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王仲刚同志，是我当公安文化研究所所长时，于1997年8月在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举行“王仲刚影视剧作研讨会”的时候。此后虽说联系不断，但却见面难。晚秋的一日，出公差从哈尔滨途经北京刚下火车的仲刚，不顾旅途疲惫而来访，使我们有机会就他的电影剧作作了一次长谈。
  “原型就是我”
  杜：你是建国以来我们公安战线出现的有数几位成就显著的电影剧作家之一。每一个成熟的作家都应当有自己独特的题材领域和创作个性。我觉得，你在铁路公安机关当了多年的刑侦处处长，亲自参加和指挥了许多大要案的侦破，一手拿枪、一手持笔，自己是铁路刑警，写的也多是铁路警察，要写的生活材料不必向别人去采访，自己经历和体验过的脑中就有，可以说创作源泉丰富而不竭，我以为，这是你的优势和特点，也是你的创作本色。
   王：是的。警察生活给了我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同写作相比，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
   杜：我注意到你说过“我不是作家，我是警察”，其实，你有了五部电影，还有几十集电视剧，还有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虽不是专业作家，但名副其实是作家，同时也是警察。我想问：警察和作家，或换言之，生活和创作，这二者你是如何统一和兼顾的？
    王：在我看来，业余写作和本职工作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本职工作是我的创作源泉。平时的工作过程也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如果没有30多年的刑警生活，也许我不会走上创作的道路。正是这片沃土给了我灵感，激励我拿起笔来，写我身边的战友，写我们的人民警察。
    杜：是啊，你的剧作几乎都是来自你当刑警的生活和感悟，而且素材直接来自你亲自破获过的案子和参与的战斗。请问：你剧本中的人物有原型吗？
   王：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要说有，我本人就是我剧作的原型人物。比如，《风流警察亡命匪》写了一个不得志不走运的老刑警宗民，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没有一个清晰的原型形象，谁知道，后来这个命运落到了自己身上，我在刑侦科长、处长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年。《伏虎铁鹰》取自我多年的刑警生活，我每天所经历的，我身边的很多战友就是我作品中的原型。生活中的铁路警察就是奉献、就是忠诚、就是忍辱负重。《天伦》写侦破拐卖儿童系列案子，是我在郑州参加和主持破案的。《生死快车》所写2001年初K148次列车上发生的大劫案，当时正是春运期间，我正在四川境内跟车暗访，正赶上60多个歹徒洗劫列车，挥舞大刀砍伤了好多旅客，光凶器就收缴了100多把，应该感谢我们的乘警，我们的解放军和广大旅客，是他们把歹徒制服了。在万源火车站，我带警察包围了列车，把这些歹徒带下车。在派出所内，这些歹徒看见只有我一个人，差点把我消灭掉。但是，我用警察的威严和正义把他们镇住了。
    真挚才能创新
    杜：我还注意到一些评论文章提到你对警匪片旧模式的突破。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的警匪片应当有自己的特色，不能照搬西方警匪片的固有模式。但对外国电影，人家好的经验和技巧一定要拿过来，西方侦探小说和警匪片中的惊险、悬念，是可以借鉴的，臂如英国著名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就写过侦破火车上作案题材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你写列车上的警匪激战，由于空间狭小，敌我混杂，枪战打斗既难又险，惊心动魄，有看头。还有悬念，《风》剧中可恶的“北上支队”、《伏虎铁鹰》中凶残的“飞虎帮”流窜犯团伙《生死快车》中的抢劫群匪，他们都是在火车上作案的，从列车始发站到终点站，在车上和沿途有限的时间空间里，警察与匪徒斗智斗勇，能否最后制服和战胜之？还有《天伦》中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能否得救？这些都是读者和观众所关注和能吊住胃口的悬念。警匪片有它不同于武侠片、言情片和一般社会生活片的特征。我们的警匪片如果没有惊险与悬念，怎么能吸引观众呢？你的剧本做到了，这很好。但光有这些还不够，因为只是借鉴，不能算是创新。要创新，一是不套用以往的创作模式，二是也不能照抄生活，要有自己对美的发现和创造。
    王：是的，我没有创作过纯纪实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在这方面一直努力着。首先是审视生活而不是照搬生活，所写的不是哪一个事情或案子的翻版。电影艺术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审美，美的东西才有生命力，美才是艺术。针对前几年银屏上纪实片的泛滥，我曾经向公安部宣传局、向广电总局，我想起来了，还向作为公安文化研究所所长的你建议，要管管当前的银幕和屏幕。纯纪实的作品，追求离奇、血腥，原生态地照搬生活，没有审美价值。其次是注意写好人物，让情节跟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走。
