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街帮”的几个少年

　　2005年1月初，浙江温州的苍南警方宣布，最近破获了一起建国以来温州市涉案人员数量最大的恶势力团伙犯罪案。涉案人员达到150多名，其中未成年人占到将近一半。

　　2005年1月中旬，我去苍南的时候，那些孩子正关押在看守所，公安侦查基本结束，案件已移交到司法机关。

　　苍南警方的侦查结果显示：

　　“该团伙共涉案300余起，包括绑架、强奸、抢劫、抢夺、盗窃、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制猥亵妇女、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现已查实150起，其中绑架2起，强奸28起，抢劫9起，盗窃9起，寻衅滋事101起。”

　　我可以很轻易地得到一份来自警方提供的列有每个犯罪嫌疑人姓名、年龄、户籍地址和罪行实录的调查报告。但是很难就此还原那一个个惊人数字背后的一张张少年面孔，还有面孔背后社会的、学校的、家庭的阴影。

　　在目前到案的“五街帮”中的少年面孔里，不到18周岁的有35张。其中有8名年龄较小且涉嫌轻微犯罪的已被释放，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在苍南采访的这些天，我想得到那些孩子到目前为止的完整人生。但是这很难。除了少数几个孩子外，大部分的家长都不再有机会去见他们，我也没有得到面对面的机会。

　　但是我通过摄像机的镜头看到了他们，听到了他们说话。他们的面孔立刻变得如此清晰。

　　这些看上去稚气未脱的犯罪嫌疑人，有的接受讯问时嘴角带笑，有的甚至轻松地和警察开起了玩笑，交代罪行时有人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满不在乎。

　　苍南中心派出所的随警记者小罗记录了这些镜头，他在他们接受完讯问的间隙和这些孩子聊天，他总是以这样的问话开头：说说你和家里人的关系吧。警察眼里那么猖狂的犯罪嫌疑人立刻就会恢复这个年龄的孩子样子，属于孩子的那种无助的脆弱，渴望被自己的亲人重视的那根神经就被调动起来，然后常常是泪水决堤。

　　你可以从简短的叙述里感觉到他们内心充盈的矛盾。精力过剩但调节能力低，兴奋性高但控制力低，好奇心强但辨别是非能力低，孤独感和强烈的交往需要交织，独立性和依赖性相冲突。他们一点也不排斥在镜头前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想要的不只是重复地交代罪行

　　审讯时，这些看上去稚气未脱的犯罪嫌疑人，像个没事的人一样嘴角带笑，有的甚至满不在乎地和警察开起了玩笑。

　　审讯间隙，以这样的问话开头：说说你和家里人的关系吧。那么猖狂的人立刻就会恢复这个年龄的孩子样子，然后常常是泪水决堤。

　　温州苍南。这是一个飞速城市化的地区。少年“五街帮”。这是一群从乡村漫向城市的孩子。

　　16岁“傀儡”老大和他的“教父”

　　遇见卢立清，流浪的黑友就像遇见了他的教父———“我觉得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再没有什么能让我害怕了。”

　　在这群少年的影像中，一个皮肤黝黑、个子矮小的孩子从眼前一晃而过。

　　随警记者小罗猛地提醒我注意这个孩子———“别看他不起眼，他就是‘五街帮’的傀儡老大绰号‘黑友’，刚满16岁！”

　　小罗说，有的受害者就是因为害怕黑友而不敢报案。“有个老板已经报了案，到了派出所被黑友一吓又吓了回去，马上改了口。”

　　很难想象这个穿着花色毛衣、长着小虎牙的小男孩竟然涉嫌团伙作案116起，其中包括绑架、强奸。

　　在审讯中，办案警察也惊讶地发现这个16岁的小毛孩真是太嚣张。“有一次提审他，他跷着脚向我们吹嘘，你们别看我年纪小，我泡的妞很多！”

　　黑友带着挑衅意味的回答令审讯似乎变成了一种较量。办案警察的声调也越提越高。

　　严厉的审讯结束后，黑友歪着头站到墙角。一边的小罗瞅准机会和他聊天，黑友一下子放松下来。他用了两句话来概括童年留给他的记忆———

　　“我书念不出来，他(指父亲)经常绑起来打我，好狠啊。”

　　“我在店里给他送矿泉水，但是怎么干活他也没有零用钱给我。”

