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对涉案剧的制作播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通知》提出“以刑事案件为主要剧情的，剧中含有暴力、凶杀、恐怖、赌博、吸毒、贩毒、色情、黑道等内容”的界定。这一举措对于净化银屏，特别是对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由影视剧作家张策、周燕妮策划创作的八集电视连续剧《生命烈火》，正在央视一频道黄金时段热播，成为《通知》之后第一部进入黄金档的公安题材电视剧。这说明健康有益，能够促进社会进步，推进法制进程，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受影响的优秀电视剧是能够得到专家、群众和市场认可的。就此记者专访了现任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创作过许多很受观众喜爱的公安题材影视作品的影视剧作家张策和金盾影视中心编剧周燕妮。
　　张策说，从1976年文艺创作开始复苏，公安、法制题材的文艺作品就是发展最迅速的一个领域。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海岩的《便衣警察》、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人们对这类作品的欢迎实际上反映了对无法制社会的控诉与反抗，表现出沉寂后的爆发对人们灵魂的冲击与震荡。而这种心理延续至今，人们喜爱这类题材，实质上是呼唤法制与公平。这类作品尽管像疯长的孩子，有着天生缺钙的弱点，多少有些粗糙、虚假、夸张，甚至低俗，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在法制社会中我们的影视剧创作已超出文艺本身的社会作用。因此，我们在文艺创作中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这个带有必然性的创作领域。
　　记者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创作者以什么样的认识和态度创作这类题材作品，我们的作家、编剧是不是早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离开案件，离开自然主义倾向的描述，作家还会不会写作？还能不能拿出优秀的公安题材作品？
　　张策、周燕妮一致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部分这类题材的创作者们忘记或者抛弃了呼唤法制与公平、弘扬正义、抨击邪恶这一神圣而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社会功能，以所谓纯艺术的或者是功利的，甚至是低俗阴暗的手法去进行创作，使这一本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题材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不好影响，甚至影响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周燕妮说，案件往往反映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思想、道德、观念、准则的变化和冲突，诸如杀人、放火、强奸等刑事案件反映的是这种冲突中最激烈最扭曲最极至的程度。如果以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当然惊心动魄，当然具备画面的强烈冲击力。但我们不赞成这种抛开社会道德以所谓“市场观念”去展示、去表现，甚至去赞扬这种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之一。
　　张策谈到问题之二，他认为，创作中的严重的功利主义，表现出来的就是媚俗。媚俗是当今商品社会中的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很多事情的衡量标准似乎已不再是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而只剩下赚不赚钱一种。今天的影视业已经完全是商业运作，许多从业人员更是以降低政治水准、艺术水准来取悦于庸俗的社会审美水平，进而赚取丰厚的利润。这也就难怪广电总局的《通知》一下发，不少投资商立刻转向撤资了。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公安系统已经培养出一批自己的作家，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些身处公安职业之内的创作者们很容易犯一个带有职业性的错误，那就是在创作思维上陷入案件的臼巢，误以为案件就是公安题材的全部，甚至有的人离开案件就不会写作。值得比较一下的是军旅题材创作，这类题材并不以“军事”为猎奇，而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在于创作者注重刻画人物，在于将“军事”放在整个社会的背景中去思考和开掘。军旅题材作品的另一个优势还在于作家把这个题材首先放在文学的起点上进行创作，这就奠定了作品的基本文学水准。
　　张策、周燕妮也认同记者的观点，他们说，公安题材发展到今天，始终不能与有相似性的军旅题材比肩，始终不能推出精品。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多的案件绑住了创作者的手脚，不仅忽略了社会效果，忽略了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而且忽略了文学和艺术本身。这是个很悲哀的现象，是公安题材本身束缚了公安题材的发展和进步。
　　谈到今后的创作，张策和周燕妮表示，要端正创作思想，拓宽创作思路，特别是要跳出公安题材来观察、创作公安题材，要跳出案件去写案件。切记不要以为只有案件，特别是案件的原始过程，才是公安题材的标志或者全部内容。矫枉过正对于迷茫太久的公安题材创作来说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以不写案件的思维与态度去写案件，我们也许能把涉案作品写得更干净，也更深刻，不仅对成年人，也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记者接触过不少公安系统的作者，他们都说过这样一句话：公安题材是创作上的富矿，其资源是取之不尽的。张策、周燕妮为之感慨：这类题材应该出精品，关键在于创作者自己突破自己，自己超越自己。创作中多想想观众里有那么多未成年人，有那么多徘徊在法律边缘的青年，有那么多呼唤正义和公正的老百姓，只要我们的心和他们贴近了，我们能把真正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奉献给他们，我们的创作也就一定会被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