    杜：是的，感谢你给我们创造了一系列的银幕警察人物画廊，让中国的银幕更加丰富多彩。我还想说，警匪片因其突出惊险和悬念，故其艺术构成元素以情节的紧张、动作的强烈和场面的火爆严峻为主。但“为主”并非唯一。在人物刻画上还是有发挥余地的。我觉得，你在这方面的创新努力主要体现在：一是真实，即真实地描绘人物现实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如《风》剧写老刑警宗民操练了几十年而未能圆了“队长”梦，唯一的贴心朋友“一把手”牺牲了，可意的年轻妻子秀芬又得绝症离他而去，但再苦再累还得工作着、生活着，这里展现的不正是警界不少人物的生存现状吗？又如《伏虎铁鹰》写了一个被金钱美女拉下水、
为匪帮充当内线的派出所副所长、警察败类孟德东，第一次在电影中将公安队伍的腐败问题暴露出来；还有写警察破案用的是破旧吉普车而且缺油，中队长岳程结婚多年无宿舍只得租住农民的出租屋，警察出差无钱住包房、只得与陌生客人合住，为保护枪支文件而一夜不敢合眼，刑警们办案有时还得不到某些群众的理解和配合；《天伦》写警察下乡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甚至还遭受当地不少村民的围攻，等等，这些都是真实的。正因为剧作敢于真实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反犯罪斗争的尖锐复杂和破案遇到的重重阻力，人民警察不畏艰险竭诚尽忠无私奉献的精神才更加感人肺腑。二是真情，即抒写人民警察真切丰富的感情。如《天伦》写周副处长深爱自己的亲人，但为了救出被卖孩子日夜奔忙无暇顾及妻儿而引起妻子的不满，他心里因此陷入忠于职守却愧对家庭的矛盾境地；再如写刑警队长老马为营救被拐儿童而遭到愚昧民众的殴打，他身上带枪，但面对群众，只能打不还手，直至悲惨牺牲。影片运用对比的描写：当一群被救儿童回到亲人怀抱之时，警察们从火车上抱回的却是战友老马的骨灰盒，人民警察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可谓感天动地、撼人魂魄啊！
    王：是呀。《天伦》广受好评，认为影片拍得真实感人，尤其是警察同行不少人看了落泪。还有《伏虎铁鹰》，反映铁警之不易、人民警察的奉献，当时的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长陈绍基看后认为此片“催人泪下”。该片在全国放映，票房价值压倒了那时的进口大片。
    杜：另一部根据公安一级英雄、好警察史作善的事迹、由你和刘灿共同编剧的影片《非常民警》，不写曲折情节和惊险场面，写的是一位看守所民警平凡却高大的一生：以其带病工作、关心囚徒胜于自己的模范行为和人道主义精神，教育和感化犯人们，使之自觉地改过自新。影片的感染力也在于写真实、抒真情。总之，真实加真情，便是真挚，而真挚便能感人、出新。
   “梦”与“窗”：为铁警执著
    杜：电影是什么？它的本质当然是声画艺术。但就其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却另有说法。在世界电影理论史上，以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为代表的蒙太奇学派把银幕比作“画框”；巴赞为代表的长镜头纪实理论学派则把银幕比作“窗”，说它是供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和世界的窗口；而现代电影理论在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拉康的“镜像阶段”论之后又把银幕与现实的关系比作了“镜”和“梦”，认为人们可以以银幕作镜子映照自己的幻像，或是通过银幕进入梦境，满足潜藏的种种无意识欲望。这就是说，电影对人们具有认识和激励功能，还可以愉悦身心，应当予以重视。我记得你在《伏虎铁鹰》的结尾写到：女记者林林在恋人、刑警铁韦牺牲后，向中队长岳程递上加入铁警的申请报告，岳程将报告送回她手中，说：“不，你手中的笔，和我们的枪一样重要，多写写我们铁路警察吧！”可见你对文艺创作看得是多么重要。
    王：是的，这是一个情结，从警和创作在我心中具有同等分量。电影应当是一种高尚的、能净化人们心灵的艺术。我们一定要搞符合中国国情的电影，决不能一味模仿和追求大制作，特别是写警察的片子，决不能靠神功怪腿、拳头加枕头取胜。所以，我一定要努力写出中国老百姓和人民警察喜欢的高质量的作品。
    杜：影坛人士常说电影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意思是说影片拍成了才发现了许多不足之处。
能说说你对自己作品缺憾的看法吗？
    王：可以。已拍的几部电影中，《伏》剧拍得粗一些；《风》剧讲究造型，但缺少对故事的驾驭、把握；《天伦》可以拍成世界级的东西，反映中国几千年文化沉淀中的封建和愚昧：花钱买孩子怎么是犯法的？这里面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惜做的还很不够。
    杜：我觉得，《风》剧中的宗民、《生死快车》中的张毅、《非常民警》中的史作善这三位警察形象和《伏》剧中的反面人物铁拐李、还有《天伦》中人贩子的母亲写得较丰满、有特点，但其他人物就一般化，个别的如《风》剧中的梅蓉还有点脸谱化，写浅了。这说明，写出一部佳作很不容易。不过，你写作的毅力和决心我是佩服的。有篇文章说你写作很拼命，为写剧本几乎放弃了节假日，还经常熬夜。1994年春节因过度劳累嗓子都说不出话而不得不住院治疗。可你在医院里还在写，是这样吗？
    王：嗓子有病不影响我的思维，拔下吊针我就写，住院二十多天便写出了《天伦》的初
稿。至于平时加班加点写东西更不必提了。业余写作就靠自己挤时间。我以为，认准的目标
就要坚决走下去，闲言碎语留在背后，艰难困苦埋在心里。我酷爱文学，酷爱影视艺术。正
因为喜爱，再苦再累也心甘。
   杜：你的影视创作描绘了中国铁警的美好的梦，也为人们了解他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希望你坚持下去，多出佳作，再创辉煌。
                                                                    2004-11-23定稿于北京