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身战场组建公安部
    把一位高级将领从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召回来，委以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公安部队的重任，可见当时保卫新生政权安全的任务是多么急迫，全国社会治安状况是多么严重。
    党中央决定让罗瑞卿担任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长，不仅因为他既能征善战，又懂政治工作，而且早在红军时期就担任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一路保卫党中央，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时曾领导开展锄奸侦察工作，显示了卓越的保卫工作才干。开国大将罗瑞卿，面临的是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复杂社会局面。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一见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１９４９年７月６日，罗瑞卿就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长。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李克农的协助下，立即着手组建公安部。先以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和华北局社会部全体人员为基础，随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抽调了数百名军队高、中级干部，及大批各地党委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公安部。    
    １０月５日至１１月１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接见了与会人员并作了重要指示，朱德总司令作了报告。周恩来说：“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军队是备而不用，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建国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活动猖狂，流氓地痞、恶霸盗匪继续为非作歹，青楼妓院、烟馆赌场等依然存在，对新生的共和国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罗瑞卿一上任，即着手清扫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首先是进行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他严格强调政策界限，党团骨干只登记区分部委员以上，以免打击面过宽；对服从登记、坦白罪恶，交出名单、武器、通讯器材的，一般不予逮捕；对抗拒登记或登记后继续从事反动活动者，则逮捕管训，以“教育多数，打击少数”。 
    与此同时，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北京市解放初期，有“三星团”、“攮子队”等团伙，经常身带木棒、匕首出没于天安门、西单、西四等地，打群架，调戏妇女。对流氓的打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赞扬人民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
    从１９世纪开始祸害中国人的鸦片烟毒，当时在新解放的城市仍然弥漫。重庆刚解放时，有制毒者３３０家，烟馆３０８４家，每天卖出烟土达３４００两。成千上万的瘾君子卖房卖地、卖妻女为娼。罗瑞卿指示对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大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要坚决打击，发现和破获重大毒品案件他亲自过问、具体指导。   
    娼妓的存在是城市中社会丑恶现象之一。罗瑞卿决心切除这个毒瘤?熏他先从北京做起。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下午，市公安局出动干警和公安总队官兵２４００人，在市民政局、市妇联配合下，一夜之间将全市２２４家妓院全部封闭。

安全保卫防止暗害阴谋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周恩来就叮嘱罗瑞卿要严密注意并防范敌人的暗害阴谋：“穷凶极恶的敌人，别的他们不能做，对暗杀，他们是能搞的。现在我们损失不得，都是党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部。”毛泽东也提醒说，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基洛夫、列宁被刺的事也可能有，但是要力争避免。       
    为做好警卫工作，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绝对安全，罗瑞卿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经常亲临现场部署。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北京参加社会活动，罗瑞卿总是亲自部署警卫工作，大部分时间是亲自陪同。５０年代，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白天要组织游行，晚上要开焰火晚会。节日前他都要开会部署警卫工作，行走路线、停车场都要用扫雷器探测，游行队伍一旦有事如何疏散，值班电话谁看守，沿途设一些什么岗，制高点如何控制，他都要亲自检查。毛泽东的车到达和离开，都由他开道，毛泽东到场后他就站在身后保卫。毛泽东常常说：“罗瑞卿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来，有他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