　　童年的回忆一下子抵达了黑友内心那根敏感的神经末梢。

　　黑友出身于一个不幸的家庭，母亲在他很小时死了，父亲和继母开了一个小矿泉水厂，他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在家，帮家里人送矿泉水。

　　2002年8月，黑友在一次被打后离家出走，来到苍南县灵溪镇的街上流浪。这年年关，他在街上晃悠时被父亲偶然碰到，父亲把他抓回去，又是狠狠地绑起来打了一次。“那时候我就彻底下决心再也不回家了。”

　　他又跑回了灵溪，彻底过起了颠三倒四的流浪生活。“白天睡觉、上网，晚上到游戏厅玩，有时到赌场讨点‘彩头’，或者就是和一帮小混混们打架斗殴。”

　　在一次打架斗殴中，黑友声名大振。不到15岁的他酒后和另外两个同伴与8个成年人在街头发生纠纷斗殴，他拿出一把大菜刀把其中一个大人砍伤，另外的7个吓得落荒而逃。

　　这次“以小胜大”的战绩让黑友突然明白：“我是小孩，要想不让人欺负，只能比他们更厉害。”

　　从此，一帮个子比他高大许多的小混混也心服口服地跟着他。开始只是打打架，直到2003年4月被一个叫卢立清的人发现，黑友小小年纪才真正开始了他的“老大”生涯———帮卢立清“抢夺生意”，到娱乐场所“闹场”，“找女人”。

　　黑友也向警方承认，42岁的卢立清才是隐身幕后的真正头目。记者找到卢立清过去的生意铺，现在大门紧锁。

　　在接受审讯时，卢立清说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经历过沧桑”。具体来说，就是感情和生意上的双重受挫、屡屡受挫，让他邪念滋生。

　　卢立清的老家在灵溪镇附近的观美镇，他只读过两年书，1987年，卢立清到灵溪开起了钟表修理店，不到两年就以亏本草草收场。1997年5月，卢立清在灵溪开起了一家防盗门店，又是亏本。一年后，卢立清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店，结果只开了半年就亏了6万多元。

　　1999年春节过后，卢立清到河南焦作做生意，半年后，又以亏本收场。2000年3月，卢立清变卖了老家祖传的房子，还了部分债务，剩下的钱当作资本到广西南宁批发服装到灵溪卖，干了一年，同样是亏本。

　　在这些个亏本的过程中，他的婚姻结束了，后来的女朋友也离他而去。“我那时候算明白了一件事，要想活得好，就要有钱，没有钱一切都是空的。”

　　2002年6月，卢立清垂头丧气地回到灵溪，很快与人合伙开起了托运部。“开托运部，其他托运部要经常和我抢夺生意，但人家是灵溪本地人，我一个外来的怎么抢得过别人？”

　　卢立清急需有人给他“撑腰”，几个月后他看中了黑友，“别看黑友小，他有股子狠劲，能镇得住人，又没父母管。”

　　对15岁的黑友来说，卢立清犹如“教父”。“他经常跟我们说他在灵溪很有能耐，很有威望，人们都很怕他，我们都崇拜他。”而在生活上，黑友似乎觉得卢比只会打他的父亲对他更好———“是他收留我到他的托运部工作，给我吃给我住，还给我买衣服穿。我打架受伤他给我看病。”

　　黑友即使被捕后仍然向警方这样形容他遇到卢立清后的心情———“我觉得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再没有什么能让我害怕了。”他说着说着竟然咧着嘴笑了，露出他的两个小虎牙。

　　警方认为，卢立清的介入，使这帮“散兵游勇”有了一定的组织结构。卢立清操纵“黑友”、“西瓜”、苏某某等骨干，再由他们控制下面的团伙成员。“他让我多找些跟我差不多大的人去闹事，说我们是未成年人，干违法的事没事。”黑友说。短短的两年里，“五街帮”像滚雪球一般一直增长到150多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漩涡，他们到娱乐场所闹场吃霸王餐，给社会赌场充当打手，收取保护费……

　　黑友和卢立清的相遇，似乎是一个互相发现互相需要的过程。

　　五街，温暖的漩涡？

　　一个小县城的街道就这么长出来了。“五街帮”少年们的逍遥日子也随着那些灯红酒绿的街道到来了。五街，浓缩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所有想像

　　1月中旬的一个黄昏，苍南五街，天气中有几丝寒意。

　　灵溪镇江湾路，是“五街帮”过去经常混迹的地方，俗称“五街”。商业城附近，二十家卡拉OK厅热热闹闹地一家挨着一家，记者看到，下午5点左右，就开始有老板模样的人挽着年轻女孩走进门去。

