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张凯辉通过了公安部维和警察培训资格考试，2002年5月至8月，在廊坊武警学院维和培训中心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2003年9月，联合国维和警察甄选小组对75名中国预备维和警察进行了选拔考试，张凯辉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联合国官员当场握着她的手说：“excellent”（好极了）。
    2004年4月26日，告别了亲人、领导和同事，张凯辉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另外11名同志从北京起飞，奔赴科索沃任务区。27日16：15到达了科索沃的省府普里什蒂纳。
    尽管在出发之前，对任务区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刚刚从祖国繁华美丽的首都出发，又途经世界著名的音乐之都维也纳，他们感到了极大的反差：空空荡荡、设备简陋的机场，穿着各式制服的联合国警察严肃的表情，去基地的沿途上很多地方被炸毁、烧毁的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时不时会经过一处被红色警戒线围起的地雷区。虽然那曾经繁华的痕迹也随处可见，但是街头行驶的一辆辆坦克及全副武装的士兵，满街荷枪实弹的警察，使人不由自主联想到这里曾发生过的一切……来接他们的人员警告说：“在这个任务区24小时都要把枪和电台放在身边，因为谁也无法预料下一分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蛇头”威胁说：“我们知道你家在广东，小心点。”
　　参加完一周紧张艰苦的培训，经过考试和竞聘，张凯辉被分配到总部的边境情报部门工作，主要是负责打击偷渡和边境走私活动。
    战争造成科索沃地区社会退步，这里失业率高达75%左右。经济的衰退导致了治安形势的混乱，科索沃的贩毒、走私军火、偷渡、贩卖人口、洗黑钱和走私汽车等活动十分猖獗。
    这些犯罪分子当中也有一些是中国人，当他们间接地了解到张凯辉是中国警察时，就通过各种办法找到她，以中国人的身份求得她的同情，甚至想要用金钱收买她。2004年5月，有3个中国人找张凯辉帮忙汇款，说是因为语言不通才来找她的，到了银行张凯辉才知道他们要汇的是10万欧元，因为在任务区的银行只有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在汇大笔款项时不需要提供有关证明，这么大笔钱，引起了张凯辉的警觉，她立即拒绝帮他们，这些人当场就拿出5000欧元塞给她，并且说不够还可以加，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张凯辉，这些人不是在洗黑钱就是没有居留权的偷渡客，于是严词拒绝帮忙，并向警队长做了汇报。
    这种情况发生不止一次，张凯辉遇到了几次来自中国的偷渡案件，其中有一次在他们运送的四个人中有三个是在国内有案底的，他们来之前联合国移民部门就已经掌握了情况，他们一到机场就被遣返了，于是那些“蛇头”又找到张凯辉，开始对她进行贿赂，在遭到严词拒绝后，马上翻脸威胁说：“我们知道你家在广东，小心点。”
    在当地复杂的环境里，处理这些事件如果稍不注意，或对法律不够熟悉就有可能被卷入不可预料的危险当中。当时，只有张凯辉一个中国人在边境情报部门工作，所有涉及中国人的案件都由她负责，她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高度警惕，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我对祖国与和平的热爱更真实、更具体了”

 

