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树今生注定与法医结缘。就在余家树1987年从吉首大学医学院调入吉首市公安局上班的当天晚上，吉首市马颈坳镇洋田村发生了一起群体械斗事件，酿成两人重伤、一人致残的惨剧。余家树第一次接触这种血腥、紧张的场面，但他毫不慌乱，运用自己的知识，仔细勘查、取证，配合战友们查出了凶手，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1988年冬，吉首市发生了一起恋爱纠纷伤害案，男青年一怒之下刀劈恋人，提着猎枪上了山。数日后，一村民在深山的一个天坑附近闻到了尸臭味。余家树与民警们顶着漫天大雪赶到天坑边。天坑有三十多米深，里面漆黑一片，阴风呼啸。余家树二话不说，一手拿手电，一手提勘验箱，独自下到坑底。在坑底的岔洞里，他果真找到了一具腐臭的男尸，上面爬满虫子。余家树顶着恶臭，对尸体进行勘验，每勘验一阵就跑出岔洞呕吐一阵。经过几个小时的工作，他终于查清死者就是杀人凶手。案子破了，余家树却因此三月不识肉味，见肉就呕吐。

　　人命关天，责任如山，在一起起扑朔迷离的命案面前，余家树总是用求真的态度、精湛的技术剥开一张张“画皮”。

　　吴某好吃懒做，其妻一气之下去南方打工，后被深圳警方遣送回乡。吴某觉得丢面子，吵着要跟老婆离婚。一天，他大醉而归，半夜死去。公婆怀疑同床异梦的媳妇有杀夫嫌疑，同寨的乡亲也议论纷纷，吵着要抓那女人抵命。余家树忙碌一个通宵，细心解剖尸体，力排众议，确诊吴某因暴饮暴食，死于急性坏死性出血性胰腺炎，与其妻无关。医院的病理切片结果佐证了余家树的解剖结论，澄清了不白之冤。

　　据统计，余家树从警以来，已接待活体损伤伤检3800余人次，出具损伤程度鉴定2800余份，出勘各类现场600多次，出具尸检报告198份，物证鉴定186份，成功指导侦破了一批当地群众关注的重特大案件。他在日记中写道：“法医姓‘法’，为了让冤屈得以昭雪，使疑犯得到审判，即使工作再苦再累也值得。”

　　1994年7月的一天，余家树的爱人上夜班回来，跑到书房一看，书桌上堆满了资料，还有正在写的论文，而丈夫倒在地板上，疼得直打滚。妻子见状，吓得哭成泪人，赶紧叫人把他送往医院，诊断为霉菌性腹膜炎突发。事后，妻子心痛地劝他：“都病成这样了，就不要自己再找罪受了。”余家树笑笑说：“搞研究，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一方面对破案有指导作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法医科技领域，我愿做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求索者，一直向前。”

　　余家树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迷信权威，敢于对已有的法理进行质疑。如人体死亡后形成干尸的时间，法医专业书籍上一般认为需两到三个月才能形成，但在湘西丘陵低海拔丛林中，死亡17天就形成干尸。根据这一现象，余家树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探讨，撰写了《短期内形成干尸两例》的论文，发表于《实用法医学杂志》上，并被收录到《法医学概论教程》中，丰富了法医病理学晚期尸体现象的内容。

　　十几年来，他主编出版了两本论著。一本是约45万字的《实用法医词典》，这是国内第一本法医词典类工具书。这本书是他身患尿毒症最严重的阶段完成的，熟悉他的同事个个为之赞叹垂泪。另一本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价值的《法医命案勘查纲要》。近两年来，他连续又有六个科研项目被列入湖南省公安科研基金项目、湘西自治州科技社会发展计划项目。

　　从1994年初开始，余家树就时常感到头昏脑涨，四肢乏力。他到医院一做检查，确诊为慢性肾炎合并肾功能衰竭。面对着这个可怕的结论，他惊呆了。学医的他深知这种病意味着什么。为了治病，他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岗位。

　　为治病，余家树不得不做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其间霉菌性腹膜炎几乎令他痛断肝肠，重度贫血使他上23级台阶的2楼也要15分钟，小拇指大小的穿刺针在他手臂一条血管上留下了400多个针眼。

　　1996年，余家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8月，余家树不得不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并实施了肾移植手术。手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术后不久，他又迫不及待地投入到了他钟爱的事业中。

　　2003年5月，因为排异反应，余家树的肾脏又丧失了代谢功能。无情的病魔再一次将这个七尺汉子击倒。在大家的关心下，他再一次成功地进行了肾移植手术，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经历了两次生命劫难的余家树，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说：“党给了我两次生命，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为党、为法医事业多工作一天，多做一点贡献。”

　　18年来，余家树拖着多病的身体，撰写了10多个典型案例、近30篇学术论文，出了近10个科研成果，其中两个填补了我国法医学空白，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他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科技先进个人、全省公安科技标兵等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