　　天色渐渐暗下来，炫目的霓虹灯亮起来，各种嗓音的歌声响彻天空，嬉笑的少年身影也开始三三两两地出现。“一直要闹到深夜两点才散。”经常载客来玩的出租车司机说。

　　五街，是随着苍南县城区的不断扩张而诞生的。这个原本荒凉的苍南城郊接合部，近年相继冒出了各种娱乐场所，网吧、酒吧、西餐厅、KTV丛生。尤其是商业城一带，简直就是卡拉OK厅的天下。

　　这里自然也是年轻人的乐园。他们从各个方向向这个乐园涌来，尤其是那些长期生活在农村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据记者仔细辨别发现，那些被捕的孩子的户籍地址显示，他们来自灵溪镇或附近小镇几十个不同名字的村庄。

　　这些村庄有的已被纳入到扩大的县城的范围。在县城繁华的街道上行走，几乎每个村都挂着的“××村卫生室”的招牌是辨认村子的最好标记。当地人告诉记者，这些村子过去都是以种田为生，现在农民自己盖的房子底层都成了沿街的商铺，光出租门面，农民每年的收入就有五六万。比商铺更招摇的是各式的发廊、足浴招牌。

    2004年8月11日，一少年骗抢团伙头目被重庆渝中区大阳沟派出所缉拿归案。他向警方供认，在最近一年时间，他们在解放碑一带作案50多起，超过100多个大中学生遭到洗劫。办案民警估计，事实上还远远不止这个数。

　　一个小县城的街道就这么长出来了。父母们忙着做生意，或者三五成群地抽空打牌，“五街帮”少年们的逍遥日子也随着那些亮起来的灯红酒绿的街道到来了。

　　“只要有人过生日，我们都要到歌厅去庆祝一番，不用花钱啦。老板不让就砸他的场子。倒是要花点钱互相送点生日礼物意思意思。”黑友对随警记者说，“我在家还从来没过过生日，和兄弟们在一起，很温暖。”

　　“五街帮”中很多孩子都来自父母离异或一方早亡的家庭，他们和黑友似乎有着同样的惺惺相惜之感。

　　绰号叫“西瓜”的孩子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父母离婚后，没有零花钱，刚14岁的“西瓜”就去敲诈学生，2002年1月被抓，很快取保候审出来了。过了两年，打架又被抓，然后有一天他就在五街遇到了黑友。

　　“西瓜”进入团伙后干得最多的事情是到娱乐场所“闹场”。卢立清代理了某品牌啤酒在苍南经销，为了让这种不知名的啤酒进入五街的酒吧等娱乐场所，他指使黑友带着小兄弟们去“闹场”，之后卢出面解场，让老板拿“红包”安抚他们了事。老板们为了感谢他，他的啤酒就很快进入了这些娱乐场所。其中一个娱乐场所一年向他们缴纳了2万多元的保护费。

　　“去那种地方，不光白喝白玩，走了还有红包拿，去了几次就上瘾了。”西瓜说。

　　有个孩子专门负责去签单消费，得了个绰号叫“签单王”。“签单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是个大老板！”

　　据粗略统计，他们每个月的免费签单消费不下5000元。

　　“和他们在一起打群架很牛，吃吃喝喝不用付钱，很轻松，很风光。”吴伟说。他白天在叔叔的打铁铺里打铁，晚上就跟着他们出去混。

　　吴伟曾经也想尝试着自己独自去签单。“只签了一次，老板瞪着我不让签。我就不敢了。还是要跟着大伙一起去，签单才能成功！”

　　办案民警说，更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团伙涉及的强奸案(包括轮奸)多达28起。“他们的性犯罪几乎到了随意的地步，其中6个未满18周岁的孩子涉嫌强奸案，最小的甚至还不满15周岁。”

　　这些孩子的性犯罪和受到其他团伙成员的“耳濡目染”甚至现场协助直接相关。团伙中年仅20岁的温兴涉嫌强奸7人9次，受侵害的女性有歌女、社会女青年和在校女学生。

　　未成年人结成同伙，其实也是互相壮胆的过程。他们在互相学习作案技巧，邪念在互相吹嘘和攀比中不断放大。有个孩子涉嫌持刀抢劫，他的母亲来公安局整个人都愣住了，怎么也不相信——“他在家见了生人脸都会红，怎么可能去参与抢劫？”