　　2004年7月，张凯辉被调到了中心刑侦局的失踪人口调查部门。也正是由于这个部门的特殊性，使她有机会深入地接触和了解到战争给家庭、社会带来的影响。
    战争期间损毁的房屋，经过重建和翻修能够恢复一新，不留任何痕迹，但战争给人们心灵上带来的创伤，却是永远无法抚平。“参加维和行动之前老觉得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可经过这段时间的历练，我感到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对和平的热爱更真实、更具体了。这种深深的体会来源于每每走访家属、尸骨确认后通知家属的那一幕幕：白发苍苍的老人送黑发人、朗朗硬汉墙角处无声的哭泣、亲人尸骨前痛不欲生、当场昏厥、抱头痛哭……比比皆是，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绝望、无奈和仇恨，更充满了对和平的渴望与珍惜。”张凯辉深情地说着……
    在这个部门工作以来，张凯辉参与调查的案件共287起，主要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案卷、实地调查、对案犯嫌疑人的审问、走访家属和目击证人、甚至到太平间去参与尸检、到无名墓地去挖坟，最终将确定的失踪人口移交给家属。由于要调查的案件非常多，她常常是早早就驱车出发，下午很晚才回来，午饭经常是在车上简单吃点面包或饼干。科索沃大都是简易公路和盘山公路，公路很窄，有时开到半山腰一侧头就看得见悬崖深谷，道路险峻，事故频繁，冬天下雪后的山路更是让人望而生畏。
    2004年11月12日，下了第一场雪，下雪后的第四天他们接到一个挖坟的任务，张凯辉虽已学过雪地驾驶的知识，可真正在雪地上驾驶还是第一次，因为和维和部队、扫雷组都约好了时间不能随意取消，为了能完成任务，她找了块空地练了整整两天，到了那天往山上开的时候，她非常小心，紧紧盯着前面的车，几次险些滑向路边山崖。张凯辉说：“由于车上还有当地警察和翻译，还得装得很从容的样子，其实心里紧张得要命，以35公里的速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山顶，中途有个翻译要上厕所我都没停，我说：‘你要不就忍着，要不就在车上解决吧，我不能停。’那个翻译很生气，可我真没办法，我们后面还有三辆车跟着，斜坡上山不能停，一停车就会倒滑，那太危险了。到了山顶，外面是零下23度，我还是紧张得一身的汗，但同时也有好几个外国同事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在失踪人口调查部门有一项没人愿意做，可又经常要做的工作，那就是尸体交接工作。每次交接都有30多具尸体从贝尔格莱德运回科索沃，张凯辉所在部门负责内部交接时的安全保卫工作。这些运回来的尸体要停放在“太平间”，一一核对进行DNA鉴定。“我在国内别说‘太平间’没去过，就是真的尸体也没见过。”张凯辉说，“2004年8月16日，当我听说那次的尸检工作要由我负责时，我提前两天就开始做心理准备，向有经验的中国同事请教，可还是比我想象的要难：科索沃的‘太平间’相当的简陋，几间平房用来进行尸检、尸体解剖、尸体交接，院子里并排放着8个装有冷气的大集装箱用来存放尸体，每具尸体都放在一个白色的大塑料袋里，一个摞一个的放在集装箱里。这些尸体大都是1999年战争中失踪的人口，大部分都还是连着肉的骨头，连着的肉也已经腐烂了，最难以忍受的是尸检房里的那股腐尸的味道，令人作呕。我的第一次尸检工作就是连续在这种味道中工作了三天。”
    “记得当法医打开第一具尸体袋的时候，那股味道差点没令我窒息了。午休时，看着那些人类学家和法医就在尸体旁吃午饭、吃苹果，可我走到外面呆上半个小时也还是吃不下任何东西，连买好的汉堡我都觉得有股腐尸味。第二天到吃晚饭的时候，我饿哭了，可是吃什么都吐。我的一个湖南同事，告诉我想吃东西就得喝点酒，我一下子喝了几大口酒，或许真是酒的作用，又或许真的是太饿了，第三天我居然能吃下一点东西了……”
    “困难虽然很多，但我一直是暗下决心，暗暗鼓励自己：我要努力，决不能被困难压倒，所以我到失踪人口调查部门工作以后一直是比别人到得早、走得晚，认真学习，工作负责，苦活累活干在先，从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因此在这个部门工作了两个月就被任命为部门负责人，公安部的领导还就此事发了封贺信给我。”
    “还记得联合国官员第一天在我办公室门上贴上中国国旗的时候，我差点激动得哭出来，心里的那种骄傲真是从没有过，觉得自己好像在向世界各国警察宣布‘我是中国人’。没有到国外工作之前，我从没有感觉到对自己的国旗是如此的热爱，对自己是中国人是如此的自豪。”

