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18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前门公安街16号正式挂牌。

建局以来的历次警服变迁，都展示在北京市警察博物馆里。

　　■ 引言

　　2009年2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建局60周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每个年代的重大要案，都烙下了这个年代社会矛盾的印记。回首北京警方60年走过的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路线”、“反特”；到改革开放初年，社会剧烈变革期不得不实行的“严打”；再到本世纪为扭转“越严打大案越多”的局势，正在推行的警务改革，各个年代的主要任务，都映射出这个城市的发展变迁。

　　1949年2月18日，北平，前门公安街16号。

　　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门口换上了一块崭新的牌匾———“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此前半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了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北平市公安局与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交接。

　　从1949年到2009年，从最初的“108将”到如今的5万余名干警，从一起起大案要案到最基层的社区治安，从反特、严打到奥运安保，北京公安走过60年。

　　上世纪50至60年代

　　关键词：反特

　　“官僚主义”惹怒周恩来

　　建局之初，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共有7位领导班子成员，如今在世的，只有时任一处处长的刘涌老人。回忆起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老人脱口而出“特务猖獗”。

　　刘涌回忆，当时在京特务多达1.6万人。1949年4月25日凌晨2点，潜藏特务制造了火烧电车案，崇文门外北平电车公司59辆电车尽数被毁，大火烧了4个小时。

　　当天上午，公安局主要领导都来到弓弦胡同办公处开会，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但会议与火灾无关，值勤民警没有上报案情，所有人都不知道大案已经发生。刘涌就在这个会场上，他撰文回忆说，会开到一半，才有人上报，周恩来马上问当时的公安局长，局长转问一名副处长，最后发现所有人都不知情。周恩来很生气，“会议暂停！都到现场去看看！”可车开到崇文门，司机不认路，找来交警，交警刚到北京也不清楚，周恩来更为生气，“这么大的事，连个路都不知道，可真成了官僚主义了！”

　　从现场回来，公安局领导班子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前清时，县太爷听说哪儿着了火，都亲自到现场。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还查看火灾。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

　　而“亲临现场，走群众路线，不准使用美人计”，则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人对警务工作的要求。刘涌说，根据这个要求，至文革前，北京警方的掌控能力几乎到了“玻璃板、水晶石”的程度，社会治安秩序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

　　上世纪80至90年代

　　关键词：严打

　　“越打越大”困惑众民警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

　　1981年4月2日下午3时，三名在北海公园划船的女中学生，被清河农场外逃劳教人员马克林等三人挟持至家中强奸，次日凌晨才放回。该案及1979年上海控江路打砸抢案、1981年河北承德鹰手营子矿区强奸少女案等一系列恶性案，引起了中央重视。

　　1983年9月，横跨20年的三次全国性“严打”拉开了序幕。

　　宣武分局人口管理处副处长郑忠当年在陶然亭派出所工作：“一网下去准有鱼”，可最大的感受竟是“掌控不住局面”，发案量激增。他的辖区就曾发生过同一条街，同一天早、中、晚，三户人家接连失窃的情况。

　　市局刑侦总队重案支队队长柳毅经历了整个严打时期。他分析认为，上世纪80年代，社会处于快速变化阶段，利益目标太多，犯罪诱因也明显增多。“为一台松下录像机，一辆雅马哈摩托，都有可能杀人。一个叫于广成的人，看中了发小的摩托，就把发小骗到亲戚家，一棒子打死了”。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公安学校的毕业生，柳毅接受的教育是沿用上世纪50年代的做法，以“死记硬背”的户籍管理功夫为主，“眼睛像照相机，耳朵像录音机。进一个大院，看到一个人，脑子里马上闪出他的全体家庭成员，甚至于家里有几张床，谁睡在哪张床上”。

　　50年代的传统警务方式面对80年代的剧烈变革，让民警们力不从心。柳毅他们几乎全年没有一个公休日，天天从早忙到晚，可还是忙不过来。“感觉比奥运期间还累”。

　　在柳毅的记忆中，从1983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警方一直在严打，经历了近百个区域性严打高潮。可是，治安局面却未见好转。1996年春，北京爆发了数起恶性案件，尤其是鹿宪州案与白宝山案两起大案，震动中央震惊全国，拉响了第二次全国严打的导火索。

　　同年，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被杀案、21名进京女青年被杀案、残害男童案……

　　回顾1996年，郑忠说，公安部领导隔几天便要听取一次案件汇报，每一名民警都笼罩在压力下。案件数月未破，百姓非议很多，就连交警都曾遭到违章司机的挖苦，“也就这点能耐，有本事去把银行案子给破了。”

　　鹿宪州案与白宝山案结案后，没人兴奋，很多民警开始困惑：1983年开始严打，没压住；1986年再严打，还是没压住。一直在打，为什么总是压不住？案子怎么还会越打越大？

　　2000年至今

　　关键词：警务改革

　　“探头漏拍”凸显新挑战

　　沙堆铲沙子，铲走一锹，上边就往下流一点，只有沙基小了，沙堆才会真正降低———这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的“沙堆理论”。

　　针对严打，马振川认为，此前打的一直是沙堆尖儿。所以，2000年以后，北京要开始改打沙基，也就是轻微违法。因为“要想大案少，一般刑事案件必须少；要想一般刑事案件少，治安案件必须少；要想治安案件少，社会治安秩序必须好”。

　　2004年，北京严打告停，着手警务改革，用“数据常量”代替“指标制”，即抓人、罚款不再有指标，而是看辖区内前四年的平均发案量；织“整体防控四张网”。

　　就在这一年2月3日凌晨，一个消息再次震动京城：著名演员吴若甫遭绑架。

　　北京警方再度面临考验。

　　刑侦总队杨警官说，“吴若甫绑架案”和此前的“王氏兄弟绑架案”极其相似，警方怀疑是同一团伙，并立即搜索该团伙头目王立华的坐骑———一辆蓝鸟轿车。当晚6时许，王立华上了这辆车，杨警官一直跟在车后。一个小时后，王立华驾车来到一个修理厂。“我们决定马上动手，这是最好的机会”，随后，他和几名同伴立即扑上去，把王立华死死按住。“虽然手被抓住了，可他还是拼命向左裤兜使劲，又往腰上使劲。后来发现，他的左裤兜里有松发式手雷，能在7秒钟引爆，腰里还别着手枪。”

　　“吴若甫绑架案”22小时侦破。此案过后，北京警方组建了反绑架突击队，杨警官成为其中一名基层负责人。

　　最近两年，北京绑架案破案率接近100%。杨警官看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因为“沙堆”在变小，诱发恶性案件的其他犯罪少了。

　　而在柳毅看来，命案发案率下降了近1/3，就是警务改革效果的最好说明。去年奥运期间，安保压力很大，但没有发生恐怖和爆炸事件，涉奥场所零发案，连续40多天，警情等级一直“良好”。

　　可新的问题仍在不断出现。

　　2007年，朝阳区发生了一起尾随入室杀人案，造成两死一伤。街面，院门，电梯，一路上有很多探头，可结果却让警方失望———所有探头都没有打开。

　　“信息情报主导警务，这是全球趋势，信息收集是否通畅、准确，决定成败”，柳毅说，目前北京摄像头很多，但分属不同部门，如果统一调配，不可能有“漏拍嫌疑人”这样的事情发生。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毛立新同样认为，基层单位信息源头不畅、条块分割影响信息共享、信息应用人才缺乏、技术装备落后等因素，都制约着新型警务战略的有效实施。北京警方的警务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本文结合整理了刘涌所著《政法春秋》中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