　　“都是些孩子啊，很多人都是在网吧上网或在KTV喝酒时被我们带走的，他们还不知道原因。”办案民警说。审讯时，他们还不时地嬉笑，“丝毫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随警记者小罗回忆他和这些孩子们在看守所里的交谈经历，说自己刚想和他们打招呼，孩子们倒先认出他来。“我见过你，上次也是你拍的我！”这些孩子不少人以前因为盗窃、伤人进入到他的镜头里，“不过因为年龄太小，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有的很快就办了取保候审出来，或者当场就释放了。”小罗说。

　　那些家长们

　　“五街帮”少年的家长们，或者离异，或者外出经商，很多孩子由爷爷奶奶隔代抚养。那些四处流连的孩子，让忙碌的家长们不明所以，“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孩子鬼迷心窍了？”

　　“五街帮”的孩子们，究竟有怎样的成长经历？

　　随警记者小罗和孩子们聊天，他总是以这样的问话开头：说说你和家里人的关系吧。这句话常常使孩子们的气焰隐退，泪水涨起。

　　“我恨我父亲。”“西瓜”说。他还不到18岁，却是团伙骨干，也是惟一一个来自首的孩子。“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了。过了两年爸爸娶了第二个老婆，没多久生了个女儿。过了几年，爸爸又离婚了，娶了第三个老婆。我很快又多了个弟弟。以后他们就不管我了。”

　　“西瓜”一直和奶奶住，上初一的时候他就开始经常晚上不回家，“在外面通宵打电子游戏或到同学家过夜。奶奶拿我没办法。”

　　而温兴把他多次强奸的原因归结为心理的极度空虚和对母亲的报复。15岁时他最爱的母亲离婚后离开他，然后他辍学，生活就此滑向了深渊。“同学之间吵架时，他们都骂我是没娘的种。”他说到这里忍不住抽泣起来。

　　“我经常夜不归宿，没有生活费了就去盗窃，被判了8个月。等我放出来，妈妈终于来看我了，她给了我500块钱，让我借点钱买辆摩托车做生意。我开了两天就因为没有牌照被扣了。”温兴对母亲走时的那句话记得更清楚，“她说她已经成了新家又生了个儿子。”

　　随后几天，记者根据警方提供的线索，在苍南一路寻访那些家长们的踪迹。

　　在盘山公路上行驶了1个半小时后到达审讯笔录上登记的黑友户址所在地马站镇，却发现镇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振兴东路”，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黑友使用的是假身份证。直到案发，他的家人始终没有出现。

　　16岁的王斌的父母从偏远的农村到城里来打工两年了，现在开了一家铝合金店。记者到达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关上店门出发，“天下着雨生意冷清，我们一家人下午都要去教堂为王斌祷告。”在温州生意人中，随着财富的增加，这几年基督教徒也日益增加。

　　王斌的父亲对孩子在外面究竟做了什么并不清楚，“他这半年白天都是在店里干活，晚上跟他们一起出去过几次，回来就像丢了魂一样。”

　　“我的孩子不是坏人，你去看他的手，磨的都是老茧，那是劳动的手。”王斌的母亲抹着眼泪说。

　　17岁的周盛的家在非常偏僻的巷子里，简易房，木板门上没有门牌号，85岁的爷爷和70多岁的奶奶颤巍巍地走出来。屋子里光线很暗，积满灰尘和杂物，有一台新的电脑很醒目，“他喜欢打电子游戏，我们怕他出去学坏，就把女儿给的看病的钱全拿出来，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他安静了几天，又溜出去了。”爷爷说。

　　“我眼睛是瞎的，一会儿还听见他的动静，一会儿就没声了。”满头白发的爷爷生气地用拐杖捣着地。

　　周盛3岁的时候，父亲去山西煤矿打工被炸死了，母亲随后改嫁，他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水头那边乡下读小学，很听话。搬到这县城里读初中后，就迷上了电子游戏。”

　　爷爷奶奶有一段时间生病住院，这个黑乎乎的屋子就成了团伙成员集中的据点之一。“这个孩子是出去学坏了，以前没见他闹过什么事。”隔壁邻居说。

　　邻居回忆起几个月前偶然看到的一幕仍觉得不可思议———周盛和一个男青年一起坐三轮车到了家门口，三轮车夫要钱，两人不给，双方争执起来，周盛用木棒猛打车夫的背部，另一个男青年顺手去周盛家取了一把西瓜刀出来，朝车夫的背上和头部砍去，气势汹汹。