    “恐怖分子在我的车上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2004年11月，由于想多积累点工作经验，战争犯罪部门正好有个职位空缺，张凯辉就参加了竞聘，成为这个部门的副职负责人。
    科索沃的战争罪案件都是发生在1998、1999两年，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屠杀、抢劫、纵火、强奸和酷刑等无所不有。案件调查旷日持久，卷轶浩繁、取证困难，而且涉案犯罪嫌疑人有的身居军政要职，有的即使是布衣百姓，也是深受民众拥戴，这给调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风险。抓捕行动难以保密，执行起来危险也大。
    今年3月份，科索沃的总理被起诉，自他被起诉后，科索沃的一些恐怖主义分子发出消息说：“要开始绑架联合国警察，从亚非警察开始。”同时这些人也开始煽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3月11日晚上6点20分，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刻。”张凯辉说，“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加班，突然“砰”地一声巨响，窗前闪过大片火光，接着就听到街上人群的喊叫声、汽车的鸣笛声，乱作一团。我当时还以为是我所在的那栋楼爆炸了，吓得我手脚发抖，连电台都听不懂了。原来是恐怖分子在我的汽车上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万幸的是我那天由于要完成报告而加班，逃过了这场劫难。一起工作的同事得到消息纷纷来电慰问我，可我已经紧张得不知该说什么了，从那以后每次上车前我都不自觉地趴下来检查车辆有没有异常，并尽可能减少用车。”
    战争罪案件调查是一个崭新的工作领域，挑战之巨不言而喻，语言关和法律关是必须要逾越的。张凯辉虽然在国内学习英语近10年，自认为有扎实的基本功能够胜任口语交流和文字表达的要求，但在案件调查中涉及到的专业术语相当地多，尤其是再遇到带有方言的英语时，还是感到有一定的困难。为了能够尽快越过语言关，她就尽量地多与外国同事一起工作，多和他们聊天，用了很多的业余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用英语的学习当中。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尤其是在与众多国家警察的朝夕相处中，极大地提高自己对不同口音、不同表达方式的适应能力，同时也对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差异性有了深刻的理解。
    联合国任务区的警察制度受英、美影响颇大，而法律体系则师从法、德，有着鲜明的大陆法系特征。而在国内张凯辉一直是在边防部门工作，工作性质相对比较单一，所学的法律知识在这里明显的不够用，作为联合国维和警察在任务区不仅要自己执法，还要指导当地警察执法并和他们一起工作，怎么办？“我们是中国政府派出来的，出了事故我个人可以负责，可声誉受损可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所以刚到这个部门的时候心里真是没底。于是我在工作中采取多学、多读、多问的办法，努力向各国同事学习，多读别人写过的报告及各种法规知识，不懂的多请教、多参加学习。例如一个加拿大的女检察官经常给我们上法律课，从未缺席过的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法国同事。”
    调查工作中，最难的还是询问证人。大部分证人在战争中都是历经劫难，很多人在那期间都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如今找他们做调查，无异于再揭伤疤，再次让他们回忆那段痛苦的经历。在取证词的时候，只有不厌其详，耐心说服，才能了解犯罪事实。有个女证人在1999年逃命时臀部中弹，跛着腿逃过了准军事人员的追捕，躲在小溪边的树丛中，大气也不敢出，而就在不远处半山腰的树丛中，不幸被捕的妹妹正被几个敌人强暴，妹妹的惨叫声在山林中回荡……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我庆幸自己生长于一个和平的国家，为那场战争中被杀戮的无辜百姓感到悲哀。但愿世界和平，类似的悲剧将不再重演。”

    在困难中学会生活

 

