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热烈反响的获得并非毫无道理，在当前古装、言情、涉案等几大题材类型占据中国电视剧创作大半江山，并逐渐呈现出公式化、模式化的情形下，《大宋提刑官》在诸多方面确实给中国电视观众带来了一些新的观赏体验。

　　首先在题材选取的角度上，《大宋提刑官》独辟蹊径，以我国南宋时期因《洗冤录集》一书而被称作“世界法医学界的鼻祖”的宋慈这一人物为原型，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情节事件巧妙组合，根据《洗冤录集》所记尸体尸伤的勘验方法，敷设了11个离奇曲折的案件侦破故事。并且，不同于同是以宋代真实历史人物包拯为原型的诸多“包公戏”，《大宋提刑官》更注重以刑事犯罪现场的勘验技术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方法，使观众不仅看到宋慈于重重疑难之中神机妙算的推理神思，更领略到中国古代刑事检验的手段方法，令人耳目一新。这可以说是《大宋提刑官》最主要的一个看点。

　　本剧导演阚卫平曾说“我给这部戏的定位就是‘首部古装纪实悬疑剧’”。这无疑道出了编创人员在电视剧风格样式上的一种自觉追求，也由此让我们领略到这部戏在类型样式上的一个特点：即将时下中国电视剧创作中正在走红热火的几种样式加以嫁接拼合，创生出一种新奇另类的电视剧样式。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品质突出的艺术形式，类型化，甚至模式化对应着电视观众特定的审美惯性和定势，是使观众不必费太多的周折和思量，便能快捷直接地投入其规定戏剧情境的保证；但另一方面，从追求新奇的天性出发，观众又会对类型与模式久而久之的僵化和一成不变感到腻烦。所以，能否在模式与创新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确实是关乎着中国电视剧艺术能否得以健康生存和良性发展的大计。而将各种不同的成熟类型与样式予以巧妙“嫁接”，从而创生出众多新的类型与样式，使板结陈旧的老样式、老类型的各种表现元素焕发新的生机，则既能照顾并迎合尽可能多的观众的接受期待，又不失为实现艺术创新的一条捷径。在如今的中国电视观众看多了或正经宏大，或戏说搞笑的古装剧，对现代悬疑涉案剧的情节套路和人物模式亦见多不怪的情形下，《大宋提刑官》将有真实历史人物贯穿其间的古装正剧与有侦探推理情节的经典悬疑故事杂糅一体，确实能产生陌生新奇的观赏效果。

　　在剧情结构上，《大宋提刑官》没有完全按照长篇电视剧惯常的组织方式，而是将连续剧与系列剧的结构方式结合在一起，52集的篇幅讲述了11个案件的侦破过程。每一个故事集中用几集的篇幅来讲述，山重水复，曲折迂回，其中由几个主要人物始终贯穿，并给人物关系的发展、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变化留下了展现的时空余地。这颇合中国人传统的“听说书”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旨趣，以及中国古代章回体文学的叙事模式，也符合电视剧这种日常生活性很强的现代媒体形式的艺术表现特性。

　　值得说道的是，不同于同时期以同一个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港版电视剧《法医宋慈》的“戏说”品格，《大宋提刑官》保持着历史正剧的品格。这同本剧的编创制作人员力图在电视荧幕上塑造一位智慧型的中国古代法医学家的形象，与展示中国古代刑事勘验和法医检验技术成就的创作初衷是分不开的。至于全剧始终张扬的“重证实据、民命为重”的思想，已不仅是指导剧中人物审案断案的原则，而是融合进了现代的法学思想和法制理念。这显然更不是“戏说”品格的电视剧所能承载的。

　　平心而论，《大宋提刑官》并非完美无瑕，在情节的简洁、节奏的明快、意蕴的深厚、人物的鲜活、人物语言的精练和历史史实的准确等等方面还有许多欠缺；一些着眼于市场策略而采用的时尚气息浓重的电视剧视象和叙事元素，过于迎合当下观众的观赏口味和消费欲求，多少有些不伦不类。尽管如此，《大宋提刑官》还是为中国电视剧创作开辟出一个新的题材表现领域，在电视剧风格样式的创新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也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宋慈这一艺术形象矗立在电视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