　　记者了解到，那个男青年叫陈虎，当兵回来在卢立清开的托运部打工，一个月后卷入了团伙。他的母亲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吃店，她至今不知道孩子为什么被抓，见到记者，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孩子很听话的，从来不干坏事”。

　　“我本来让他就在店里干活，他觉得干这个活没面子，让他爸给他找工作。出事前一天，他向他爸要2000块钱说是去找工作，他爸没同意就吵了一架。”

　　陈虎出事前一天晚上没有回家，第二天他的同学打电话告诉她陈虎被抓了，这位母亲当时就晕倒了。

　　16岁的张志和陈虎的家相距不远，被抓的原因相同：打架斗殴。张志念到初二时辍学了。“当时学校怕我的儿子成绩差影响总分，让他初三回家等着拿毕业证，人家都上学，他在家呆着，没地方去。这怎么行？”

　　张志父亲是泥水工，白天东奔西跑，母亲做生意，也不着家。张志父亲去找校长、找教育局评理，让孩子继续读书，可初三刚开学，张志就因为不听话被当班主任的男老师揍了一顿。“嘴角出血，脸也打肿了。后来他好像变了个人，动不动就变得暴躁，大发脾气，就想出去玩。”父亲说。

　　11岁的妹妹突然插话说：“哥哥是和‘黑社会’混在一起了。”她皱着眉头又说，“爸爸给他买电脑，买自行车，还买手机，他还是要出去跟他们在一起。”

　　“到了初中，读书成绩差的，老师就看不起，我们小学生成绩差老师会对他更用心。”妹妹接着又冒出一句来———“初中里坏同学好多！我有一次路过听见一个高个子的人对一个小个子的说，你拿50块钱来，不给打死你。我吓得赶快逃了。”

　　张志的父亲很担心儿子出来后学校还能不能收，几个月前，他刚刚交了5000元“买分钱”让张志继续读另一个学校的高中，学费刚交人就被抓了。

　　记者寻访的过程中，极富戏剧性的是找到刘洋的家。遍寻苍南的街道不见，最后发现，距关押刘洋的看守所几门之隔处，竟然就是他的家。

　　“那天晚上我在家门口一直守到深夜12点，警察押着一群年轻人过来，我一眼看到了我的儿子，他就这么从家门口经过，再走几步，进了看守所。他回过头来望着我，我看出来他是真的后悔了。”刘洋的母亲想起那一幕格外揪心。

　　刘洋从初一开始就和黑友混在了一起。“个子长得比他父亲还高，他父亲每天中午骑着摩托车去接他回家吃饭，只要晚10分钟，就被那伙人接走了。”母亲说。

　　还没上完初中，父母怕他在灵溪又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就把他送到郑州去上武校，“不管他学什么，越远越好。”结果他暑假一回来就不愿意再走了。“我们很奇怪，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孩子鬼迷心窍了？”

　　“我实在没办法了，放下面子去请那个16岁的黑友吃饭，求他放过刘洋，后来托人打听知道后面还有个卢老大，我也请他吃饭，说我们的孩子还要读书，怎么求也没用，他还不承认！”直到事发，刘洋的父母才知道自己的孩子从15岁起就多次光顾“那种”(指色情场所)地方。“最没想到的是他春节拿了我们给的压岁钱就去发廊找小姐。”父亲说。

　　“我儿子是跟着他们学坏了，偷东西被抓起来，取保候审回到家里，我用那么粗的铁链把他锁在家里的窗边，锁了两次都让他想办法跑掉了。”父亲无奈地说。

　　刘洋最近的那次逃跑，是趁母亲在楼上看电视入了迷的时候，他打电话叫来了同学，两个人把铁链从铁窗上使劲解开，迅速溜出去，然后在街上找了把锯子锯开了铁链。

　　“有时候半夜里，那伙人到家门口悄悄把他叫出去，还是对的暗号。我们跑出去满大街地找他，几乎找遍了所有的网吧和歌厅，都看不到他的影子。”母亲说。

　　刘洋母亲的目光落在家里曾经用铁链拴住刘洋的铁窗上，现在她终于清楚地知道儿子回来了，就在不远处另一扇铁窗旁。

　　(文中涉及未成年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