　　科索沃任务区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配枪任务区之一，表面平静安详，却时刻是暗流涌动，治安形势比较严峻。
    就在2005年初还不断地有事件发生：2005年的1月13日，在普里泽伦地区的一个非洲维和警察被汽车炸弹炸死了；隔天凌晨Podujevo靠近塞尔维亚边界又发生了枪击事件，这起枪击事件被怀疑是由约20名来自于车臣的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分子所为，这些恐怖分子发出消息将对任务区的美国和英国以及维和部队等人员进行袭击，因此维和警察又开始了十二小时两班工作制。“对这种工作制我并不陌生。”张凯辉说，“2004年十月份临时政府大选期间，为了预防不测，所有的警察部门都是十二小时工作制，我就在其中的一个选票点连续进行了六天的十二小时夜班工作，穿着防弹衣带着钢盔对所有车辆和行人进行检查，主要检查是否携带枪支和其他武器，因为科索沃地区非常容易购买而且很多人都私自藏有枪支武器。”
    2005年3月，“一天早上有人报告说我们单位隔壁的一号警局发现了炸弹，当地警察和维和部队的同志立即开始疏散附近居民。很多居民不顾一切地夺路而逃。由于毫无目的、毫无组织的四处乱跑，一下子堵塞了交通，并在逃跑中造成一人死亡。疏散了居民后，整条大街都被封锁起来了。”当时张凯辉刚刚从一个检查点执行完十二小时夜班任务回来，十分困乏，可当听到电台里当地警察呼叫的声音，她还是组织了部门其他同志一起赶到一号警局协助工作，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地毯式搜索终于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内发现了两颗手榴弹，并成功移走，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在日常生活方面，她们租的都是阿族百姓的房子，在找好房子后，她们就用公安部配发的辐射探测仪检测周边环境，直至合格才放心住下。因为联合国人员一直受到警告，当地的饮用水可能受到贫铀弹污染，特别是刚到任务区不久，就曾听说新近回国的希腊维和士兵中有十余人罹患白血病。所以，十四个月以来，她们都尽量饮用纯净水，但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头发一把一把地掉，牙齿也变坏了。另外，科索沃的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夏天还好过，有时候还不停电，晚点吃饭或吃冷的东西不怕；冬天就比较难过了，一停电就是七八个小时，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20多度，整晚都没有暖气，冻得要盖四五床被子；没办法做饭就用存好的开水泡着剩饭吃。“不过这和当地的穷人比起来真不算什么，战争造成了很多人无家可归，就是最冷的冬天也能看见街上一些打着赤脚、身体瘦弱的孩子和老人们沿街乞讨，她们眼中流露出的那种无奈和痛苦的神情真是让我揪心的痛，战争带来的创伤是多么的残酷啊，每当我看到这些可怜的人们，我就告诉自己：即使再苦再累再危险，我也愿意用我所有的热心和爱心努力工作，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奉献我的一份力量。”

    不辱使命，为国争光

 

    “我们在任务区不仅仅是联合国警察，同时还代表着中国警察的形象。”张凯辉回忆说，“我曾经和其他同事一起去看望孤儿院的小朋友们，并把我从国内带来的一些便装、日用品及药物送给当地的孤儿和百姓，带头为泰国、马来西亚等地遭受海啸的灾民捐款，尽管我们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富裕，但我们表达的是爱心、传递的是友谊。在办案中花个人的钱也是经常的事，在失踪人口调查部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去家访，当我告知那位白发苍苍的母亲———她的两个儿子的尸体同时找到了，她当场就晕倒了，我和当地警察一起把她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抢救时她没有钱，我帮她交了五十欧元，并且在她住院期间经常买营养品去看她，出院后也一直照料老人的生活。事后得到了上级和当地警察的高度评价，赞扬中国维和警察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当地人民的热心和爱心。当听到我要回国的消息，老人来到单位，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说：‘你就是我中国的女儿，我舍不得你走啊！’”
    正是由于这些工作和生活上的点点滴滴，中国警察在任务区赢得了各国警察的高度赞誉。在任务区总监给中国警察颁发和平勋章的时候，他说：中国警察是他见过的素质最高，纪律、工作作风最严谨的一支队伍；并对每位同志的工作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赞中国警察为各国维和警察树立了榜样。并把张凯辉的总评价定为：outstanding（杰出的）。
    今年6月27日下午，张凯辉圆满地完成了14个月的任务乘机回国。“当我踏上祖国的土地时，心情万分激动，就像是失散多年的儿女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远离了任务区的炮火，再次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想到自己终于不辱使命，平安地回来了，同机的12名维和队员都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是激动、幸福、自豪的眼泪。”张凯辉表示，“面对着鲜花和掌声，我深知自己和组织上的期望和要求还有着很大差距，还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把荣誉化为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激昂的斗志投入到本职工作当中，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公安边防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