动大家提供线索，打击处理了几名犯罪分子，维护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

　　1990年代：儿子给老外打工

　　1990年，郭长根调到卢湾公安分局政工处工作。他的家庭档案中，保存了一份当时编写的《卢湾政工简报》，记录了廉政纠风活动中一次问卷测验的结果，“在‘纠风第二战役的重点是哪些’这一道题上，51人中有29人选错。”郭长根记得，1990年前后，腐败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关注，公安系统也开展了各项教育活动。

　　我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初，公安系统的廉政纠风进行了三个阶段，持续了大半年，从市公安局到区分局，再到下面的派出所，都要召开座谈会，还鼓励里弄居民给派出所提意见。我感觉，这和过去的政治运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戴帽子，也不打棍子，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更好地为民服务。时代，的确进步了许多。

　　对我自己的家庭而言，最大的事，就是儿子工作了。当时一些外国品牌和外国企业纷纷进入上海，没想到，我儿子也去给老外打工了。儿子是上世纪80年代末参加工作的，他有驾驶技术，第一个单位是卢湾区运输公司，过了一段时间，他“跳槽”到了五金家电公司，做货车司机。后来还开过一段时间出租车。积累了几年工作经验后，他先是进了一家日资时装公司，没几年，又“跳槽”进了一家英国咨询公司，给老外开车。

　　儿子一共跳了几次槽，我也记不清了，只晓得工资越跳越高，已经翻了几只“跟斗”。不像我们这一代，在一个单位一呆就是一辈子。年轻一代的机会多，人也更加活络。

　　2000年：房子的梦圆了

　　2000年，郭长根和老伴搬到了现在的住所，丽园路一处老公房的4楼，建筑面积52平方米，两室户。郭长根在家庭档案中添了一首诗：“陋室难移路漫漫，坎坷跋涉不胜寒，勤奋积蓄求新居，晚年安享人间乐。”

　　1996年，我和老伴都退休了。1997年和1998年，我岳父岳母先后去世，照理说我们两个也应安享晚年，但有件事一直横亘在心头放不下去，那便是房子问题。

　　我们结婚的时候，只有一间7平方米的亭子间。儿子出生后，政府关心，我们得以搬进复兴中路一幢公房的一间一室户，有17平方米，但是居住条件很差：厨房三家人合用，一个楼面只有一个简陋的厕所，七户公用，要洗个澡，就要到外面公用浴池去。1977年，街道里有一对夫妻想调换房子，于是我们换到了重庆南路169弄一幢三层楼的一室户。虽然那个房子造得不太正规，墙头棱角线没一条是笔直的，但毕竟有一个2平方米的独用小卫生间，面积也比原来的房子大了1平方米。

　　1993年，儿子准备结婚。没有婚房怎么行？我们将重庆南路的房子换成两处，把其中一套较大的、有单独煤卫设施的房子给了儿子和媳妇。我们老两口呢，搬到漕河泾一套没有煤卫设施的临时过渡公房里，公共厕所离住所有100米远，到了冬天，晚上上厕所都很不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和我单位的距离也较远，骑自行车的话，路上要花近一个小时。

　　这样的日子过了7年，一直到2000年，我们终于靠自己的积蓄，在现在的小区买下一套两室户，建筑面积52平方米，我们很知足。

　　新世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2006年，郭长根70岁生日开庆祝会，打浦桥街道图书馆书友会的书友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青霜不老千年鹤，锦鲤高腾太液波”。街道老年协会还给他送了蛋糕。郭长根说，自己的一生就是一个“奋”字，在平凡岗位上对每一件事都要认真对待，做到最好，包括他的家庭档案。

　　退休后，我又发挥了几年余热，担任了《卢湾公安志》的副主编，还受聘到卢湾区机关事业单位退管所工作。同时参加了许多活动，获得过卢湾区第二届老年人诗会一等奖、上海市民楹联创作大赛报春奖，还被评为“上海市退休职工学习标兵”……直到这两年，才算真正休息。但我这个人，闲不住：又上了老年大学，参加了长寿合唱团与街道书友会，还担任了打浦桥街道老年协会秘书长。平时，我和老年朋友一起唱唱歌、写写报道，到社区托老所慰问，送亲情、送文艺、送健康……居委会还经常请我去给居民做一些普及性的讲座，北京举办奥运会、神舟七号上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等，主题五花八门。我都很乐于参加，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嘛。

　　我和老伴的退休工资，十几年来提高了不少，每月从1000多元到现在的3000多元，爱人也有2000多元。退休前，我因出差疗养和旅游，去过许多地方，但是和爱人一起去的不多。退休后，我们两个经常参加单位和街道组织的旅游，还一起自费去了新马泰和香港澳门旅游。2006年，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全家人到饭店开开心心吃了顿饭。想想解放初到上海住在三层阁楼的日子，想想当初结婚时家徒四壁的艰苦，现在，真是幸福得很。

　　我们家是卢湾区的“五好文明家庭”。我和老伴的兄弟姐妹，有的去了外地，有的还在上海，生活都过得去，大家一年聚个一两次。近几年，我还和几十个老同学老战友聚会，阔别半个世纪，大家见面很亲热，人都老了，两鬓苍白。我们这一代，吃了很多苦，但也遇上了好时代，现在老来都能享上几年清福，小辈们的生活也不错。说句真心话，这一切都是托共产党的福。老年人健康第一，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完这一辈子。

口述：郭长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