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平的讲述，展开了一幅幅郑州城市交通变迁画卷 商报记者 田仲煜/摄

    你知道吗？解放初期，郑州只有两个交警。你能想象吗？上世纪70年代，交警骑着自行车去处理事故，远了还要搭便车才能到达。

    郑州交警三大队民警郑春平，给我们回顾了郑州的城市交通变迁。

    刚解放时

    郑州只有两个交警

    1948年，郑州解放。

    这座因二七大罢工而闻名中外的古都，经过连年的战争摧残以及洪水肆虐，依然一副乡村景象。而目前在中国铁路网上举足轻重的郑州火车站，在当时，两边也只是一排排茅草小屋，完全没有枢纽地位的模样。

    那时，郑州可以称得上公路的路只有一条，名为大同路，长度局限在北下街到火车站这一段。这条道路，也是日本人投降时修建的。

    与道路密切相关的交警也应运而生。这时，郑州也有交警，但只有两个，一个是从地方兵抽调过来的，另一个曾是国民党警察，郑州解放后，转来继续干交警。目前还有一人健在。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郑州市区的面积也是弹丸而已，西到国棉六厂，北到郑纺机，东到中州宾馆，南到路寨。而两个交警完全可以应付郑州的交通管理，因为路上来回走动的基本都是马车。汽车也有，但都是军用或政府部门的。

    两个交警在街头指挥马车，这样一幅近似于滑稽的画面，也是郑州等一批刚解放城市的早期记忆。

    1970年

    一批先进成了郑州第二批交警

    1953年，在郑州郊区于寨村，郑春平出生了。于寨位于如今繁忙的工人路。现在郑州市委所在地，那时是于寨的菜地。

    1970年，郑州市开始修建引黄工程。郑州郊区所辖的12个人民公社分成了两组，每组建一个沉沙池。郑春平所在的组，建设的就是现在的石佛沉沙池，面积为300亩。

    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预计完工需要1个月。任务经过政府、公社、大队层层下达后，完工时间变成了15天。在当时缺少大型机械作业的条件下，劳动人民再一次发挥了“人多力量大”的优势，愣是以15天的时间，完成了1个月的工作量。

    工程完工后，每个大队评出12名先进。17岁的郑春平也是其中一个。评选结束后，郑春平等150人一起，被带到了京广路传染病医院附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学习。内容很简单，每天跑跑步、读读报纸。

    7天后，大伙还没明白学习的目的，有人来给他们发服装，他们这才发现，自己成警察了。这150人当中，100人为交警，50人为治安警。郑州的第二批交警就此诞生了。

    第一批，就是刚解放时的那两个人。

    1971年

    二七广场值班，清闲得可以睡觉

    1971年，郑春平成为交警，执勤地点就是新建成的二七广场。这里有4个路口，但没有信号灯。与火车站、医学院并称为“郑州三大忙”的身份，从侧面也说明二七广场的管理需要更多的投入。但就是这样一个“繁忙之处”，交警清闲的时候，甚至都可以“站在路中间睡觉”。当时，郑州的大小汽车，再加上摩托车也不过1000多辆。

    眼前通过的汽车，有吉普、公交、货车、解放牌卡车、偏三轮车。偶尔还有挂着粪兜的马车，踢踢踏踏地悠然而去。

    之后，解放路、一马路、二马路的修建，让郑州又多了几条繁华的“主干道”。而郑春平也被调到了解放路岗。

    1972年

    控制红绿灯，靠的是手动

    1972年开始，交通信号灯才慢慢地普及开来。和现在的电脑控制不同，那时的信号灯，都是手动的，就是说，如果交警想让东西方向绿灯，只要拧一下开关就行了。

    1955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了《城市交通规则》，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交通法”。里面规定了基本的“靠右行驶”规则。这一规定，也让信号灯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左拐怎么拐？

    郑春平说，那时还没有箭头指示灯，根据交通规则，当“黄灯、绿灯”同时亮起时，汽车就可以左转了。而这一方法，目前已经停用了。

    交通信号灯的改变，从一个方面说明城市车辆的增长。

    1974年

    交警“搭便车”处理交通事故

    车多了，事故也就多了起来。

    1974年，郑春平被调到了郑州市交通队业务组（现在称为事故科）。

    那时，郑州交警的报警电话是“3321”。但是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IC卡电话。出事故了，司机要跑很远的路，到附近的公社，用手摇式电话报警。

    当时的郑州，包括郑春平在内总共只有6个事故民警。但郑州的地盘却在不断扩张，东到中牟的唐庄，北到黄河以北200米，西到上街区。事故科唯一的先进交通工具是摩托车。

    给郑春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时的人特别朴素，发生事故后会在原地等待处理。

    所以，如果郑州市内发生交通事故也就罢了，赶快骑着自行车过去。而一些较远的地方，比如上街或现在的黄河游览区，就得想办法过去了。

    这时，郑春平就会在路边，举着一红一绿两把旗子，过路货车看见后就会停下来。“搭个便车吧，我要去那边处理事故。”

    所幸，当时郑州通往郊区的大路就那么几条，所以交警总能“搭到便车”。身上挎一个现场勘察包，但装备特简单：一张图纸，一个夹子，一个皮尺，一份询问笔录。

    由于当时的路并没有双黄线，所以交通责任认定主要靠皮尺测量。比如说，一条路7米宽，用皮尺量出3.5米的距离，谁越了这条线就负主要责任。

    1986年

    处理了郑州第一起肇事逃逸

    在郑春平的印象中，第一次处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很有戏剧性。1986年的一天，在经三路，一辆大货车连撞6个骑车的人，又撞翻两棵法桐后逃逸。

    郑春平和同事赶到现场，车已经跑了。但被撞断的一棵法桐帮了忙。交警跟着地上树叶拖拽的痕迹，沿着花园路跟到关虎屯，再跟进村，最后，在一个不大的民房里，发现了那辆还倒挂着法桐的货车。

    这个司机后来成为郑州第一个被判刑的肇事逃逸者。而这也是郑州有记录中，第一起肇事逃逸案件。

    1989年之后，郑春平先后在交警支队、防暴队、巡警支队工作，从事内勤工作。1995年，郑春平回到交警三大队，依然做后勤。

    “我已经56岁半了，还有几年能干？”郑春平像是提问，又仿佛在回答，偶然进入了交警这行，一干数年，也见证了郑州的成长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