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91948年秋，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从华北、西北等局选调了100名干部、8名党员大学生，在西柏坡西黄泥村接受“情报保卫人员训练班”培训。这个训练班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前身；该“一百单八将”则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创业元老，刘涌正是其中一员。

　　本月23日下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刘涌老人正在阅读文件，“我今年94岁了，是个聋子”，老人说着，递给记者纸和笔，采访就在“笔问口答”中进行。

　　警示 “拍马屁就是为了骑马”

　　新京报：作为第一任警察队伍，你们当时是一种什么状况，是否有工作经验？

　　刘涌：当时我们只去过太原、西安、延安等中小城市，没有到过北平城，是典型的“土包子”。1948年12月14日，从西柏坡赶往保定、准备接管北平市警察局时，我们第一次坐上了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制大卡车。1949年1月25日黄昏，我按市局了解敌情的工作要求，和几个人着便装进入北平城、摸国民党警察局情况时，刚过西直门就看见了有轨电车，我抗日战争以前是铁路职工，可从没见到过这种不冒烟却也走轨道的车，特意去摸了摸电车轨道，心里又新奇又喜悦。

　　新京报：你们在西柏坡的受训重点是什么？领导们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刘涌：训练班正式开学是在1948年9月17日，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中，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我现在还有当时整理的刘少奇讲话，他说“爱出风头、英雄主义，在别的工作上还可以允许一点，但你们这行不允许……顺利的环境下容易贪污腐化，经不起考验……要有两方面修养：需钻入污浊的环境里，但要出污泥而不染。”

　　进入北京前，彭真还特别强调，“过去我们在农村闹革命，现在进城后就是执政党了，会有很多人溜须拍马，用美女金钱诱惑你，可不要栽跟头。人家为什么拍马，拍你是为了让你为他服务，不要把这当成好事，拍马屁就是为了骑马！”

　　行动 天桥“三霸一虎”被枪毙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治安环境错综复杂，具体都面对哪些威胁？

　　刘涌：解放初期，北平的特务数量多、系统庞杂，企图搞暗杀破坏行动，我们破获了张荫梧武装暴动案等9起破坏行动，粉碎了段云鹏（注：1946年曾试图暗杀叶剑英）的暗杀阴谋。土匪也十分猖獗，称霸一方；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散兵游勇和地方团队、土匪勾结，形成了新匪帮。另外，菜霸、骡马霸、建筑霸等恶霸势力也比较突出。

　　新京报：针对那些恶霸势力，公安局采取了什么行动？

　　刘涌：天桥是当时全市闻名的恶霸聚集地，集中了“三霸一虎”（东霸天张德泉、西霸天福德成、南霸天孙永珍和“林家五虎”中的林文华），敲诈勒索，无恶不作。1951年5月16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连续四次召开控诉恶霸大会，4天后“三霸一虎”等恶霸被枪毙，从那以后社会治安秩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

　　挑战 清洗旧警杜绝“警匪一家”

　　新京报：北平市公安局初建时，曾收编了原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的警察。旧警察是否还有过去的不良习气？新建的公安局是否曾面临“警匪一家”的挑战？

　　刘涌：解放初期的一天，我和冯基平（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到天安门城楼参观当年军阀杀害李大钊所用的那座绞刑架。城楼很拥挤，参观完才发现，冯基平胸前的一支派克牌钢笔让小偷给扒走了，回到市局大家都很气愤，认为小偷偷到侦讯处长头上来了。当天晚上，我找到旧刑警大队大队长聂士庆，责令他查缉小偷。聂士庆脸上露出为难之色，见我口气坚硬，只好照办。第二天刚上班，聂士庆就把钢笔送来了。这件事让我很有感触，它说明旧社会警察和盗贼是相互勾结的。

　　新京报：新公安局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刘涌：1952年春，市公安局开展了反对“吃、喝、赊、借、偷”、“奸、懒、曲、滑、坏”旧警作风运动，通过发动群众，清洗了旧警2249人，逐渐树立了公安的新形象。

　　期待 民警违纪问题要常抓不懈

　　新京报：作为北京公安发展历程的见证人，你认为目前的警务工作有哪些问题？

　　刘涌：1978年3月恢复工作以后，我的心愿实现了，当了公安局的第一个顾问，后来又任特约咨询委员，对公安保卫工作、国家安全工作建言献策。1998年，我先后到交管局，西城、朝阳公安分局和治安处调研，发现几个问题：执法不严、执法不公、办案违反法律规定和程序。

　　新京报：你觉得这些问题要如何避免？

　　刘涌：民警违纪、违法问题，是公安机关时刻面临的问题，2001年海南曾发生一起民警吴亚弟违纪违法案，吴亚弟在从事色情活动中，开枪将一名女青年当场打死。看后，我问刘德（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我局有无类似情况？”现在，民警不愿意让领导过问八小时以外的行为，有的领导也不愿意过问。我觉得，对民警的个人生活还是要严格要求，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对症下药，常抓不懈。

　　新京报：对这一代年轻警察，你有哪些期望？

　　刘涌：三句话：埋头苦干；与群众打成一片；出污泥而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